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鼓樓始建年代考
《文物世界》 2010年05期
大同鼓樓系何人所建？始建於何時？《山西通志》中沒有記載。現在可以見到的《大同府志》和《大同縣志》也僅記鼓樓為明代所建，並沒有明確回答這一問題。筆者在《四庫全書》中發現了明代李賢所撰的《大同鼓樓記》。透過對該文的研究，似可確定大同鼓樓的建造者和始建年代。
一、現存的大同鼓樓
現存的大同鼓樓位於大同城區永泰街（南街）中段，是明樓閣式建築的典型代表（圖一）。
清吳輔宏《大同府志》（乾隆版）記載：“鼓樓，在府治東南，永泰街，明時建。國朝順治年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1］。其他《大同府志》或《大同縣志》亦有類似記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咸豐二年（1852年）又先後兩次分別對鼓樓加以修葺。
明朝的大同，樓閣林立，建築華麗，東有和陽街的太平樓；西有清遠街的鐘樓；北有武定街的魁星樓；南有永泰街的鼓樓。可惜這些樓閣大部分毀於歷代的天災人禍，只有鼓樓倖存下來。大同鼓樓為一座三層出簷十字歇山頂的過街樓閣式建築，平面近似方形，面闊進深各三間，底層磚石砌成，東西長17。85米，南北寬14。55米，高約20米。一層十字穿心闢門，西北壁上有階梯可達二層和三層之上。這一木結構樓閣的第三層簷下斗栱為單翹三踩。當心間三攢，次間兩攢，左右山面亦同，一、二層廊簷下斗栱為一斗二升交麻葉栱，各開間斗栱攢數之分佈與第三層相同。二、三層均四面闢門，為六採格扇，其外四周置欄杆，遊人憑欄遠眺，整個大同城一覽無餘。樓的底層外簷廊下存有清代順治、康熙、咸豐年代的維修碑記九通，但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早年，鼓樓二、三層簷下各懸有一方牌匾：東向上為“歌風”、下為“雲開春曉”；南向上為“鼓樓”，下為“聲聞四達”；西向上為“振德”，下為“和聲鳴盛”；北面上為“時雍”，下為“瞻雲就月”。康熙御筆楹聯一副鐫刻在鼓樓北口東西兩根柱子上，上聯為“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下聯為“心田留一點，子耘孫耕”，這些匾牌，未能儲存下來，甚為可惜。
1966年4月，大同市人民委員會發布公告，公佈大同鼓樓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78年，文物部門對大同鼓樓全面加固修繕，彩繪一新。並在底層東西南北各裝門板兩扇，一如古式。大同鼓樓現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大同鼓樓記》及其作者
1。《大同鼓樓記》原文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收錄了明代李賢所撰寫的《大同鼓樓記》［2］。以鼓樓為記的文獻能收入《四庫全書》者可能唯此一篇。全國有名的鼓樓，如北京鼓樓、天津鼓樓、南京鼓樓、西安鼓樓等都未入《四庫全書》。可見，《大同鼓樓記》對深入研究鼓樓文化的重要性。本文不準備深入討論《大同鼓樓記》，但為了供其他研究者參考，現將《大同鼓樓記》的全文錄出（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
大同鼓樓記
鼓樓之建，雖有司為政之一端，而其所關則甚要。且人之於晝凡有目者皆知時刻之所在，入夜之際非更鼓以示之，則茫然無從而知，然則更鼓所以代人之目者也。夫一郡一邑，官府列焉，百工具焉，眾役在焉，人民聚焉，必有更鼓以示之，則有憑有期而不失其節，庶務由之以興矣。大同為邊方大郡，有親王以居之，有大將以鎮之，有憲臣以蒞之，軍民之夥十數萬人而更鼓不以無設也。或曰：“更鼓說固然矣，而必棲之樓焉，樓之費也甚大，然則斯舉也，毋乃勞民傷財矣乎！”曰：“古者郡邑之制必為樓於城門以儲鐘鼓，名之曰譙，用以警眾。其勢不高，則其聲不揚，而人之聽聞也不廣。”夫以一樓之建，為十數萬人所聽聞，則所費者寡，所益者眾，亦何勞民傷財之有？或曰∶“譙樓之鼓，嚴昏曉之節而已，今以為知時刻之所在，何也？”昏曉之節有目者皆能知之，惟夜有五時有八刻人所不見，故譙樓之鼓加之更焉。夫天之執行，一晝一夜九十餘萬里，君子雖嚮晦息已安其身，而天則未嘗不執行也。苟因更鼓而知執行之時，則凡為臣工者，寧不惕然興起其自強不息之志，而發其鍵呼！謂之昏曉之節末矣！
彰武伯楊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公越，嘗建鼓樓於郡中，而郡守李福至京求為記，予故述其所以然之，故貽之。
2《大同鼓樓記》的作者李賢
《明史李賢傳》記載園，李賢（1408—1466年），字原德，明代鄧州（今河南鄧州市）人。一生從政三十餘年，為官清廉正直，政績卓著，是明朝歷史上難得的治世良臣之一。明宣德七年（1432年），舉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到河津等地視察蝗災後，授吏部驗封主事。正統十年（1445年），升任考功郎中，後任文選郎中。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變”，英宗被擄，李賢脫難回京。景泰二年（1451年），上正本十策，代宗視為座右銘。又論述戰車火器好處，被提升為兵部右侍郎，轉戶部侍郎，次年又遷吏部右侍郎。李賢博採古代君王治政經驗，編為《鑑古錄》，給代宗作為施政參考。
