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漢化的巔峰，始於孝文帝遷都洛陽。

但，盛極則衰。

恰恰是遷都洛陽之後，北魏開始走向崩潰邊緣。

孝文帝之前，北魏一直在進行漢化，並不是到了孝文帝才開始漢化。

所謂漢化，實際是胡人部落形態演化到漢人王朝形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部落到王朝，是政治改革；遊牧到農耕，是經濟改革；野蠻到文明，是文化改革。而核心是政治改革。

漢化或漢化改革，是胡人內遷以來的大趨勢。這個大趨勢從五胡亂華之時就開始了，甚至可能還要更早。

五胡亂華，胡人雄主輩出。但每一個胡人雄主身邊的身邊，幾乎都站著一個漢人士大夫。

前趙劉淵，尊師大儒崔遊；後趙石勒，禮敬謀主張賓；前秦苻堅，以寒士王猛為心腹。甚至，就連最後一個崛起的大夏赫連勃勃，也有一個王買德為他出謀劃策。

為什麼胡人雄主的標配都是漢人謀士？

這其實就是胡人在漢化。

上馬打天下，卻總歸要下馬治天下。

下馬治天下，實際是組織政權的工作。而組織政權的工作，就是政治層面的漢化，即如何採取中原王朝的形式管理國家、治理百姓。這件事最重要，但胡人幹不了，所以只能依靠漢人精英。甚至，即便是馬上打天下，也要了然山川形勝、懂得縱橫捭闔。這時候，還要依靠漢人精英。

慕容鮮卑先後建立了五燕政權，即前燕、後燕國、南燕、西燕和北燕。那慕容鮮卑依靠了哪個漢人謀主？慕容鮮卑缺乏定國級的漢人謀主。但，這不是因為慕容鮮卑不需要，而是因為慕容鮮卑的漢化程度最深。這一系鮮卑人自己就能搞定組織政權的工作。

拓跋鮮卑最為野蠻，漢化程度也最低。但，拓跋鮮卑的漢化最為生猛。

名士崔浩，先後輔佐了北魏三代國主。組織政權、組織戰爭，甚至編寫國史的意識形態工作，全由崔浩打理。

漢武帝“殺母立子”，是為了防止外戚干政的一時之舉。而拓跋鮮卑則創制了“子貴殺母”的皇位繼承製度，即“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漢武帝只是一時做法，而拓跋鮮卑則玩成了類世制度。

而最厲害的手段，是“離散部落”。拓跋珪將草原諸部落統統打碎，甚至包括自己嫡系的拓跋鮮卑，也照樣打碎。打碎之後，再做重新編派為八部，由八部大人負責統領。

雖然成也部落制，但拓跋鮮卑竟能一手毀了部落制。這種做法，比刮骨療毒可狠多了，相當於自我肢解後再自我重組。所以說，拓跋鮮卑雖然漢化較晚，卻漢化得最為生猛。

但，這種漢化主要集中在政治層面，即部落制向王朝制演化。而所謂的王朝制，實際是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乾脆點兒說就是中央集權。

部落制，是分權的；王朝制，是集權的。所以，胡人王朝的政治演化之路，就是從分權走向集權。

集權的標配，是官僚制。

於是，北魏漢化改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移風易俗，而是如何建立官僚制。建立官僚制這件事，不是從孝文帝開始的，而是從孝文帝的祖母馮太后開始的。

北魏也有官員。但官員主要是擁有軍隊和軍功的部落長。部落兵和部落長，不用北魏朝廷發工資。他們自己出去搶劫就行。但是，北魏統一北方之後，就不能再搶劫了。因為你無論搶誰，都是在搶自己人。

於是，一眾部落軍事貴族們，開始貪汙受賄了。貪汙的收入，成了官員的主要勞動所得和生活來源。如果貪汙的效率太低，那就繼續搶劫。

一靠貪汙、二靠搶劫，這是北魏官員的生活方式。所以，北魏官員，主要是地方官員，仍停留在部落政治的層面。自家部落才是人，而漢人和中原天下只能算牧場和牛羊。

為什麼要禁止搶劫、為什麼要禁止貪汙？

這跟為什麼要走向統一是一個道理，人類總是傾向於交易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天天靠搶劫、貪汙為生，這種方式看著爽，而實際上，交易成本特別高。所以，一直這麼玩，拓跋鮮卑早晚會把自己玩死。

