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歷史的延續與變遷”培育時空觀念素養

——以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教學為例

華東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林明豪

摘要：認識歷史的延續與變遷，有助於學生理解歷史事物在特定時空聯絡中的發展變化，從而達成培育學生時空觀念核心素養的課標要求。本文以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教學為例，透過梳理史事的由來、過程及影響，學生將從晚唐五代至兩宋這一時空框架下“理解”宋初強化中央集權相關舉措，在感知歷史的延續與變遷當中有效提升自身的時空觀念素養。

關鍵詞：時空觀念；延續；變遷；宋初政治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版，2020年修訂）指出，歷史學科五大核心素養中的“時空觀念”是“在特定的時間聯絡和空間聯絡中對事物進行觀察、分析的意識和思維方式”。此處的第一個關鍵詞是“聯絡”，為什麼要凸顯時間或空間上的聯絡而非單純的時空呢？因為人類歷史發展具有過程性，萬事萬物處在持續不斷地變化當中。這一變化發展過程卻無不伴隨著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嬗變。

換言之，由於歷史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動態發展的，因此，為了解其由來、理解其現狀乃至追究其影響，便需要我們“聯絡”縱橫交錯的時間與空間，從較長時間或較大空間洞察其“變化”，以認識其全貌。

正如黃牧航教授所言，對歷史教育來說，培育學生的時空觀念就是使之形成“歷史上所有事物都是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中發展變化的思維方式”。變化具有永恆性，但其程度卻因時因物而有所差異。歷史的演進遂呈現出量變與質變相結合的特點。因襲與延續體現了歷史演進的量變過程，突破與變遷則體現了歷史演進的質變過程。認識歷史的延續與變遷，正是理解歷史事物在特定時空聯絡中的發展變化，因而貼合於培育學生時空觀念核心素養的本質要求。

有學者指出，在當前教學實踐中，存在將時空觀念“窄化”的現象，即把“歷史時空”理解成“簡單的線性序列”，較少指導學生在不同的時空框架下合理解釋歷史的延續與變遷，從而不利於學生對歷史發展內在邏輯的把握。

高中歷史必修課程《中外歷史綱要》採用通史的敘事框架，涉及中外歷史發展的基本歷程，是落實時空觀念核心素養的重要陣地。上述課程標準在必修課程“內容要求”部分已強調學生應“理解不同時空條件下歷史的延續、變遷與發展”，而於“教學提示”版塊亦明確提出教師要引導學生在歷史時空框架下“理解歷史程序中的變化（此處應理解為具突破性的變遷）與延續”，以“建構歷史發展的前後聯絡”。

可見，在歷時久遠、內容繁多的通史教學中，如何使時空觀念素養在學生理解歷史的延續與變遷過程中得以涵養，成為我們所應當注意的問題。

以統編版高中歷史教材《中外歷史綱要》（上）第9課《兩宋的政治與軍事》為例，課標要求學生認識這一時期在政治方面的新變化。新變化作為本課的關鍵詞，說明相對於之前歷史時期，兩宋政治上的變化已達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這一巨大歷史變革歸功於宋初加強中央集權。但值得注意的是，從中唐到宋初，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巨大轉變都經歷了從發生到固定的過程。

因此，在北宋初年得以定型的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穩固君主獨裁的政治體制，實乃孕育於唐朝後期至五代十國延續長達兩百餘年的由亂趨治的歷史程序當中。宋初君臣興弊拯墜，實現了量變基礎上的質變，使得宋朝走出了五代。祖宗之法作為新變化的奠基石，在兩宋政治舞臺上動態延續了近三百年，既有效杜絕了內部重大變局，又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

由此，筆者力圖將宋初加強中央集權這一史事置於從唐後期到兩宋這一具體的時空框架下，使學生透過感知歷史的延續與變化，在特定的時間聯絡和空間聯絡中“理解”北宋強化中央集權相關舉措（與初中的“瞭解”相區別）的同時，提升自身的時空觀念素養。

一、變遷的基礎

——晚唐五代的混亂與趨治

學生在第6課《從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國》的學習中，對唐朝中後期的安史之亂、藩鎮割據、黃巢起義乃至五代十國的歷史發展線索已有一定的瞭解。而宋初強化中央集權的系列舉措，正是統治者針對晚唐五代的混亂狀態而制定推行的。敘述前之積弊，乃欲理解宋初君臣之用心所在，凸顯兩宋政治的變遷何在。

