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提及范仲淹，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箴言。范仲淹自幼喪父，家境貧寒，然刻苦讀書，26歲高中進士，後來官至宰相。

范仲淹不僅文章寫得好，還在仁宗年間發起“慶曆新政”，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西北邊事稍寧，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八月，再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九月，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然而，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他們的強烈阻撓。

第二年，慶曆新政宣告失敗，范仲淹被政敵群起而攻之，在朝廷實在待不下去了，於是自請出京，歷任邠州、鄧州、杭州知府。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已過花甲之年的范仲淹在杭州知府任上。這一年適逢天下大旱，兩浙地區饑荒嚴重，路有餓殍，逃難的饑民阻塞了道路，不少家庭賣兒賣女求生，災情尤以杭州為甚。

作為杭州城的父母官，范仲淹立即向仁宗皇帝上書，請求朝廷調撥糧食賑濟災民。然而，朝廷下撥的糧食數量有限，而災民卻不斷增加，只靠朝廷救濟終究是杯水車薪。

雪上加霜的是，城中一些糧商看到災情蔓延、糧食短缺，於是趁機哄抬米價，囤積居奇，杭州米價幾乎一天一個價，很快就漲到了120文錢一斗。

面對日益嚴峻的災情，杭州知府范仲淹卻採取了三項常人難以理解的舉措。

第一，官府帶頭抬高米價。范仲淹看到米價已經上漲到120文錢，索性就一漲到底，將大米官價提高到180文錢。他還命令屬下沿江張貼榜文告示，詳細介紹杭州饑荒情況，強調城中百姓嚴重缺糧。

第二，大興土木。范仲淹到任初期，就發現杭州府衙破敗不堪，年久失修，城中糧庫、錢庫、官驛、橋樑等公共基礎設施也亟待修葺。所以，他就趁這次饑荒大興土木，將這些設施重修一遍。范仲淹還召集各大寺廟的住持，告訴他們饑荒之年工價便宜，勸說他們趕緊興建廟宇建築。

第三，大搞龍舟競賽。范仲淹打聽到吳州民俗喜好賽舟，並且篤信佛教。饑荒發生後，范仲淹就在西湖上大擺宴席，邀請杭州當地達官顯貴前往赴宴，並且安排龍舟競賽助興。從春天到夏天，西湖上的龍舟比賽就沒有停過。

這三項舉措實施以後，很快就在當地引起了非議。朝廷政敵聽說此事後，猶如抓住了一個重大把柄，紛紛落井下石，向朝廷上書彈劾范仲淹。據《夢溪筆談》記載：“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大災之年，身為杭州城的父母官，范仲淹不但不體恤民情、賑濟災民，還整日嬉戲遊玩，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對於朝廷政敵的中傷，范仲淹並不理會，因為他知道，時間會證明一切。

杭州知府抬高米價的訊息很快就傳到外地糧商的耳中，他們得知杭州米價已經漲到180文錢一斗，立即安排馬車驢車牛車，還有各式各樣的船隻，不分晝夜地往杭州城內運送大米。幾天以後，杭州碼頭上的大米已經堆積如山，而且還有很多運輸車船滿載著大米源源不斷地趕往杭州。就在此時，杭州知府范仲淹突然下令，將杭州米價降到100文錢一斗。

100文錢一斗的米價，對於外地糧商來說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果賣給城中百姓，外地糧商們賠不了錢，但也賺不了多少；如果不賣給城中百姓，外地糧商們就只能再把大米運回去，運輸過程中必然要增加人工、折損等成本，賠錢是肯定的。所以，這些外地糧商權衡再三，最後也只能把大米以100文錢一斗的價格賣給城中百姓。

范仲淹在大災之年重修杭州府衙，並勸說各大寺廟也興建廟宇建築，僱傭了數以千計的杭州饑民，讓他們能夠透過自己的勞動掙口飯吃，實屬一舉兩得。

范仲淹舉辦龍舟競賽，吸引了城中大量達官顯貴、富家子弟前往遊玩，就連外地很多商賈也專程趕來看熱鬧。西湖邊上人頭攢動，許多附近的饑民便開始在湖邊擺攤，賣吃的賣喝的賣小玩意兒，還有耍把式賣藝的。龍舟競賽從春天一直持續到夏天，解決了大量杭州饑民的溫飽問題。

由此可見，杭州知府范仲淹採取的這三項舉措，看似與賑災無關，實則處處為災民著想，可謂另闢蹊徑，用心良苦。

據史書記載，這一年大宋全國旱災，只有杭州一帶的百姓受災最輕。另據杭州《西湖志》記載：西湖當年有“范公堤”，靈隱寺曾珍藏范仲淹的臥榻，以紀念這位賢臣修繕寺廟之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