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遷李賢為翰林學士，入內閣，升吏部尚書。天順五年（1461年），加太子太保。李賢舉賢任能，以惜人才開言路為急務，為人耿介忠直，英宗遇事必召李賢，李賢意見多被採納。天順八年（1464年），英宗病重，召李賢委以託孤重任。成化元年（1465年），憲宗即位，晉賢為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李賢經常規勸憲宗，要親賢遠奸，勤政愛民。成化二年（1466年）十二月，李賢病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號文達。
李賢所著《鑑古錄》、《體驗錄》等均已不存。《天順日錄》、《古穰文集》等書收入《四庫全書》，尚留傳於世。
三、大同鼓樓始建的年代
《大同鼓樓記》的作者李賢於1466年病故，因此，《大同鼓樓記》應寫於1466年之前，即大同鼓樓建造年代的下限在 1466年。
據《營造法式》“鼓鍾雙闕，城之定製”，大同建鼓樓的同時，亦應建造了鐘樓。乾隆《大同府志》記載∶“鐘樓，在帥府街，明時建。國朝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重修”。大同鐘樓已於1951年拆除，只留下一口大鐘。鍾高2。12米，口徑1。3米，厚α10米，重9999斤。擊之，聲聞30裡。鐘上鑄有“大明景泰四年四月吉日製”。明景泰四年是1453年。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斷：明代在大同建鼓樓、鐘樓應是較大的工程，必須進行前期的準備工作：論證、設計、籌款、備料，等等。製造鐘樓大鐘應是前期準備工作之一，因此，造鐘是1453年，但建樓不一定是1453年，要推後幾年完全是可能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根據大鐘的記載，大同鼓樓、鐘樓建造的上限年代應在
1453年。筆者曾在《大同日報》發表文章，認為大同鼓樓的始建年代是1453年［4］，現在看來，是不夠確切的。
《大同鼓樓記》曰：“彰武伯楊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公越，嘗建鼓樓於郡中。”
楊信（？—1477年）［5］，字文實，六合（今江蘇六合縣）人，天順初（1457年），楊信駐防延綏。天順三年（1459年），因軍功封彰武伯，任延綏總兵。楊信曾兩次任大同總兵。一次是天順四年（1460年）十一月至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另一次是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至成化十三年（1477年），卒於任。贈侯，諡武毅。《明史》稱楊信“在邊三十年，鎮以安靜，人樂為用”。當時山西行都司就設在大同城內，大同有重兵屯守，最高軍事長官即是鎮守總兵。《大同府志》記載［6］，明洪熙元年（1425年）始，大同總兵掛徵西將軍印，以五軍都督及公侯伯之才而賢者充之。
王越（1428—1498年）［7］，字世昌，明直隸浚縣（今河南浚縣）人。《明史》稱他“長身，多力善射。涉書史，有大略。”景泰二年（1451年）中進士，歷官御史，山東按察使。天順七年（1463年），為李賢所薦，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王越到任後立刻修繕武器甲冑，訓練士兵，修理堡寨，鼓勵農業和商業，強化大同防務。成化三年（1467年），受任贊理撫寧侯朱永軍務，兼撫宣府（宣化）。成化七年（1471年），辭大同巡撫，加總督軍務，專辦“套寇”事。成化十年（1474年），為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制，總管西北邊防軍事，後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成化十六年（1480年）封威寧伯。後因汪直一案，被劾削爵除名。弘治七年（1494年）復官，再起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弘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結論：大同鼓樓建於1463—1466年之間。
四、結束語
《大同鼓樓記》結尾寫道：“郡守李福至京求為記，予故述其所以然之，故貽之”。李福，真寧（今陝西正寧）人，大同建造鼓樓時任大同知府。大同鼓樓建好後，李福至京求李賢為之作記，這是一個很難辦的事。全國各地類似的建築很多，作為宰相的李賢通常不可能為一個普通的鼓樓作記。但他卻單獨寫了《大同鼓樓記》。其原因是，王越和李賢私交甚好，王越任大同巡撫，還是李賢推薦的。由於建造大同鼓樓是王越主持的工程，所以李賢才會為之作記，並將《大同鼓樓記》收入《古穰文集》。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又收錄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