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無數文人墨客都曾去打卡的一道古蹟，那裡可以看見更加遙遠的山，那裡還能看見廣袤的洞庭湖。岳陽樓隨著朝代的更替被翻修過很多次，最為著名的一次，便是范仲淹《岳陽樓記》中所記載的滕子京重修岳陽樓。
從《岳陽樓記》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對岳陽樓的喜愛，站在岳陽樓上時，能夠感到天地廣袤，自己的渺小。而自己如今能夠看到這樣的岳陽樓多虧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
范仲淹在文中感慨，多虧了這樣的一個人，重修了岳陽樓，我才能看看到如此美景。可見范仲淹對於好友重修岳陽樓是點讚的。然而同時期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卻不這樣認為，他甚至給滕子京這樣的行為打上了差評，那麼究竟誰的觀點才是正確的呢，又是誰在撒謊呢？
《岳陽樓記》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在登岳陽樓時寫下的一篇記，記敘了范仲淹在岳陽樓時的所見、所感、所聞。細緻且詳細，在這篇記裡范仲淹還提到了一個人，這個人讓這個地方的經濟不斷髮展，並且重新修繕了岳陽樓。
這個人是范仲淹的好友，雖然全篇沒有過多的誇讚好友滕子京，但是從“謫守”、“重修”、“不以物喜”等詞句中能夠看出，滕子京雖然仕途不順，但是他卻能在逆境中發揮餘熱，重修岳陽樓，帶動一方經濟。除此之外，這篇記詳細地敘述了范仲淹登上岳陽樓的時間。
並且透過范仲淹所見的景物來表達文人自身的一種觀念，他所表達出來的是“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豁達情感。對於文人本身來說，賞玩美景，抒發自己對景物的喜愛，文人的心思都是細膩且浪漫的，但是范仲淹在這篇記中卻表達出了另一種意境。
他藉著好友滕子京的遭遇，寫出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
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與蘇軾在《水調歌頭》中所表達的感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早上時岳陽樓的景物變化和晚上岳陽樓的景物變化十分不同，范仲淹認為，這就是事物的規則。就像蘇軾寫的，月亮時而圓，時而缺，時而無。
岳陽樓這邊的景物亦是如此多變，比起嘆息，不如保持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觀點，這樣才能成就大事。景物是如此，人生更是如此，國事也是如此，事物的變化是不能被人們去掌控的，因此，我們在接受的同時，不能被外界事物影響到心態。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范仲淹在探尋古人高尚品德的時候，得出的心得。身在廟堂，則憂國事，處江湖之遠的時候，亦是關心國事。而這些心繫朝堂的人為何感到如此的開心，范仲淹思考之後認為，在別人憂愁國家之前，先為國家擔憂，在別人快樂之後，再享受快樂，這便是他們的奉賢精神，這樣的精神下的他們，都是快樂。
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的記載
同樣是對待滕子京修繕岳陽樓這件事情，司馬光卻和范仲淹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解讀。“
所得近萬緡，置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
”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這般寫到。
司馬光認為，滕子京修繕岳陽樓完全是為了斂財，被貶謫之後不好好地為官，卻自作主張的去修繕了岳陽樓，不是清廉官員應該做的。其實，司馬光給予差評的原因還與新政改革有關，司馬光是一個守舊的人，他認為新政的推行勢必會影響大宋王朝的安定，因此，他是十分排斥新政的。
范仲淹與司馬光兩人之間是沒有正面衝突的，同朝為官，心裡記掛的都是宋朝的江山社稷，因此，即便是政道不和，兩人也從正面撕破臉。范仲淹在記中，寫下好友滕子京修繕岳陽樓，而司馬光又不支援變法，難免地對滕子京這個人有微詞，給予他差評也是能夠理解的。
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察，司馬光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對變法的不支援也是源自他的性格。司馬光做事謹慎沉穩，對待宋朝的律法可謂是熟知於心，因此如若滕子京的修繕違反到宋朝律法，司馬光自然是反對的。
滕子京為人
《岳陽樓記》中記載，“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這個時候的滕子京因為焚燒賬本，而遭受到了貶謫，這也就是司馬光認為他不是清官的緣由。然而根據《宋史》記載滕宗諒是一位“
所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
”的人。
不僅如此，《宋史紀事本末》中還提到滕子京是一位“
好施予，及卒，無餘財
”，可見，除了被貶謫之外的事件，滕子京的為人是正直的。那麼，作為滕子京的好友，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敘述的滕子京更加符合歷史記載，而司馬光有著先入為主的印象，因此才會覺得滕子京是為了斂財而重建的岳陽樓。
實際上，滕子京修繕岳陽樓是在“百廢俱興”的前提下提出來的，不僅如此，滕子京還著手修繕橋樑、防洪水壩、水渠等設施，在民間積累了一定的威望。如范仲淹記中所述，滕子京為人也是正直的，他被貶謫之後，沒有過多的抱怨，而是重新整治地方，結合百姓的實際情況，為百姓謀取最高的福利。
滕子京是變法的實施者，靠著自己的能力也在為宋朝的安定做出貢獻。無論是范仲淹、滕子京還是司馬光，他們對待國家的心裡都是一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過是用著不一樣的方式，守護著國家的安定罷了。
結語：
“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是一個國家最好的狀態，再美好的事物都有衰敗的那一天，一成不變就將會被淘汰，唐朝就是例子，而君主要做的是如何有效地改變國家的狀況，讓國家一直繁榮昌盛下午，而不是一味的貪圖享樂，消耗國家資本。
范仲淹筆下的滕子京是正直的，他做的事情是符合國家實際情況的，因此，對待外界的聲音，滕子京選擇不聽，道不同，不相為謀。在歷史上，滕子京修繕岳陽樓也是有功無過的，因此，對於司馬光的差評，不過是對待政事的角度不同罷了。
司馬光，十年如一日地為大宋王朝編撰史書，他這樣的品行不難看出，他的心裡也是記掛著國家的未來。他主張的政法雖然是固步自封的，但是沒有風險，如果把司馬光和范仲淹等人的思想結合在一起，也許還能看到一個大宋盛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