宋史專家聶崇岐先生指出：“五代之際，政治上之大患有二：曰腹心之患，即禁兵；曰肢體之患，即藩鎮。趙普之所以力主罷宿將典禁兵與夫設計罷藩鎮者，無非為免此二患以求平治而已”。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由宦官典掌禁軍成為定製。宦官集團憑藉中央神策軍力量，後又掌樞密機要之職，干預朝政，勾結藩鎮，乃至於廢立皇帝。而“五代禁兵，本藩鎮軍隊所蛻變，其舊日‘兵驕逐帥，帥驕叛上’之習，尚未滌除。以故各朝興亡，多視禁軍向背”。後唐時期李嗣源、李從珂，後漢高祖劉知遠乃至後周太祖郭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禁軍的擁戴而得以奪權。

而藩鎮擅權乃至割據一方的肢體之患，從安史之亂以來始終困擾著歷代王朝。唐中後期，河北割據型藩鎮政治上自行擁立節度使，財政上截留轄區賦稅，軍事上挾重兵與中央分庭抗禮，儼然不為王土。教師可出示以下史料：

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佈列天下。

——《新唐書》卷五〇《兵志》

五代十國各政權實際上是在唐代後期藩鎮混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據學者統計，在五代各朝發生的各種動亂，地方反叛中央政府的動亂佔到了動亂總數的一半以上。當時藩鎮兵與禁軍甚至透過勾結以謀朝篡位，以至於短短五十三年間易五代八姓十四君。以下材料或可概述其間武人跋扈、政權驟興旋亡的混亂狀態：

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

——《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

宋王朝政治新局面的開創，其著眼點基本上皆欲革除和防止晚唐五代的混亂弊病。因此，鋪墊該時期具代表性的痼疾，是學生理解宋初舉措的必要基礎。

但是，晚唐五代“自層層疊疊的割據局面發展到若干政權的分立，再到其後的中央集權，實現著由分裂向統一的過渡”。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多次試圖恢復中央集權，如充實神策軍以加強中央禁軍的力量，乘機分割有割據傾向的藩鎮。唐中後期的藩鎮節度使為穩固統治，亦積極加強內部集權，如任命手下軍將權知州軍事，作為差遣職，實際掌握地方政府管理權。

至五代亂世，各王朝有感於鞏固政權的緊迫性，亦在軍事體制、中樞權力劃分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漸進的調整。就藩鎮尾大不掉的肢體之患而言，幾乎歷代帝王都竭力加強中央禁軍的實力。後梁朱溫以原有的藩鎮軍隊組建成侍衛親軍，迅速增加禁軍人數，扭轉了中唐以來外重內輕之局面。後周世宗柴榮更募選天下武藝超絕者為殿前軍，大大提升禁軍戰鬥力。故汪槐齡先生指出，“地方節鎮顛覆中央的威脅，早在宋前，就已由柴榮基本解除了”。

而面對禁軍篡權的腹心之患，後周太祖郭威則使侍衛馬軍、侍衛步軍分立，與殿前軍共同構成三衙格局，以分權制衡。宋朝禁軍的三衙體制即發端於此。此外，五代時期由皇帝親信文吏或武臣掌握的樞密院，權力鼎盛之際能統攬軍國大事，凌駕於宰相之上。有些樞密使兼任節度使，控制著地方軍隊，甚至直接帶兵打仗。但至後周時期，統治者亦著手調整樞密院職權，引中書分樞密之權，防止權臣亂政。

綜上，我們不難看出，晚唐至五代時期，國家政治局勢的發展演變呈現出由亂趨治的特點。北宋致力於革唐、五代之弊，乃順應和延續了前一階段中央集權緩慢而漸進加強的歷史趨勢。而正因為宋初統治者更加謹慎地汲取五代混亂之教訓，透過創法立制更為徹底地撥亂反正，方使宋朝完成了時代的變遷，走出了五代混亂的局面。

二、實現延續基礎上的變遷

——宋初加強中央集權

與五代君主同為武將出身的宋太祖趙匡胤，在禁軍同儕的擁戴下，建立了新的趙宋王朝。晚唐五代政治動盪的情景猶在眼前，創業垂統成為宋初君臣心裡沉重的壓力。“革故鼎新”一詞，在新皇帝登極時被隆重提出。