於是，奇女子馮太后出手了。

馮太后是北魏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的妻子。但文成帝拓跋濬死得早。所以，年紀輕輕的馮太后就與新繼位的小皇帝，遭遇了主少國疑的窘境。這時候，彪悍的鮮卑貴族將軍們肯定不聽話。

但是，沒想到，馮太后比這夥鮮卑貴族們還彪悍，三下五除二，就把這些人全都幹掉了。但等小皇帝長大了，小皇帝獻文帝也不聽話了。於是，馮太后再出手，又把小皇帝也幹掉了。

這之後，皇位傳到了馮太后的孫子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手中。但是，孝文帝還是個孩子，所以馮太后只能二度臨朝。

自公元465年寡居稱制到公元490年去世，馮太后成為北魏朝堂的事實主宰。所以，北魏漢化改革，長期由馮太后主導。所謂孝文帝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前，實際是馮太后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後，直到公元499年孝文帝去世，才算孝文帝改革。

在政治層面，漢化就是集權，而集權就是要健全官僚制。但北魏官僚竟長期以搶劫和貪汙為生。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解決北魏官僚的生活方式，然後改變北魏官僚系統的政治生態。

於是，公元484年，馮太后仿效魏晉舊制，下達了“班俸祿”詔書，規定在戶調之外，每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鬥，用以給付官員俸祿，即“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民事，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鬥，以為官司之祿”。

以前官僚們靠貪汙和搶劫為生，但現在不用去搶了，因為國家給你們發工資了。如果以後再去貪汙、再去搶劫，那就不是不發工資的問題，而是要你命，“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給官員發工資這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層迴路是國家為百姓提供公共服務、然後百姓向國家交納稅賦。這一層迴路，連部落制的草原政權都能做到。但是，王朝制的中原政權，還需要完成第二層迴路。即：國家透過官員向百姓收稅，然後再用收上來的稅養活官員和養活政府。

這是王朝制或集權制的關鍵一環。而這一環還有擴充套件效應。那就是為了給官員發工資，國家就必須關心和組織社會生產。

於是，公元485年，均田令隨即推出。國家為民制產。百姓拿著國家提供的土地資本去創造物質財富。而國家的稅賦，也就有了直接可見的合法性依據。

五胡亂華，實際是草原部落制對中原豪族制的沉重打擊。在這場較量中，中原的豪族制一敗塗地。所以，北魏也要面臨豪族問題。豪族壟斷了地方的經濟生產和社會治理，國家根本無法集中資源提供公共服務。這種局面下，什麼均田令、班俸祿，甚至官僚制，全都沒有用武之地。

於是，公元486年，三長制取代了宗主督護制。北魏建立了五家一鄰、五鄰一里、五里一黨的基層架構。鄰、裡、黨各設一長，故稱三長制。三長制的意義，一是瓦解和取代了宗主督護制；二是將官僚制可以貫徹到最底層。

回過頭來，我們重新梳理一下班俸祿、均田令以及三長制，就會認識到歷史有時候就是押著同樣的韻腳。

班俸祿完善了官僚制，而其本質則是中央集權加郡縣制。這是始皇帝創立的制度，徹底的秦政秦制。秦政秦制一立，部落制想不瓦解都不行。在農耕的中原，這套演算法的優勢無可比擬。

均田令，實際是一種變相的土地私有。與始皇帝的“使黔首自實田”，其實是一回事。始皇帝時代，你家有多少田就向政府彙報有多少田，然後國家承認你的所有權，並以此為基礎向你徵稅。而均田令，則是國家租給你多少田，然後承認你的使用權，並以此為基礎向你徵稅。

