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記載看，康熙皇帝對山東人非常有成見，甚至多次惡評山東人。對此，《清聖祖實錄》記載頗詳。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月，因山東巡撫錢珏被彈劾貪惡，康熙皇帝對大學士們說，“山東紳衿最桀驁，且好結朋黨，巡撫宜用風力之人”。

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月，山東籍刑部尚書王士禎請假回鄉，康熙皇帝對大學士們說，“山東人性多偏執，好勝，挾仇”。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閏六月，山東籍御史王度昭彈劾戶部尚書李振裕勒索下屬，康熙皇帝對大學士們說，“山東人喜於挾讐（仇）”。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閏四月，山東巡撫趙世顯奏請康熙皇帝蒞臨山東，康熙皇帝說，“山東人強悍，輕生為盜者頗多，爾等不時訓誨教養”。

綜上可見，康熙皇帝對山東人評價很差，諸如桀驁、朋黨、偏執、好勝、挾仇、強悍、輕生、為盜等很多貶義詞彙都扣在了山東人頭上。

其實，山東人非常優秀，他們勤勞善良，坦率真誠，樸實無華，憨厚大度，熱情好客，豪邁爽快，而且特別講義氣，講孝道，歷史上多豪傑，多鴻儒，多志士，多烈女。《二十四孝》中，有十個故事出自山東，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那麼，康熙皇帝為何對山東人施以白眼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清軍入關後，山東起義烽火不斷。順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山東賊謝遷攻陷高苑，總兵官海時行討平之”；順治八年（1651年）閏二月，“固山額真阿喇善等剿山東賊。……六月……阿喇善擊山東盈河山賊，平之”；順治十年（1653年）十月，“遣濟席哈討山東土寇”（《清史稿·世祖本紀》）；順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山東民於七作亂，……命靖東將軍濟世哈討平之”（《清史稿·聖祖本紀》）。山東抗怒火此起彼伏，這讓深諳歷史的康熙皇帝不高興。

其二，山東官員不法，連累山東人受汙。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月，山東巡撫錢珏被彈劾“貪惡”（《清聖祖實錄》）；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左都御史徐乾學致私書于山東巡撫錢鈺，事發，並褫職”；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山東有司不理荒政，停其升轉”（《清史稿·聖祖本紀》）。在山東做官的官員要麼貪惡，要麼私通，要麼荒政，頻頻出事，康熙皇帝不滿。

康熙皇帝惡評山東人，關鍵在於三位山東籍官員。《清聖祖實錄》載，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月，康熙皇帝釋出上諭，惡評“山東人性多偏執，好勝，挾仇”時特別指出，“昔李之芳、孫光祀、王清，其仇迄今未解”。可見，這三個山東籍官員，嚴重挫傷了康熙皇帝，以至於姓名他都記得如此真切。

李之芳（1622年—1694年），山東武定（今山東惠民）人，順治四年（1647年）進士，戰功赫赫，曾隨駕南巡，授文華殿大學士，官至吏部尚書。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大學士明珠被彈劾，李之芳因“內閣票擬，皆聽明珠指揮”（《清史稿·李之芳傳》），被爆是明珠朋黨中的關鍵人物，遭勒令致仕歸鄉。

孫光祀（1614年—1698年），山東平陰（今山東平陰）人，順治十二年（1655年）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深得順治、康熙兩朝皇帝信賴。康熙十八年（1679年）告老回鄉。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康熙皇帝接山東巡撫佛倫密奏，“訪孫光祀，據言愛管閒事，好央求，行為悖亂，及其諸子、家人極惡。……無人首告其強取豪奪”（《為陳前任撫臣品行及地方鄉紳劣跡事奏摺》）。不久，佛倫在《為陳孫光祀劣跡事奏摺》中羅列了二十六條罪狀，“查得，孫光祀乃山東省為惡倡亂之首，……欺害良民，官民莫不憎惡”。佛倫所奏，基於邀功，其真實性讓人懷疑。

王清（1630年—1672年），山東海豐縣（今山東無棣）人，順治六年（1649年）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深得康熙皇帝信賴。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清病逝。從王清生平看，似乎無甚過失，但曾連續三次擔任會試總裁官和殿試讀卷官，選拔了大批人才，很多大臣都出自其門下，這大概讓康熙皇帝感到不痛快。

李之芳、孫光祀、王清，這三個山東籍官員都曾入朝為官，都曾為清廷效力，但都因各種原因被康熙皇帝看扁、惡評，一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月，康熙皇帝對他們仍耿耿於懷，“山東人性多偏執，好勝，挾仇，昔李之芳、孫光祀、王清，其仇迄今未解”，並把這種對個例的不滿擴大到全體山東人。

從《清史稿》記載看，清廷入關以來，特別是康熙皇帝在位期間，山東頻頻遭災，非旱即澇，百姓困苦。康熙皇帝也頻頻察訪、撥款，賑濟山東災民，減免山東賦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皇帝“諭山東省官員：爾等為官，以清廉為第一。為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即離任之後，百姓追思，建祠尸祝，豈非盛事？……爾等各宜自勉”（《清聖祖實錄》）。這不能不說，康熙皇帝對山東，對山東人，對山東官員是記掛在心的，併為山東人做了一些實事。

李之芳、孫光祀、王清等人，皆曾是康熙皇帝倚重之人，但最終都身敗名裂，這主要出於政治原因，或被其他官員刻意構陷、詆譭、抹黑。康熙皇帝是傑出的政治家，一生最痛恨結黨營私，並深受其害。三位山東籍官員身在朝廷，難免會受到政治衝擊和影響，甚至受到康熙皇帝猜忌，躺槍的可能性非常大。

由幾個官員，幾個毛賊，而無限擴大，進而惡評全山東人。康熙皇帝坐井觀天，以偏概全，看山東人時戴上了有色眼鏡，未免太過狹隘、偏激。

當然，康熙皇帝也有非常欣賞的山東人，如王士禎（雍正朝時被改稱王士正）。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月，王士禎請假回鄉，康熙皇帝對大學士們說，“山東人性多偏執，好勝，挾仇，昔李之芳、孫光祀、王清，其仇迄今未解。惟王士正則無是也。其詩甚佳，居家惟讀書外，別無他事。若令回籍，殊為可惜。著給假五月，不必開缺”（《清聖祖實錄》，《清史稿·聖祖本紀》略同）。

王士禎，山東新城（今山東桓臺）人，順治十五年（1658年）進士，曾任侍讀，深得康熙皇帝寵愛、器重。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王士禎官至刑部尚書，不久被革職回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士禎被特詔官復原職，次年去世。王士禎的遭遇，固然受王五案牽連，大概也跟他是山東人有關。（劉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