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小學生研究癌症獲青少年科技創新成果專案（小學組）一等獎，後有神童一天作詩2000首，“別人家的孩子”還真是能不斷帶給人們驚喜和驚嚇。“自古英雄出少年”，可神童未必真神通，即便有前車之鑑，仍難抑制一代代家長造星封神的衝動。
在古代，神童觀主要是以成人標準去衡量的，一個孩子如果在幼年時，便能做到許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好，就是神童了。
歷代神童各不同
縱觀歷史上的神童就會發現，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的神童評價標準。
甘羅是戰國時代秦國人，系名臣甘茂的孫子。《史記·甘茂列傳》記載，甘茂去世時，甘羅才12歲。當秦始皇開疆擴土的時候，呂不韋希望張唐去燕國為相，但勸說未果。小小的甘羅不僅成功地遊說了張唐，而且單獨出使趙國。
結果是，趙王聽從了甘羅的建議，將5座城白送給秦國。後來趙國對燕國用兵，拿下燕國36城，把其中的11座獻給了秦國。也就是說，甘羅光靠動嘴皮子，就不費吹灰之力讓秦國得了16座城。
這個套路倒是很有戰國特色。回國之後，甘羅一夜成名，並被封為上卿。後世據此說甘羅12歲為秦相，其實上卿只是一種爵位，手中沒有實權，倒是甘羅的祖父甘茂，確實擔任過左丞相。後來的甘羅，似乎人間蒸發了，再也沒有什麼豐功偉績，甚至音訊全無，讓人不禁懷疑其真實性。
就連已知的事蹟，所注的水分也不少。構成甘羅故事的基本要件，如秦國主動送還燕太子丹、趙國攻下燕國贈給秦國11城等並非事實。甘羅的神童之路，顯然經過了人工包裝。這個神童的出現，其實有縱橫家們為自己塗脂抹粉、壯大聲威的成分。
漢代的神童則是另一種面貌。當時天下太平，儒家思想取得了傳統文化中的主導地位，仁義忠孝的道德標準在社會上確立起來。在漢代，孝父母、悌兄長成為人們衡量神童的重要標準，典型的案例是孔融讓梨。
按說在兄弟們中間讓個梨，去名士家裡串個門，也算不上多大點兒事，可偏偏人家孔融出身不凡。孔家是世家大族，他爺爺是鉅鹿太守，父親是泰山都尉，自己又頂著孔子後裔的光環，所以有點小成績就被載入了史冊。
孔融讓梨或許只是個偶然事件，但為何故事能廣泛流傳呢？漢代選官還沒有科舉考試，而是採用“徵辟察舉”，也就是依賴政學兩界名人們的推薦。一個人聲望越大，就越有機會被注意到，越容易得到推舉做官的機會。讓孩子成為神童，更早地曝光在鄉里父老和州郡名人的視線之中，對社會資源豐富的世家大族來說並非難事。翻翻《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有大量的人物弱冠之年就已“知名州郡”，做法跟孔融是一樣的。
如果說漢代的神童更多地體現了儒家文化對道德的推崇，那麼唐代的神童則是儒家思想以文學為載體，重視文學的產物。能為文作詩，成為此後千年間神童的“標配”。
唐代駱賓王“尤妙於五言詩”，其幼年所作“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一詩，大概是史上最有名的神童詩了。不過，放在唐宋，擅長為文作詩的神童太多了，駱賓王這兩把刷子只能算是“低配”。楊炯、張九齡年幼都能文；王禹偁九歲能文，李百藥、晏殊七歲屬文，王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令狐楚五歲能為詞章；權德輿四歲能屬詩，十五歲為文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
還有記憶力、理解力超強的神童。與駱賓王同為“初唐四傑”的盧照鄰，十餘歲就學《倉頡》《爾雅》、經史；唐中宗的宰相韋溫，七歲時一天可以讀《詩經》一卷；砸缸的那個司馬光，七歲可以講解《左氏春秋》；黃庭堅更厲害，年幼時所讀之書無不通曉。
辦給神童的科舉
《三字經》有云：“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意思是他七歲的時候透過考試，被朝廷“認證”為“神童”，這個“神童”也進了《三字經》。
家長重視早教，想培養出神童，古代科舉考試還專設“童子科”，對神童進行選拔重用。童子科萌芽於漢代。那時凡是12歲以下、能背誦一部儒家經典的早慧兒童，可由郡國向中央薦舉，經面試合格，授童子郎，一旦被授予童子郎，即可為官。童子郎特別注重考查兒童的孝悌廉讓之德，同時也要求兒童能背誦一定的經學內容。
到了唐代，科舉制度成為人才選拔常態，專門面向兒童的童子科也得以制度化。唐代童子科面向的物件為年幼、聰慧的童子。報考的年齡限定前後有所變化，唐初規定為10歲以下，宣宗大中十年（856年），又將年齡限制在12歲以下。
