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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封建王朝經濟社會變革的重要時期，人口迅速增長，商品經濟空前的繁榮，頻繁的土地兼併導致大量農民流離失所，進入城市，客觀上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與此同時，人地矛盾凸顯，住房難的問題一直困擾宋朝，由於宋朝冗官現象嚴重，官員的住房難問題甚至遠超一般民眾，在這種困境下，宋朝的官員到底是怎樣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的？

賜宅和賜第

宋代官員解決住房問題最光榮的方式就是皇帝的賜宅和賜第。在宋朝，能夠享有被賜宅這種榮耀的主要有五個群體：王朝宗室、后妃本家（即外戚）、大臣、宦官、歸順者，並且在這幾個群體中，也只有少部分人才能獲此殊榮。在宋代冗官現象嚴重的背景下，能夠脫穎而出獲得青睞的官員更是少之又少。據統計，自宋太宗到宋理宗的9代皇帝中，獲得皇帝賜宅的文臣武將共計僅為49人，平均每朝不到6人，但每朝官員基數為幾萬人，其難度可見一斑。宋代受到賜宅的官員中，最出名的有三人，一是北宋徽宗朝的高俅、蔡京，一是南宋高宗朝的秦檜。兩個人雖然都不是忠義賢良之輩，但因擅長討好皇帝，頗受寵愛，能夠得到賜宅的尊榮。

（秦檜曾獲得賜宅）

以賜宅一類方式獲得的住房，普遍存在一個——寬敞華麗。以王黼的賜宅為例，《三朝北盟會編》一書中它“宏麗壯偉，周圍數里，正廳以青銅瓦覆蓋，後堂起有高堂大閣。”宋徽宗在親自參觀王黼的宅院後，也不由得感嘆其華麗程度堪比皇宮，生活在其中必然快活無比。無獨有偶，陸游也在自己的書中記載“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由此可以看出，宋朝所賜的宅院，基本都造價不菲，能夠在滿足被賜官員基本生活外，提供更逍遙的高階享受。

贈房

宋代官員解決住房問題的一種小眾形式是依靠他人的贈房，當然，這種贈房就存在很多形式。或是友人親朋接濟，出資為官員買下住所；或是有官員徇私枉法，與私人勾結進行不法的事情，而私人以贈房為報答。

譬如宋朝邵堯夫，生活窮困潦倒，居無定所，他的官員朋友和弟子終於看不過眼，聯合好些人為他籌資買了一套房子，讓他成為了有房一族。可見，接受贈房也是宋代官員解決住宿的一種形式，但這種情況少之又少，畢竟也算不上光榮的事情。

（宋朝住宅）

借住

借住房屋在宋朝也是比較常見的。宋朝的官員借住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借住友人的房屋；二是借住寺廟。

以陸游的祖父為例，他曾向王安石學習，是北宋末年的名臣之一，官位甚至到達過副宰相。正是這樣一位名臣，元祐年間，他回家守制，由於各種原因，不得不借住在附近的寺廟當中，直至退休才存夠錢買了一塊地皮，但囊中已然羞澀，沒能建成房子。再如蘇軾，因烏臺詩案等一系列事情被貶到黃州，由於犯官身份無法住官舍，只能借住山間舊寺定慧院，後由於其他原因又不得不借住到長江岸邊的一個水驛臨皋亭。

（蘇軾的住宅）

除了借住寺廟，借住友人家中的官員也不少。宋初的張錫，沒有兒子，宰相範質以對待兄長的禮儀去侍奉他，甚至直接把他安排進一個大院子，而張錫認為執政的家裡不能久住，於是又“往依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

宋朝的官員看起來還是比較豁達的，自己沒房子，可以快快樂樂的住到友人家中；實在無地可住，也可以透過寺廟解決住宿問題。

公家宿舍

無法享受恩賜的官員也可以選擇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在宋朝時，這些公共宿舍被稱為廨舍。宋初時，廨和舍還是分開的，廨是官員的辦公場所，舍才是居住的地方；後為了方便官員辦公，兩者合一出現廨舍，集辦公生活一體化。

