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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嘎爾尼使團與在華葡籍傳教士的恩怨來看清朝的閉關自守

1802年(嘉慶七年),英葡和法、西間即將爆發戰爭。為了保護英國在印度、中國的商業利益,防止法軍可能奪取澳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英國海軍大臣內波恩決定儘快派軍艦到澳門。

3月18日, 由艦長奧斯本指揮英國皇家戰船“自大號”從加爾各答護送三艘武裝商船到達伶仃島,每艘船都載有軍隊和大炮,並且武裝力量足以使商船改變成戰船。由羅伯特·漢密爾頓指揮的小型戰船“俄耳甫斯號”和雙桅船 “狐狸號” 也加入了船隊。作為這次行動的指揮官的奧斯本,對中國政治缺乏瞭解,他一到達中國伶仃島附近,就寫信給駐廣州的公司大班特選委員會主席多林文等,要求給予指導,完成此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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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經長時間迂迥航行抵中國後新鮮食品消耗淨盡,缺乏淡水,壞血癥流行,指揮官奧斯本擔心中國知悉,不敢與中國海岸交通。他對完成此項任務信心不足,他認為“中國和葡萄牙人可能會堅決拒絕英國以軍隊幫助加強澳門防守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立即將軍隊送走,以免觸犯中國政府,以致損害中國的貿易”。

東印度公司大班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同意由英軍幫助防守澳門的行動,即使允許,廣東當局向北京請示也需要兩三個月才能確知,所以他們建議奧斯本和軍隊指揮官一同去拜訪澳門總督,盡力獲得他的同意。在澳門,葡萄牙居民普遍對英國表示不滿,為了取得澳門方面的合作,可向澳門居民暗示,他們今後對孟加拉的貿易將完全以這一問題的結果為轉移,並附上所有必要的信函和檔案。

英國人試圖瞞著中國廣東當局,透過和澳門總督的私下會談,悄悄派兵進入澳門,但又擔心葡萄牙會請求中國政府批准,從而把訊息洩露出去。果不其然,葡萄牙人對英國派軍隊來澳門的真實意圖甚為懷疑,他們事先也沒有接到其上司駐印度果阿總督關於准許英軍進入澳門的命令,所以他們認為英國人對澳門有野心,於是上稟兩廣總督吉慶,請求保護。

由馬嘎爾尼使團與在華葡籍傳教士的恩怨來看清朝的閉關自守

八月,在京城欽天監任職的葡萄牙人索德超、湯士選接到本國駐澳門理事官委黎多的家信,上稟內務府大臣、工部侍郎蘇楞額,蘇楞額將其稟於八月二日(8月29日)奏呈嘉慶皇帝。稟中主要講了些史實,關鍵是第五條:

“澳門人人危懼,中國官員無甚戒嚴之意。”

5。英吉利之兇狡,在西無人不知,伊前與小西洋假買賣為由,已曾圖滅一大國名曰蒙告爾,(即孟加拉,英文作Bengol),初亦借一小地存住,後漸人眾船多,於嘉慶三年(1798年)竟將此國吞噬,此係後藏臨近之地,中國所能知也。其在他處以此而得計者不止一方,若容此輩在邇,殊非久安之策。”請求今後令澳門理事官凡關海防要事,會文可直達兩廣總督,不必由別員轉稟,以致壅誤。”

稟貼作者索德超(1728—1805年)時任北京欽天監監正,乾隆二十四年來到北京,不僅精通天文,而且對醫學也有頗深的研究,同時深得乾隆的喜愛和信任,不僅擔任過清廷的欽天監監正,還曾擔任過乾隆寵臣和珅的私人醫生。他在這稟帖中狠狠損了英吉利一通;

湯士選(1751—1808年)為欽天監監副。欽天監是掌管觀察天象、 推算節氣曆法的機構,從順治到乾隆、嘉慶,兼用歐洲傳教士,索、湯二人均為葡籍傳教士,在欽天監當差,欽天監由內務府大臣管理,所以稟貼由內務府大臣蘇楞額轉呈嘉慶皇帝。