和漢代重視品德相比，唐代完全以兒童對經學內容的記憶作為評價標準。童子舉人要“習一經”，即從《禮記》《春秋左氏傳》《詩》《周禮》《儀禮》《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九經中任選一種。對於選出的神童，有的授官，有的僅給予任職資格。
顯然，唐代考知識要比漢代考德行公平一些，但問題在於，有了國家政策倡導，更多的兒童加入了殘酷競爭的行列，許多希望子女去“應神童舉”的家長，將兒童作為記憶的倉庫加以訓練。然而，最終選拔出的是少數，絕大多數兒童只能在整日埋頭苦讀中度過童年。
在五代時期的文獻中，曾出現了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有一年貢院榜上有名的童子只有10個人，考慮到學子們確實“苦辛”，特批增加了錄取人數。當時朝臣們對選拔神童這事分歧很大，所以童子科總是開開停停。
相比之下，宋代童子科最為正規，最初每兩三年考一次，後來每年考一次。考生年齡在10歲上下，先參加筆試，再參加面試。筆試主要是默寫《春秋》《詩》《易》《論語》等經典，面試主要是考查他們隨機應變的能力和吟詩作賦的水平。被取中的神童可以榮耀家門，但不能做官，想做官還得再考進士。
宋代童子科選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神童，“北宋第一神童”晏殊就是受益者。晏殊6歲能寫詩，13歲得到地方官舉薦，14歲進京參加童子科考試。在詩、賦、論的考試當中，“學霸”晏殊發現其中一道大題自己以前做過，他將此事告訴考官，並請求為自己另行出題。宋真宗對此是又感動又驚喜，當即命人為他重新出題，晏殊作答後得到了眾考官的一致認可。
考試結束後，品學兼優的晏殊被授予秘書省正事一職，次年遷任為太常寺奉禮郎，至此，神童正式步入了仕途。他35歲進入權力中樞，擔任相當於副宰相的樞密副使。
童子科的功名利誘，使兒童啟蒙教育越來越難，也違背了教育規律。到了明代，童子科不再與做官掛鉤，自然就落寞消亡了。
“偽神童”傷不起
談到古時的神童，不覺想起初中語文課本上王安石的名作《傷仲永》，文中王安石描寫並反思了一個神童的悲劇：平民方仲永，天賦異稟，但其父親卻貪圖小利，把兒子當成搖錢樹並以此炫耀。若干年後，其才能完全消失了。
在古代，人們的神童觀主要是以成人標準去衡量的。人們覺得，一個孩子如果能在幼年時，便能做到許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好，這便是神童。簡單說，神童就是“小大人”。
這樣的觀念，使得神童教育就像《傷仲永》裡所反映的，造成了許多悲劇。南宋葉夢得所著《避暑錄話》中記載：北宋元豐年間，饒州有位神童叫朱無賜，因從小就能熟讀經書而做了官，於是當地有孩子的人家，逼著家裡的孩子熟讀“五經”。
孩子生性好玩，不肯好好背記，父母們便把這些“神童”一個個都放進竹籃，吊上樹梢，使其玩耍不成。不少家長還請來“家教”，孩子背完一經，先生就能得到孩子父母的若干銅鈿，作為酬勞和獎勵。結果，北宋時饒州的許多孩子因為不具備天資而被活活逼死。
不僅僅是饒州，當時許多人帶著孩子，信心滿滿地前往開封，要求皇帝聽自家“神童”流利地背誦經典。結果鬧到皇帝也不勝其煩。比如北宋政和二年九月，宋徽宗在詔書裡發牢騷說，“童子陳書乞誦書今又九人，愈見滋多”——今天又有九個孩子跑來要求我聽他們背書，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政和四年，開封城裡的“小學”之中專門練背書的學生，一度達近千人之多。
南宋的情況也差不多。一位叫朱虎臣的饒州兒童，十歲可以背誦七本經書，被宋高宗認證為“神童”。隨後，全國各地的“神童”由家長帶著來到杭州，史載“求試者雲集”。朝廷不勝其擾，只好給這些人賞賜了一些布帛，再勸他們回去。宋孝宗時又出臺政策，降低了背誦式“神童”的收益。
中國學者從1978年開始，對大量天才兒童進行了追蹤調查，結果發現，這些天才兒童在成人後，與透過常規途徑讀大學、讀研究生出來的同齡人相比，並沒有很明顯區別。他們當年的天分之才，也多歸於平淡，不論是名噪一時的小詩人，還是“數學家”“畫家”，很少有真正成為國際大師的。
很多父母覺得，年紀越小、知識越多、能力越強就是神童。其實，此類兒童之所以能夠記憶海量知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有意識地提前給孩子灌輸知識。比如在孩子很小時就訓練他認字、背詩，等到5歲左右，孩子掌握的知識自然會很多。可是，要是別的孩子也接受同樣的教育，很可能也能達到類似效果，也就是說，許多神童其實是“偽神童”，他們的優勢在於提前接受了教育，所以能為人所不能為。
一個健康的社會，成才觀應該是多元的，教育的選擇也該是多元的。有積極的教育投入意識當然好，但如果在孩子身上投射太多“功名期待”，將“博功名”當作教育的終極目的，而忽略孩子的人格養成，就得不償失了。來源：齊魯晚報·齊魯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