由於宋代職業官僚制度的成熟，官員流動性較強，廨舍是不少官員居住的首選。在神宗以前，京官基本上都是散落居住，到神宗時，為了方便官員辦公，為宰執等少數官員修建了官廨。但大多數京官依舊過著悲催的生活，沒有公家宿舍可住，需要自己出錢解決住房問題。相較之下，地方官員就好很多，宋代地方官員的廨舍主要繼承了唐朝和五代時的官廨，已經較為齊全，缺少廨舍的地方較少；此外，地方官員可以徵調當地百姓建造、維修廨舍。

（宋代的府衙）

總的來說，京官雖然表面風光，但在居住上面的壓力比地方官員要大很多，加上都城經濟高度繁榮，每日為居住的支出也是一筆巨資。不過廨舍作為公家所有，官員只具有使用權，一旦調離他處，還得另想辦法。

建房或買房

如果既沒有廨舍可住，也沒有皇帝賞賜的府邸，會有一部分官員選擇建房或買房。而地方官員大多有公共宿舍可以使用，流動性很強，因此買房的大多數是京官。

但是在宋代都城買房絕對不是一件易事，先看一下有關房價的資料：宋朝執政大臣陳洪進在都城買了一套房子，花費超萬貫；太平興 國年間 ， 楚昭輔拜樞密使， “帝嘉其意， 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 ， “ 太宗賜欽作白金五千，令市宅。”可見，在京都，稍微氣派的宅子耗資就需上萬貫，即便是稍微一般的，恐怕也得七八千貫。而宰相的工資大概是一月400貫左右，往下的官員，大概就從300多貫到一百餘貫不等。這或許不能說明宋朝買房壓力之大，但再看看宋朝的生活水平，仁宗時期，一斗麥可以達到五六十文，一個過得去的廚師，一月工資可從十貫到上百貫，去看一次李師師，幾十貫錢就沒了，如此高的消費水平，再和房價結合，不難想象買房之艱難，更何況宋代買賣房產還需要交15%左右的稅。

（寸土寸金的宋都）

那建房如何？據包偉民先生研究，北宋開封的人口密度大約為 12000-13000 人/平方公里”，南宋淳祐年間臨安府城區內人口密度達到 23200 人/平方公里，到鹹淳年間，甚至可能達到 3萬人/平方公里。這麼高的人口密度，找地、買地已是難事，加上物料成本、人工成本，花費不見得比買房更低。

所以，買房、建房可以說是宋朝官員最難實現的解決住房的方式，不少官員甚至直接形成了不置房產的觀念，其中多少有些無奈。

租房

租房是宋朝官員最常見的居住方式，朱熹曾經說過：“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可見，宋朝自宰相到百官，大量官員都以租房為生。實際上，古人安土重遷的觀念比現代人要重很多，如此多租房為家的官員和宋朝的特殊背景有不可分割的聯絡。

首先，宋代在地方官管理上重視輪換，每到一定年限，官員就要進行流動，以此防止地方官形成勢力，這就導致地方官很難有在某地安家的可能；而京官大多缺乏公共宿舍，而京都房價的壓力促使他們不得不選擇租住的方式。 其次，宋代房屋租賃相當成熟，公共廉租房的福利已經大規模開展，官員可以憑藉即優惠的價格（大概每天十多文）的價格租住公房，即便想居住更好的房子，也可以從私人手中租賃；最後，宋朝對於租住房屋的官員還時常發放租房補貼，例如熙寧八年，“ 增置司農寺垂一員，與主簿通為二員，從同判呂惠卿請也。尋詔寺皿月添支錢十一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選人十千無舍者月給宅錢五千。” 可見，宋朝政府對官員住房難、租房貴的問題已經給出一些補貼。

（宋朝私人出租房屋）

在眾多因素的作用下，宋代官員漸漸愛上租房的日子，實惠且自由，還能有豐富的補貼，何樂而不為？

由於宋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整個社會都出現很多奇特的現象，例如五花八門的官員住房方式。這些奇特的現象也正是宋朝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標誌，它們體現出宋朝無與倫比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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