關於北宋初年強化中央集權的各項具體措施，初中歷史教學中有詳細介紹，學生已然瞭解其基本內容。故在本課教學中，筆者注重於讓學生理解宋初統治者創法立制既是承襲了晚唐五代的政治積累，又使由亂趨治的量變歷程得以發生質變，從而開創了兩宋政治新局面。

如上所言，趙普之所以主張罷宿將典禁軍以及提出“奪其權”、“制錢谷”和“收精兵”的削藩綱領，正欲革除唐季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武人跋扈以致王朝數易、戰亂頻仍的弊病。

宋初君臣在後周整頓禁軍基礎上，進行更為有效的禁軍體制改革。一方面罷免宿將兵權，代之以資淺望弱甚至才庸者掌握三衙禁軍。另一方面，在數十年的調整過程中形成了“三衙——樞密院”體制，即所謂：

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

———範祖禹：《範太史集》卷二六《論曹誦札子》

如學者所言，兵制改革並非發端自趙宋，卻大體完成於宋初。從結果上看，北宋初年的禁軍體制改革的確徹底地剷除了長年困擾晚唐五代各政權的心腹之患，穩固了宋王朝的統治。宋初歷史的發展演進在延續晚唐五代由亂趨治因素基礎上出現若干變遷。禁軍如此，藩鎮問題的解決、中樞政權機構的設定乃至文武政策的轉向同樣如此。

五代時期隨著禁軍實力的顯著增強，外重內輕之勢已被扭轉，至周世宗時更是如此。宋初統一大業的推進不可謂不速，可見北宋中央政權的強大實力。故謂“廢罷藩鎮一事，其時只問有此決心否耳，不在能行不能行也”。此於建隆元年宋太祖速平昭義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之叛一事中可見一斑。

趙匡胤採納了趙普“稍奪其權”、“制其錢穀”和“收其精兵”的削藩三計，有序地收繳藩鎮的行政權、財政權和軍事權。以“奪其權”為例，北宋派遣中央官員分治地方州郡，號“權知軍州事”。上文已述及晚唐時期藩鎮節帥任命手下軍將或幕僚權知軍州事。至五代十國時期，中央政府開始派遣朝官出知軍州事。宋初延續了這一收歸地方行政權的趨勢，並最終在宋真宗時期由以文官為主的知州完全替代長期以來把握地方州郡管理權的武臣節度使及在其控制下的軍將幕僚等。“在國家政治體制的轉變中，節度使制度也走到了它的盡頭”。

在中樞政權機構的設定與調整方面，北宋承襲了五代以來引中書宰相分割樞密使之權的歷史趨勢，並最終確立了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對持文武二柄的二府體制。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課本敘事較為簡練，故可能有部分師生以為樞密院之設定乃欲分割宰相之軍政權。

實際上，如果我們拉長曆史的視角，從樞密院的職權沿革過程去考察，將會發現“所謂相權的分割更應是削樞密之權，以實中書之任”。而不管怎樣，對中樞機構事權的分割，都體現了君主力圖實現政權制衡的良苦用心。教師可利用下面這則生動史料講述太祖年間的故事，凸顯身為股肱之臣的趙普卻仍難免為君主所忌。

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幕，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

北宋初期君主對文武關係的調整，走上了以文馭武或崇文抑武的道路。眾所周知，晚唐五代時期國家處於動盪紛爭狀態，君主大部分情況十分依賴手下的武將，以為之守疆拓土。武人跋扈擅政，文人地位相對低落。但是，五代君主一方面出於處理政務文書的治理需要，同時也想引文人稍挫武人氣焰，故在接近文人方面曾作出不同程度的努力，至周世宗時乃“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宋初在延續漸重文臣的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更為大刀闊斧地革除武人干政的積弊，完成了文武政策上的轉向。

宋太祖提倡武將讀書，是為了將其改造成認同上下尊卑等級秩序、服從君主統治的將佐官僚。而“宰相須用讀書人”和“事業付之書生”的說法，也表明了太祖時期已確立走向“文治”的導向，具體做法則比如派文臣任地方州郡長官。宋太宗則一方面透過科舉取士選拔和擢用了大量士人，在其統治後期的樞密院長貳人選上亦傾向於任用文人，從而確立了文臣政治。另一方面以“將從中御”、派遣監軍等馭將政策，進一步削弱武將的節制之權。鄧小南指出，太宗時期明顯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並且最終構成為趙宋“祖宗之法”之重要內容。