三長制，更是如此。與秦漢的鄉亭裡制放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什麼區別。北魏的鄰、裡、黨，與秦漢的鄉、亭、裡，僅是名稱不同、顆粒度不同。認識起於分類、管理起於認識；分類了才能認識、認識了才能管理。三長制實際是對基層社會的重新分類和重新認識。完成了分類與認識之後，官僚制才能對接基層社會。到這個時候，政府才能收稅，而集權也才能落地。

所以，北魏漢化，完全可以看做是對秦政制的復古。這套集權制度，被漢末以來的豪族形態瓦解後，又被北魏給恢復了。

在馮太后期間，北魏的漢化改革一直在走收益遞增的曲線。

班俸祿、均田令、三長制以及更早的離散部落等，這些漢化改革一直給北魏帶來統治收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國家有錢、國政穩定、國力上升，不僅能養官理政，還能擴軍備戰。

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

最直接的成本，就是調整內部結構所耗費的大量資源。壓制鮮卑軍事貴族，需要花錢；贖買部族武裝，也需要要花錢；完善官僚制和基層治理，還需要花錢。

如果漢化改革的收益一直能高於漢化改革的成本，即收益大於成本，那就是收益遞增。換個燒腦一點兒的說法就是：如果每落地一項漢化改革的新增收益都大於新增成本，即新增收益大於新增成本，那就是邊際收益遞增。

而馮太后時期的漢化改革，就是這種趨勢。

但是，邊際收益在經歷增長之後，一定會調頭向下。因為新增收益不會永遠高於新增成本。這就是邊際收益遞減定律。

當二者相等的時候，就達到了邊際均衡點。北魏的漢化改革將在這個時候取得最大收益。而在這之後，繼續投入成本進行漢化改革，就是收益小於成本，漢化改革將會得不償失。

而這個邊際均衡點，就是孝文帝遷都洛陽。

對於這個過程，我們無法量化到某個數值。因為所謂的成本和收益都不可能量化到具體數字和某個單位。那麼，我們怎麼判斷這個邊際均衡點？

好處找不到、壞處看得見，就是判斷的依據。

遷都洛陽能夠帶來三個收益：一是便於統治北方中原；二是便於統一南方；三是便於鞏固皇權。

但問題是統一南方只是遷都洛陽的幌子。目的是遷都洛陽，手段是以統一南方為幌子。不說統一南方，鮮卑貴族們死活不答應離開平城、遷都洛陽。所以，孝文帝沒想統一南方，而只想遷都。而鮮卑軍事貴族們更沒想統一南方。甚至，這時候，不是他們沒想，而是實力不允許。

當初，崔浩之所以反對北魏從平城遷都河北，主要基於三點理由：一是距離產生美，東州之人不瞭解北魏實力，所以才會臣服北魏的統治，如果瞭解了，那就不是臣服而是造反；二是拓跋鮮卑太野蠻，舉部遷到東州之地，就是去擾民添亂，所以不如呆在山西，雖然捱餓但還能吃到河北的租子；三是草原柔然虎視眈眈，一旦離開故地，雲州和平城肯定控制不住。

這三點理由，前兩點都被消滅了。但第三點一直是問題。那就是遷都洛陽之後怎麼繼續控制山西故地。最後，出問題的，恰恰是這個地方。

歷經馮太后改革，北魏的官僚制已經初步形成。而且，孝文帝正是正當年富力強。所以，孝文帝的統治威信，一點兒問題都沒有。唯一讓他不爽的，就是鮮卑貴族跟他的關係，太過平等。這夥人都是北魏的創始股東，所以難免各種不服。皇帝英明，那大家就真聽話；皇帝任性，那大家不慣著。

既然是這樣，那遷都洛陽到底還有什麼好處？

就北魏而言，遷都洛陽的漢化改革，已經得不償失，即好處找不到。而壞處卻看得見，一是山西必然難以控制；二是孝文帝與鮮卑貴族的關係必然出現裂痕。

所以，這時候的新增收益已經不足以抵消新增成本。邊際收益只能調頭下降，開始出現邊際收益遞減。

雖然邊際收益下降了，但北魏的國力還在上升。這就好比踩剎車減速了，但汽車仍會往前走，而不會向後走。只有邊際收益持續下降，導致總收益也下降的時候，北魏才真正遭遇問題。

