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傳統文化歷史上，有一位居士的名字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唐朝李通玄居士，後人尊稱他為李長者，被現在人譽為“中華第一大居士”。
關於李通玄長者的事蹟，在唐朝
曾受過李通玄長者教導的出家僧人照明法師，在《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序》中有這樣的記載：“北京李長者，皇枝也，諱通玄。性稟天聰，智慧明簡，學非常師，事不可測。留情《易》道，妙盡精微。放曠林泉，遠於城市。實曰王孫，有同舍國。年過四十，絕覽外書。在則天朝，即傾心《華嚴經》，尋諸古德義疏，掩卷嘆曰：
經文浩博，義疏多家。惜哉後學尋文不暇，豈更修行？
幸會《華嚴》新譯義理圓備，遂考經八十卷，蒐括微旨，開點義門，上下科節，成四十卷《華嚴新論》。猶慮時俗機淺，又《釋決疑論》四卷。又《略釋》一卷，又《釋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至於《十玄六相》，《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及諸詩賦，並傳於世。
恐寒暑遷謝，代變風移，略敘見聞，用傳知己。起自開元七年，遊東方山，隱淪述論，終在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卒。
時夜半山林震驚，群鳥亂鳴，百獸奔走，白光從頂而出，直上衝天。
在於右近，道俗無不哀嗟。識者議曰，惟西域淨名遍行是其流，此方孔老非其類。影響文殊普賢之幻有也。
照明親承訓授，屢得旨蒙，見其殂終。嗟夫聖人去世，思望不及。
時因訪道君子，詢餘先聖之始末，不敢不言，謹序之。爾時大曆庚戌秋七月八日述。”
而在《清涼山志 │李長者見聖授道傳》中更有詳細的描繪：“唐長者李通玄，常遊五臺，
於善住院逢異僧，授以《華嚴》大旨。
將晚，僧取別。長者曰：‘天色既暮，師欲何適？’僧指北峰頂，其行飄然，若御風，長者追之不及，至夜，望峰頂，火光亙天，詢寺主，主以為野燒。
長者念異僧適彼，此必神光，非火也。即曳杖而登，無敢隨者。至頂，見火更熾，周方裡許，視其中，樹紫金幢，見先異僧坐其下，帝冠者，數百圍繞，梵音雄朗，其語難解。長者心念，設我投中，得觀聖者，燒身無憾，即踴身投入，頓覺清涼，法喜無量。方趨前作禮，奄然忽空。長者即於是處，一坐三日。而後下山，至西谷口，見數童子，眼光外射，天衣飄飄，乘風而過，長者稽首。
童子曰：“疇昔之夜，投身於吾師光中者，非子耶？”長者曰：“然。”即問曰：“仁者師為誰耶？”童子曰：“
吾師妙德耳。
”長者欲挽衣隨之。童子曰：“汝宿願弘經，何得忘卻？”言已，杳然飛去。
長者自念大士授旨，欲造論，釋大經。
見此地太寒，遂南徒盂陽之方山，鑿巖為龕居之，造論。柏葉和棗作餅如錢，日食七枚，時稱棗柏大士，
口出光以代燭，常感猛虎馱經，仙童汲水。
論成四十卷，及《決疑論》並行於世。開元二十八年春，於方山石室，禪寂而化。”
此文中說到，唐朝的李長者，名李通玄。常常朝禮五臺，有一次他在善住院遇到一位異僧，教授他華嚴的大旨趣。天色漸晚，異僧想要離去。李通玄問道：“天色這麼晚了，師父要到哪裡去？”異僧用手指了指北峰頂，然後飄然而去。他步履輕盈，彷彿乘風駕雲一般。李通玄想要追上他已經來不及。
到了夜晚，李通玄遠遠看到北峰頂上火光燭天。於是他詢問寺裡的住持，住持認為是野草在燃燒。李通玄心想，剛才異僧去了那裡，肯定是神光，不是火光。隨後他拄著藤杖去了峰頂，沒有人敢與他一同前往。等攀到山頂後，他看到火光更加熾烈。方圓一里左右的地方，他遠遠地看到其中，樹上掛著紫金的幢幡，先前所見的那位奇特的僧人端坐在下面。他的四周圍繞著數百位頭戴冠帽的人，唱誦清淨雄朗的梵音，但是李通玄卻聽不懂他們在誦唸什麼。
這時他頓生一個念頭：“如果我能夠投身到他們中間，覲見到聖者的金身，即使被大火燒死，我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
想畢，他趨身向前朝著火光縱身躍入。火光中卻是清涼無比，法喜無量，聖者的莊嚴法相就在眼前。他剛要向前作禮，忽然什麼也沒有了。
李通玄就地盤腿坐了下來，一坐就是三天。三天以後，他下得山來，來到了一個叫西谷口的地方，見到有幾個童子眼光外射，穿著天衣，飄飄然乘風而過。他知道這幾個童子必非常人，就向他們稽首作禮。
一童子說到：“記得先前有一個晚上，投身在家師光圈裡面的，莫不是您？”