綜上，無論是禁軍體制的改革、藩鎮問題的解決、中樞權力的分割還是文武政策的轉向，宋初加強中央集權的系列舉措都是在延續和繼承晚唐五代歷史演進趨勢的基礎上，更加徹底地革除了亂世弊病，從而使兩宋政治得以出現“新變化”。突破與變遷繪就了宋初歷史的嶄新圖景，使趙宋王朝最終成功地走出了五代，超越了五代。

三、變遷成果的延續

——“祖宗之法”的影響

宋初君臣致力於強化中央集權，從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層級、權錢兵的不同領域之間逐漸形成了“上下相維、輕重相制”的態勢。趙匡胤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其設法立制貫徹著一個“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總原則。而太宗皇帝沿著這一政治原則，進一步鞏固、細化和推行防範內部動亂的系列制度方針。

第三代君主宋真宗時期，各項制度陸續定型，並開始把太祖、太宗兩朝所施行的加強中央集權的規章政策及其核心的防弊精神加以概括總結，“祖宗舊典”成為君臣治國理事的規範。即所謂：

宋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

——《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二《君道門·法祖宗·上仁宗乞編類三朝故典》

真宗之後的宋朝歷代帝王在其即位詔書中無不強調要恪守先朝成規，旨在防微杜漸、維護內部穩定的“祖宗之法”逐漸被提煉和塑造成為處理國家時政和帝王家事的權威準則。信守由宋初君臣開創而後繼者闡發、遵循與調整的“祖宗之法”，作為趙宋統治集體的政治行為模式，一直延續至南宋的覆滅。

宋初加強中央集權的系列舉措，保證了政權的穩定，使宋初景象迥異於晚唐五代亂世。而促使此一歷史變遷得以發生的法度規制及防弊精神被宋人凝練成所謂的“祖宗之法”，又大體保證了兩宋三百多年政治局面乃至社會的穩定，有效地杜絕了內部重大變局。以下材料足以概括之：

逮於宋，則仁義禮樂之風既遠，而機權詐力之用亦窮，藝祖、太宗睹其然，故舉一世之治而繩之於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於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治。大抵宋三百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莽、卓之禍不作於朝廷；吏以仁為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於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於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敘》

但是，正因為“祖宗之法”的核心精神在於防範內部動亂，如強幹弱枝的削藩舉措、守內虛外的軍事政策，使其從一開始就難以提供如何有效禦敵的政治資源。當北宋中期邵雍、程頤等士大夫皆誇耀“祖宗之法”帶來的國家穩定時，王安石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下之所以百年無事，是因為外族勢力並未強盛。隨著金人和蒙古的相繼強大，趙宋王朝終究兩度覆於外患。

“‘祖宗之法’被提出，本來是為了保證制度與政策的延續性，保證創業君主精神原則的滲透與延展”。但是，歷史不斷髮展變化，統治局勢因時而變。當“祖宗之法”被統治群體作為不容質疑的神聖條文，不切實際地乞靈依賴，藉以反對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的時候，這種歷史的延續性就似乎反成羈絆。宋初的歷史變遷仰賴於一套強化中央集權的制度設施，而此制度設施及其防弊精神的長久延續卻帶來了政治統治穩定與軍事禦侮無力的雙重歷史影響。

綜上，學生如果基於歷史的延續與變遷視角來觀察宋初加強中央集權，就必然是在特定的時間聯絡和空間聯絡（從晚唐五代至兩宋）去理解該史事的由來、過程與影響。正如《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版，2020年修訂）所言：“只有在特定的時空框架下，才可能對史事有準確的理解”。在講述“新變化”的相關歷史課程中，抓住這段歷史的延續與變遷過程，便能夠讓學生認識到“歷史發展是一個前事引發後事、後事承接前事，環環相扣的連續的過程”，體悟歷史演進的內在邏輯，從而有助於最體現學科本質的時空觀念素養的養成。

注：

本文來自《歷史教學問題》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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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從略，可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