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中國有著悠久的海上貿易歷史，據東漢思想家王充的《論衡》記載，當時我國與越南日本等國已有初步的交往。自古以來，漫長的海岸線，優良的港口，為我們的祖先進行海上活動，發展海上交通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海上貿易在唐代發展至頂峰，這時期的海上貿易交流也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文化發展。

唐代海上貿易興起：對外交流的繁榮與航海技術的發展

被人們稱為“歷代國威，以唐為最”的唐代，是我國曆史上極為強大富裕的時代，它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數目超過了秦漢的極盛時期。唐代，處處充滿一片祥和富裕的景象。在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基礎上，唐採取了對外開放，包容外族的國際貿易政策，促進了中華文化與世界的交流。朝鮮、日本的留學生在長安學習的人數眾多，阿倍仲嘛呂在華活動和鑑真和尚東渡日本，已成為中日關係史上的經典話題。日本遣唐使來華之盛，這些在世界歷史範圍內都是非常罕見的。印度，斯里蘭卡，阿拉伯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均有使節來長安朝貢交流學習。

（遣唐使出使大唐所乘船隻）

我國古代造船工業的發展也是在此時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早前時期出現的造船技術，如高效率船櫓、平衡船尾舵、轉向器以及多層級助力帆等，到了這個時期得到了唐代工匠的充分發展和進一步的完善，而且創造了很多更加先進的造船技術。到了唐代中期，無論從船舶的質量上還是數目上，都體現出我國造船事業在世界範圍內的發達程度。造船匠人們能根據船的特性和航行的不同需要，先製作出船的模板，然後畫出整體結構圖，之後進行製造。歐洲沿海各國在16世紀才出現簡單的造船設計圖圖，落後於中國將近四百年。古代船舶很多是木質帆船，遇到迎風和逆水時行駛就很困難，車船，平船以及沙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些困難，這些唐代式樣的大船是原始形態的輪船。這說明中國的造船工業當時在世界上已經達到非常先進的水平。

（唐代用於遠洋航海的船隻）

唐代海上貿易繁榮的社會表現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首都長安以其廣闊的胸襟和恢宏的氣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之一。可以說，長安是主動對外來文化進行積極吸納的，從而使長安在物質生活（如食物穿搭、婚喪習俗等）和文化生活（如音樂舞蹈繪畫等）上瀰漫著奇特的海外風情。海外的葡萄酒，點心等非常受歡迎。建築風格也受印度佛教和阿拉伯，波斯風格的影響，唐玄宗的涼殿就帶有一些拜占庭和西亞建築的藝術風格。

（當時長安的貿易盛況）

唐代海上貿易為何能發展興盛

唐代國力的強盛以及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所帶來的中國在國外政治影響的擴大，也對這時期海外交通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至今在一些國家中國人仍被稱作為唐人，是唐代在世界上有很高聲望的證明。唐代的開放首先源於開放的大民族的觀念，初步形成的“華夷一家”觀念，不僅超越了前人，對後世的華夷觀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次，唐代的對外開放是多方位的。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流動著的不僅是物質資料，還有豐厚的文化資源。唐代對外文化開放具有“大出大進”的特點，也就是說，既廣泛影響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又相容幷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來文化。第三，唐代透過強大的經濟實力、冊封制度和羈縻府州制度，營造了一個和諧的民族關係與相對平穩的外部環境，從而為開放和興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國周圍的許多國家都同唐朝建立了政治經濟上友好往來的關係。一方面，朝廷有拓展海外交往的雄心；另一方面，唐代經濟的發展聞名海外，致使外國商家和使節紛紛趕往中國，對外交往空前繁榮。唐玄宗封南海神為廣利王，這也說明了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同樣為唐代的航海事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唐代山東半島海上對外貿易的港口主要集中在登州，登州港不僅是連線唐朝與朝鮮半島和日本重要的出海口，而且是通往渤海灣和廣州福建沿海各地的停留港口，因此山東半島成為北方日本，朝鮮等國中華文化的交流中心。

廣州瀕臨珠江，水路往南海等地十分便利。航行出珠江口，往南途經中國南海，可達南洋各國，再經過印度洋，可遠至印度半島，波斯灣和紅海等地區。唐以前，已有中外船隻來往於這條航路，到了唐代，廣州發展為當時中西交通的一個重要港口。唐朝推行開放政策。唐初修訂《唐律》，尊重外國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給予一定的民族自治的權力，讓外國僑民安居樂業。唐中期以後，海上絲路成為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唐朝修改法例，規範商人貿易，港口稅等細節。大和8年（公814年），朝廷以法令形式將這些法律下發下來，這些都有利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壯大。