由馬嘎爾尼使團與在華葡籍傳教士的恩怨來看清朝的閉關自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使團——馬嘎爾尼使團到北京後,透過一名法國傳教士約瑟夫·洛拉蒙得了解到索德超在北京的外國人中以敵視英國人而聞名,而清政府打算派索德超在英國使團赴熱河覲見乾隆皇帝時充當翻譯,為了防止這位對英不友好的葡萄牙人充當翻譯可能造成的不利,馬嘎爾尼故意耍了他。

馬嘎爾尼在一次同清廷高階官員聚會的公開場合,故意不用當時歐洲上層社會通用的拉丁語講話,而用英語和法語對在場擔任翻譯的索德超各說了一遍,索德超因在中國官員們面前無法翻譯而當眾出醜,這使他惱羞成怒,當即用拉丁語對旁邊的一個義大利傳教士把英國人大罵一通。

事後,馬嘎爾尼又委託一個法國傳教士轉告索德超,說由於他本人不懂葡語,不得不謝絕他的效勞,他對此深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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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索德超深受中國皇帝的信任,馬嘎爾尼的小算盤落空,乾隆在熱河接見馬嘎爾尼時,索德超就被委任負責一切接見工作。在後來留下的清廷檔案中,也記載了索德超在整個使團訪問中的重要地位。大清軍機處檔案裡就記載了馬嘎爾尼遞交的國書就是由索德超負責翻譯的,就連乾隆後來寫給英國國王的聖旨都是經他一手翻譯的。不僅如此,他還同時負責檢查翻譯隊伍中其他人的檔案翻譯準確度。

但是,索德超對英國佬公開羞辱他這“一箭之仇”恨之切齒,必欲報之而後快。

而湯士選在馬嘎爾尼使團來華時也有一段隱秘的插曲。使團來華時他負責參觀英國人帶來的各種儀器及其表演,以便預先向乾隆皇帝彙報。事畢後他獨自悄悄來到英國使團駐地請求幫助。

他向英國人承認他和其同事根本不能預測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與日落的時間,而朝廷上下都以為他們在天文方面是專家。在此之前,由於有巴黎出版的《天文曆書》,根據北京與巴黎兩個首都間的經度差換算一下就行了,所以還能應付。而法國大革命中斷了他們所能收到的歷書,眼看就要原形畢露,幸好英國使團的數學家丁維提博士(因其精於調整科學儀器,且負責安裝使團帶來的天地執行儀,故使團成員稱之為“天文學家”)送給他一套以格林威治經線測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曆書,使這位對天文學一竅不通的“天文學家”有幸渡過難關。

由馬嘎爾尼使團與在華葡籍傳教士的恩怨來看清朝的閉關自守

英國人認為, 來中國的第一批耶穌會士是非常有學問的法國人和德國人,“接替他們的是一些不學無術的葡萄牙人,他們走運的是,中國人沒有能力發現他們的錯誤。”

索德超和湯士選這兩位被英國人瞧不起的葡萄牙人,一有機會就會向清廷散佈不利於英國人的言論。這次上稟顯然受了澳門理事官委黎多的指使,將英國威脅澳門,兩廣總督聽之任之的情況披露給清廷,想引起嘉慶皇帝的注意,加強對葡人佔據的澳門的保護,同時透過揭露英國在海外殖民的劣行排斥企圖染指澳門的英國人,給清廷留下英國侵略成性的壞印象。

嘉慶十三年(1808年)英國以同樣的理由侵佔了澳門,後在清廷壓力下撤離。但是,清廷依舊沒有認清楚英國的真面目,對歐洲“夷情”的認識依舊是一塌糊塗,直到鴉片戰爭的來臨,還是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由馬嘎爾尼使團與在華葡籍傳教士的恩怨來看清朝的閉關自守

參考書:〔法〕阿蘭·佩雷菲特著《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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