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狟先森在1917到1919這大開大闔的三年裡，湧現了許多文化名人。這些人藉著新文化運動的春風，尤其是藉著《新青年》這本享譽全國的文化刊物，從名不經傳的小人物、有點名氣的地方人物，統統變成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成都的吳虞無疑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被胡適稱為“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藉著在《新青年》寫的幾篇“非孝”文章，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從一個備受地方士紳排斥的讀書人，一下子成了全國思想界的名人，並在1921年離開成都，當上了北大的教授。實在是堪稱當時文化界中“時勢造英雄”的代表了。吳虞在暴得大名之前，在自己的家鄉成都已經小有名氣了。不過這種“名氣”不是靠文章寫的美或者“既孝且廉”舉止行為取得，恰恰是因為一些外人看來是大逆不道的行為贏得的。01 不孝行為滿城皆知還在新文化運動以前，吳虞就因為兩件事在成都小有“名氣”。一件是散發傳單告老子；一件是拿起《大清條例》與老子爭財產。吳虞對他父親實在是不滿。於是他跑到大街上散發自己手寫的傳單，大致的內容是揭露父親與前後娶的兩任妻子做的種種醜穢之事，控訴了父親和繼母對吳虞夫婦的虐待行為。這讓他感到“家庭慘酷，內被尊長之毒螫，幾不免於死。”這種有悖人倫的行為當然引起父親的強烈不滿，於是被老子告到衙門，成了轟動整個成都教育文化界的大事。雖然衙門判吳虞勝訴，但這種行為產生的結果可想而知。整個四川文化界召開各種會議、發表各種文章來對他的行為進行批判。當時的四川教育部長還專門開了個會，重點討論的議題就是如何批判這個名教罪人，打算將他驅逐出教育界。吳虞面對這些一邊倒的輿論聲音，內心的壓力可想而知。不得已，他油印並散發了介紹其控訴老子的文章《家庭苦趣》作為反擊。結果怎麼樣呢？迫於壓力，吳虞跑了。武昌起義爆發後，吳虞像是嗅到了什麼，又跑回成都，借宿在他的妻弟家中。在借宿期間，他仔細閱讀著《大清律例》有關田宅的條款，準備再和自己的老子打場官司，事情還得從1893年講起。1893年，吳虞的父親在族人的監督下，把家裡的田產分配完畢，除了自己留下60幾畝水田養老外，其餘都分給了兒子。不過等到吳虞的父親娶的第二個妻子把養老的財產都敗光以後，吳父就不想再履行這個約定了，在廟裡貼著詛咒吳虞夫婦的話，逼迫吳虞再交還一部分田產。脾氣犟的吳虞哪裡能受得住，於是就有了“一紙訴狀告老子”之事。不論吳虞在理不在理，這個時候“不孝”罪名沒人能扛得住。結果是鬧得滿城皆知不孝子，一下子成了城裡“不孝”的“名人”，算是第一次“暴得大名”了。02 新文化運動“猛抬頭”辛亥革命以後，地方的文化環境也隨著政治秩序的新舊更替鬆動了不少，替新思想鬆綁的聲音不時出現。但成都文化界仍然瀰漫著低氣壓，文化復古的趨勢也隨之而來，可看不慣舊傳統的吳虞硬是要對著幹。1914年吳虞在成都一小報上發表的關於家庭、宗教革命的文章，就像火藥桶一般，一下子不僅引來封禁報紙的危險，身家性命也受到了威脅。所以廖平也來信勸吳虞，言論收斂一點。就在這極度壓抑的思想空氣中，新文化運動如驚雷一般而起，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吳虞也藉著該運動，尤其是《新青年》，從地方上被批判、被排斥的異端一下子上升到全國文化界著名的人物。在民初新舊思潮此消彼長的空檔中，吳虞先後在四川、上海的報紙發表了一些文章，但反響不是很大。1916年底無意中看到《新青年》中刊有《孔子評議》這篇思想異常激進的文章，覺得這些文章的主張與自己很是接近，於是主動聯絡了陳獨秀。二人的書信來往間，談論甚是投機。兩人都認為，要是儒學的倫理政治綱常階級之說不攻破，那麼社會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此時的吳虞大受鼓舞，覺得高山流水、終遇知音，多年積攢在心中的想法化為胸中涓涓文思。他主動聯絡上陳獨秀，從1917年上半年起，先後在新青年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禮論》等5篇文章。這些非孝、非孔的文章在這份聞名全國的刊物中連載時，“吳虞”這個名字也不脛而走。吳虞的文章不僅備受年輕人讚美，本人也變成了聞名全國文化界的名人。自己還在長期被排斥的四川教育界獲得了幾個學校的教職，真是“一文三得”！03 借“東風”反傳統觀點市場大吳虞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中心就是三個字：反傳統。這些反傳統的根源都與他的父親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還在1910年冒天下之大不諱散發的傳單中，就抨擊“家庭之沉鬱黑暗，十室而九”。到後來他搜尋與自己相似經歷的古人例子，比如明末激烈反專制的李贄事蹟，寫成《李卓吾別傳》，實際上是在給自己的行為翻案呀。等到給《新青年》寫文時，自己以前遭遇的種種坎坷經歷便一下子變成了最激烈的反傳統文字。比如“孝之範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我的意思，以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觀念……要承認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等到1919年11月發表的《吃人與禮教》，語氣更是激烈。“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一部歷史裡面，講道德的人，時機一到，就直接間接的吃起人肉來了。”筆調語氣和魯迅的在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相差無幾。

這些文字一經發表在《新青年》上，便膾炙人口，影響遍及全國。這種影響可以透過吳虞自己的話看出。他在日記裡寫道“餘之非儒及攻家族制兩種學說，今得播天下，私願甚慰矣。”04 時勢造了英雄像吳虞那樣，對家庭倫理帶來的苦悶感深有感觸的讀書人是大量存在著的。但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裡，這種言論無疑會被傳統的文化、政治秩序所消解，很難產生成功的“英雄”。 但是時代畢竟是變了。晚清、民國鼎革，尤其是在袁世凱丟擲洪憲帝制之後，青年人，尤其是年輕的讀書人，對於帝制無疑是深惡痛絕的，與帝制緊密相關的儒家傳統也在他們抵制範圍內。正是當“打倒舊傳統”成為大部分知識人群體的共識，催生了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新文化運動後，那麼吳虞發表在新思潮中具有全國代表性刊物《新青年》上有關“非孝、非孔”的文章自然能獲得熱捧。這種新思潮呼喚和傳統對立的一切東西。這樣，早就開始進行“反傳統”思考的吳虞，趁著新文化運動的東風，成功地站到了全國的思想舞臺上，揮斥方遒。吳虞的成功，不可不謂是：時勢造英雄。參考文獻：1、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2、黃天華：《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吳虞與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變》，《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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