而孝文帝接下來的改革操作，則是一個不斷拉低邊際收益、不斷抬高邊際成本的過程。這些操作，從漢化的情懷來看，非常好；但從改革的效益來看，卻非常不好。

以前的漢化改革，是觸及筋骨。而遷都洛陽之後的漢化改革，則是觸及靈魂。

首先是改衣服，原來胡服不讓穿了，一律改穿漢服；其次是改語言，原來的鮮卑話不讓說了，必須說漢語；第三是改姓氏，把鮮卑姓氏統統改為漢人姓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也稱元宏，因為拓跋改姓元了。

同時，孝文帝還引了漢人的門閥制度，鼓動鮮卑貴族與漢人豪族聯姻。這一點最要命。因為漢人的門閥制度恰是五胡亂華的重要原因。中原的漢人不是打不過胡人，而是豪族形態的漢人打不過部落形態的胡人。如果孝文帝恢復了漢人的豪族形態，那西晉怎麼死，北魏也怎麼死。

改衣服、改語言、改姓氏，甚至還要與漢人聯姻改血統，當然還要改文化，也就是移風易俗，孝文帝改革比商鞅變法還要深刻。商鞅變法是利用人性，而孝文帝改革則是反人性。所以，不知道的話，你都會認為孝文帝是派到拓跋鮮卑的臥底。他是有多恨自己和自己的部族，才會做出這種程度的改革？

因此，遷都洛陽之後的漢化成本，一定會非常高。那會高到什麼程度？

首先是太子不滿意了，非要拉著一批鮮卑豪貴跑回平城。一旦太子跑回平城，那北魏就會出現兩個中央、兩個朝廷。而鮮卑貴族一定會支援太子而反對孝文帝。所以，孝文帝果斷出手，親自平叛。老子幹服了兒子，隨即就把太子給廢了，還打了一百多棍。但是，還不放心，最後直接把廢太子賜死了。

孝文帝不缺乏能力，更不缺決心。為了漢化，他連親兒子都能幹掉。這個操作已經超過秦孝公。於是，不滿意的鮮卑貴族，在孝文帝面前只能忍辱求存。後來，孝文帝直接告訴這夥人：大家死了也沒必要遷回故地安葬了，洛陽就是咱的家，死了就葬在洛陽。孝文帝漢化，不止是改活人，而是連死人也一起改。

公元494年到495年間，孝文帝終於實現了遷都洛陽。隨即，就開始了對南朝的統一戰爭。但是，一交手才發現自己沒有從前那麼強，而南朝也不是以為的那麼弱。甚至，南朝齊還搞了防守出擊。

公元499年，在遷都洛陽4年後，孝文帝一命嗚呼。孝文帝活著的時候，能夠鎮住鮮卑貴族。孝文帝死後，鮮卑貴族肯定要反覆。

但是，孝文帝的雷霆舉措在他死後仍然餘威猶在。又是遷都洛陽、又是移風易俗、又是殺子立威、又是不換思想就換人，這套流程走完，直接幹廢了鮮卑貴族。關鍵是洛陽的確比平城好。這裡的生活富足完全不是平城故地所能比的。所以，孝文帝死後，北魏也沒有重新遷回平城。

那麼，沒有重新遷回平城是因為鮮卑貴族集體轉性了嗎？他們都被孝文帝的英明決策給說服了？

套用普朗克的一句名言，“新科學事實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為反對者都被說服了，而是因為反對者最終都死了……然後熟悉這個事實的新一代人長大了”。

所以，最大的可能不是反對派被說服了，而是要麼被幹死、要麼被下課。而乾死和下課，都意味著北魏自己消滅了自己的反對派。這就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的漢化成本。這個成本已經高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了。

在五胡十六國以及南北朝時期，之所以胡人雄主輩出，不是因為胡人基因變異了，而是因為胡人的部落制完勝中原的豪族制，是部落制撐起了胡人雄主。北魏統一中原，實際是拓跋鮮卑的部落兵成為北方最強，造就了北魏的歷代雄主。而北魏歷代雄主的支柱力量，就是鮮卑八部的胡人部落兵。你孝文帝把部落兵的領導層全給幹掉了，那北魏還怎麼繼續強？