“是的。”李通玄回答，“但不知令師是誰？”
“家師是妙德文殊師利菩薩！”
李通玄就想跟著這幾個童子一起去參拜文殊菩薩。這時其中一個童子卻說：“你的宿世志願是弘揚經教，怎麼可以忘記？”說罷就飛空而去，失去蹤影。
李通玄心想，文殊菩薩傳授的旨意是要我今後用心造論、解釋大經，我不應辜負菩薩的期許。從此發起了弘揚華嚴經的志向。
然而這個地方太冷，李通玄於是向南遷徙，去了盂陽的方山。他開鑿巖石成龕，居住在裡面造論。以柏樹葉和棗做成餅大概銅錢般大小，每天吃七枚，當時人們稱他為棗柏大士。他疏經時，口中出光代替燭光，曾經感得猛虎馱經，仙童汲水。寫論成四十卷，及決疑論並行於世。他在唐開元二十八年春，在房山石室內安然坐化。
唐朝李通玄長者的最經典著作肯定首推《新華嚴經論》，即《華嚴合論》。李通玄的著作，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上，特別是佛教中國化上，是極為重大的事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大師說道：“賢首法藏國師，得武后為其門徒，聲名藉甚。疏晉譯《華嚴經》，經既未備，疏亦草略，故不復傳。所傳《起信論疏》，淺陋支離，甚失馬鳴大師宗旨，殊不足觀。
方山李長者有《新華嚴經論》，頗得大綱。
清涼觀國師，復出《疏鈔》，綱目並舉，可謂登雜華之堂矣。後世緇素，往往獨喜方山，大抵是心粗氣浮故耳。不知清涼雖遙嗣賢首，實青出於藍也。圭峰則是荷澤知見宗徒，支離矛盾，安能光顯清涼之道？”
方山李長者的《新華嚴經論》，蕅益大師認為是很得華嚴大綱的。而明朝高僧蓮池大師在《答蘇州曹魯川邑令》中也說到：“
《方山之論》，自是千古雄談。
而論有論體，疏有疏體。
統明大義，則方山專美於前。極深探頤，窮微盡玄，則方山得清涼而始為大備。
豈獨方山，即杜順而至賢首諸祖，亦復得清涼而大備。豈獨華嚴諸祖，即三藏十二部百家論疏，亦復得清涼而大備。”
高僧這一觀點，依然也是認為方山李通玄長者給出的是經典大綱，而詳細地註解當然應該是清涼國師的註解。
對於這一觀點，近代民國時期的弘一法師，也是這麼認為的。他在《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說：“《華嚴合論》最後閱之。徐居士曰：‘所以勸學者研究華嚴，先疏後論者，以疏是疏體，解得一分即獲一分之益，解得十分便獲十分之益。終身窮之，而勿能盡。縱使全不能解，亦可受燻成種，有益而無損。
論是論體，利根上智之士，讀之有大利益。而初心學人，於各種經教既未深究，於疏鈔又未寓目，則於論旨未易領會。但就論文顢頇籠統讀去，恐難免空腹高心之病。
’蓮池大師謂：‘統明大意，則方山專美於前；極深探賾，窮微盡玄，則方山得清涼而始為大備。’斯實千古定論，方山復起，不易斯言。”
所以研究我國的華嚴思想，最好是唐朝清涼國師的《華嚴疏鈔》和李通玄長者的《華嚴合論》一起看。這一點，清朝道霈禪師在《華嚴經疏論纂要序》中便說到：“
《疏鈔》則窮原極委，章句分析，不唯是此經標準，實乃如來世尊一代時教之標準也。《論》則廣論佛意，會歸自心，不唯是此經閫奧，實乃宗門之閫奧也。
禪者喜讀《論》而不知《疏鈔》之廣大精微，講者喜讀《疏鈔》而不知《論》之直捷痛快，
兩者皆失之也。
”
萬曆二十年春天，紫柏大師專程至方山禮敬李長者遺像，並有《方山李長者像前自卜出處疏》一文說到：“然而某見地雖則無疑，而現行思惑，逢緣觸境，智劣識強，每墮愆失，自惟出處，未即判然。何者？顧在身命易舍，於教無益，於法無補，如是則出不如處也；又念祖道荒涼陵遲，不忍受其恩，而不能捐軀報德，寸心難安，如是則處不如出也。於是於某年日月，
躬詣長者尊像前，焚香疏意。
”
在李通玄遺像前，紫柏大師發出“
高人李長者，風致久欽尚。
問法蒲衣子，從茲乃西往。青山不改色，白足遞酬唱。人代付流水，雲巖獻奇狀。芙蓉繞禪室，貝葉生佛想。春雪被四野，玄津滌五障。
華嚴佛始談，大論誠快暢。恨我生何晚，不遑奉巾杖。猶欣侍尊者，龍象共趨蹡。
夜寒山路幽，再宿解悽愴。”的慨嘆。
在紫柏大師離開李長者像前，紫柏大師在《登方山歌》中更是寫到“
殷勤再拜不忍別，行行回首煙雲重。
”在《長者庵讀決疑論》一詩中，紫柏大師對李通玄的成就更是讚不絕口：“善財童子不辭勞，五十三參粉寂寥。
不是當年李長者，瞿曇安得有皮毛？
”
總之，唐朝李通玄居士在佛教中國化的歷史程序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他被現在人譽為“中華第一大居士”絕對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