（當時廣州繁榮的航海貿易場面）

唐代海上貿易對世界的影響

唐代因“絲綢之路”阻塞和陸路交通困難，海外貿易盛況空前。中國船隊的航線已由馬來西亞延伸至紅海，波斯灣。中國同菲律賓、馬來半島、印度、斯里蘭卡和紅海灣各國的貿易十分發達。唐代同日本、朝鮮的貿易也十分活躍，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公元631年，日本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從631-894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日本正處於社會迅速發展時期，奈良，平安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其中尤其以阿部仲麻呂、吉倍幀倍隨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為著名。日本朝廷不斷派日本人到長安學習文化以及制度，每次派出的使團人數達百人以上，最多時多至六百餘人。中國的許多法令規範、文字繪畫、工農技藝、音樂舞蹈以及風土人情等，透過這些人傳入日本社會，對日本今後社會生活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一直到895年由菅原稲幀建議停止後再沒有繼續派遣。中間一直持續長達210多年。為中華文化及唐代佛教文化在日本社會的廣泛傳播作出相當大的貢獻。其人數之多、規模之盛、日期之長、文化之深，可謂中日曆史上的前所未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以後的發展和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非常巨大貢獻。

（遣唐使出使路線圖）

唐代廣泛吸收了外來的經濟文化，從而促進了自身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文化統一的文明國家，它的經濟文化影響了四鄰各國，乃至影響到了歐洲。雖然如此，唐代航線拓展超越先代的重要標誌，則是由南至西延伸，途徑印度洋，于波斯灣，紅海和阿拉伯半島一帶，這條航道結束了所謂“公元4世紀到8世紀末是中國和馬來，印度各國貿易的黃金時代”，而創造了所謂“8世紀到14世紀是中國和波斯灣各國交流的黃金時代”。由此可見，由山東到波斯灣、紅海一帶的航道，在唐中期已暢通無阻。貞元（784一808） 年間，宰相賈耽記錄了唐朝對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條航線“廣州通海夷道“。這條遠洋航線經歷了80餘個國家和地區，航期96天（不算中途停留時間），是九世紀之前世界最長的貿易航線，也是中國連線馬來西亞、東南亞、波斯灣和埃及地區的重要航線。9世紀埃及一些歷史學著作也記錄了從紅海到廣州的航線，可與賈耽所記相證明。

唐代是中國古代航海的黃金時代，中外商船頻繁航行於中國、馬來西亞和波斯灣之間。咸亨三年，中國僧侶義淨從廣州港口起航前往馬來西亞，途中經停式歷佛世（今蘇門答臘），咸亨五年抵恆河入海口耽莫歷蒂國。義淨在印度問經講法十餘年，最後仍隨船而歸，在式歷佛世停留數月，永昌一年回到廣州港。同年義淨又從廣州重返式歷佛世，直到證聖一年才最後歸國，總共在海外漂泊二十六年。在取海路往返於佛教各國之間的唐代高僧中，義淨是最著名的一個，他的旅程也從側面反映了唐代海外交通運輸的發達以及唐代文化對周邊國家文化和生活的影響。

（唐代各國進獻的大象，駱駝等動物）

隨著航海貿易交流的加深，衝突和對立在所難免。天寶九年（750年）的怛洛司之戰是影響非常深遠的一次對外戰爭。這場戰爭因唐朝將軍高仙之的傲慢和疏忽大意而潰敗，眾多被俘虜在波斯的唐朝士兵中，有許多手藝人和工匠，中國的造紙術因此傳到埃及，波斯灣，地中海以及希臘。紙的出現不僅促進了歐洲文化的發展，而且對地中海沿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被俘虜的唐軍軍官杜環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到達地中海，波斯灣沿岸留下名字的中國人，也是第一個走完當時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全程的有名的旅行家，他的全部旅程約九萬里。於764年回國編寫了《經行記》一書。該書成為中國最早介紹西亞北非諸國地理、物產、勞作、生活習俗，以及伊斯蘭教義和律法等的文獻。

結語

航海是人類探索世界，交流文化的重要途徑，唐朝強盛的國力，開放的環境，包容的文化氛圍，使得唐代海上貿易在世界範圍內首屈一指，促進了中國與眾多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能從許多方面看到當時的航海貿易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參考資料

1：《唐律》

2：《經行記》杜環

3：《唐代交通圖考》嚴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