所以，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的漢化改革，不止是刮骨療毒、也不止是傷筋動骨、更不止是自我肢解和改造靈魂，而是自廢武功。

孝文帝改革的影響，就是開始把北魏拉向崩潰的邊緣。

此後，豪門出身的漢人士大夫崛起於北魏朝堂，甚至開始打壓排擠鮮卑的軍事貴族和武人士兵。公元519年，大臣張彝父子主張“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這就等同在制度安排上清洗掉鮮卑軍人。鮮卑士兵群情激憤，追到尚書檯罵街，“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最後，尚書郎張始均，被鮮卑大兵活活燒死。

最要命的還是山西故地的六鎮軍人。這夥人曾經是國之肺腑，卻在20多年後混得連飯都吃不上。公元523年，六鎮起義爆發，北魏正式跌落懸崖。北魏不僅失去了鮮卑軍人的支援，而且還與鮮卑軍人互為仇讎，甚至花錢請柔然出兵平滅六鎮軍人。

而此時的北魏軍事實力，更是如同弱雞一般，早已沒了當初橫掃天下的豪邁。公元528年，山西北秀容的契胡部首領爾朱榮，成為北魏的董卓，帶兵衝到洛陽、製造了河陰之變。而公元529年則更是神奇，南朝梁的陳慶之僅率七千士兵就殺到了洛陽，要給北魏改朝換代。

為什麼北魏遷都洛陽後會變弱、會崩潰？

一是節奏的問題。在胡漢還沒有完全融合的大背景下，孝文帝實施了加速漢化的改革。這實際就是在製造矛盾，比如北魏大兵圍攻尚書檯事件。

二是支柱的問題。北魏支柱是拓跋鮮卑的部落兵。失去這夥人的支援，北魏別說與南朝競爭，就是自立北方都是問題。

三是邊際的問題。漢化是方向，也是趨勢，而且還是正確的方向和必然的趨勢。但是，這裡面涉及到一個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如何平衡的問題。

四是選擇的問題。漢化不是豪族制，而是集權制。豪族制的漢人打不過部落制的胡人。但是，馮太后改革復古了集權制，而孝文帝改革卻是在重複豪族制。

既然如此，孝文帝為什麼還要遷都洛陽？

“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

漢化和漢化改革，就是北魏要造的橋和船。北魏的目的是國力強盛。但是，孝文帝把這個手段和目的給搞反了。為了漢化，當然是遷都洛陽。但為了國力，遷都洛陽則要慢慢來，移風易俗的漢化改革更要慢慢來。如果遷都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北魏名臣崔浩就不會阻止遷都了。

那孝文帝是愚蠢嗎？看不到成本巨大、後患無窮嗎？

這實際就是一種內卷。北魏在統一北方和掃蕩柔然後，已經所向披靡。所以，之後的漢化改革才會如此順暢。

馮太后改革時期，幾乎一年一個政策。改革當趁好時光沒，北魏恰在好時光。正是因為好時光上一路順風，所以北魏朝堂積攢了太多的過剩精力。於是，接下來的操作就不是向外進取，因為外部無對手；而是向內演化，因為內部有情懷。這時候，內卷就出現了。

內卷的一個特點就是脫離實際的精益求精。改服裝、改語言、改血統以及各種移風易俗，本可以慢慢來，而孝文帝卻拿出巨大的精力和成本生硬推進。

而不斷的精益求精，一定會走向內卷的極端，即把手段當成了目的。現實生活中，這種情況也隨處可見。企業的目的是為了賺錢，但權力最大的不是生產、銷售和研發部門，往往是人事和考核部門。企業是如此，其他大的官僚化組織更是如此。久而久之，大家統統忘記了目的是什麼。甚至，把手段當做了目的，然後拼命地造船、造豪華大遊輪，拼命地造橋、造九孔趙州橋。而等船也造了、橋也造了，大家卻忘記了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