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是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①
20多年過去了，有必要作一番重新論證。
吳晗對“王世貞說”的否定不能成立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貞（包括其門人），這本來是比較明朗的。在明清兩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論。
但是到了現代，王世貞說突然大倒其黴，否定論者有魯迅、鄭振鐸等大家。
魯迅與鄭振鐸對王世貞說的否定，其言詞十分肯定，但證據僅為“山東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成立）。
吳晗先生的否定是建築在嚴密的考證基礎上的。
吳晗引據的史料有《寒花庵隨筆》、《銷夏閒記》等。《寒花庵隨筆》雲：
1
“世傳《金瓶梅》一書為王弇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或謂此書為一孝子所作，用以復其父仇者。
蓋孝子所識一鉅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忽偵知鉅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
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於紙角。覬鉅公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
鉅公於車中聞之，即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歎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竟不見。
鉅公頓悟為所算，急自營救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即鳳州也。鉅公為唐荊川。鳳州之父忬，死於嚴氏，實荊川譖之也。
姚平仲《綱鑑挈要》載殺巡撫王忬事，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
有識畫者為辨其贗。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識畫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即荊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
《論金瓶梅》
針對這一史料，吳晗的考證大體是三個方面：
第一、王世貞父親王忬的被殺與《清明上河圖》無關。
吳晗查了《明史·王忬傳》，證明王世貞父王忬之論死，與唐荊川確有關係。但主因是灤河失事，而直接彈劾者非唐荊川。而嚴嵩“雅不悅忬”。
王忬、王世貞父子積怨於嚴嵩、嚴世蕃父子甚久。乘王忬“灤河失事”之機，嚴嵩乃“構忬論死”。
吳晗又查了王世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丁元薦《西山日記》等，都證明王忬之被殺與《清明上河圖》無關。
第二、《清明上河圖》的沿革亦與王家無關。
吳晗查閱多種文集、筆記，說明宋張擇端之作《清明上河圖》，為李東陽家藏，後流傳吳中，歸“蘇州（陳湖）陸氏”，後又歸崑山顧夢圭、顧懋宏父子。
其時嚴嵩當國，因顧氏“才高氣豪，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清明上河圖》“卒為袁州（嚴氏）所鉤致”。
吳晗還查到王世貞在《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中說，《清明上河圖》確有真贗本。
贗本之一藏其胞弟王世懋之所，但非嚴嵩“出死構”之本。
由此，吳晗指出：“一切關於王家和《清明上河圖》的記載，都是任意捏造，牽強附會。”
第三、唐荊川之死。
吳晗查明，唐荊川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忬被殺還早半年。
因此《寒花庵隨筆》所說的，王忬被殺後，王世貞派人去行刺唐荊川，王世貞著《金瓶梅》粘毒於紙而毒殺唐荊川云云，純屬無稽之談，荒唐之至。
應該說，吳晗的上述考證是系統的周密的，也是很有說服力的，在《金瓶梅》作者研究史上，建立了一大功績。
但要從根本上否定王世貞說，必須完成三個方面的考證。
1、徹底否定王世貞作《金瓶梅》的種種虛假的傳說故事，吳晗先生是全力以赴而為之的，他的貢獻亦在這裡。
但由此而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的結論，這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這裡存在兩種可能性：
（1）王世貞作《金瓶梅》的傳說故事是假的，王世貞作《金瓶梅》本身也是假的。
（2）王世貞作《金瓶梅》的傳說故事是假的，但王世貞作《金瓶梅》本身確是真的，就是不像人們傳得那麼離奇而已。
顯然這第二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吳晗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這是由於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導致其結論的錯誤。
2、徹底否定王世貞有作《金瓶梅》的種種可能性。
對此，吳晗專門寫了一段文字，小標題即為“《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
但他在這段文字中，除再次重複了唐荊川非被王世貞所作《金瓶梅》毒死之外，說《金瓶梅》用的是山東的方言，王世貞是江蘇太倉人，“有什麼根據使他變成《金瓶梅》的作者”。
顯然，這些似是而非的考證，是毫無力量的。
3、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在《〈清明上河圖〉與〈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變》文中，他說：
“本來是想再寫一點關於《金瓶梅》的真正作者的考證，和這已經寫成的合為上下篇的。但是時間實在不允許我，這個志願只好留待他日了。”
可惜的是，吳晗終其一生亦未能遂願。
綜上所述，吳晗的第一方面的考證，有很大的貢獻；
第二方面的考證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證僅有設想而已。而就整體而言，要否定王世貞說，後兩個方面的考證是決定性的，遠比第一方面的考證重要得多。
吳晗先生只完成了第一方面的考證，就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的結論。這樣的結論當然難以成立。
應該說，在吳晗著文企圖推倒王世貞說的當初，其客觀的歷史條件是不具備的。
因為一些重要的史料還沒有被髮掘出來，如清無名氏《玉嬌梨·緣起》、清宋起鳳《稗說·王弇洲著作》。
在這種情況下，吳晗硬要憑藉《寒花庵隨筆》等本身就已摻入了許多荒唐的衍說的所謂史料，來對王世貞說作出絕對否定的結論，其結果只能是可悲的。
我們當然不能責怪吳晗先生，這是歷史給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金瓶梅》（齊魯書社出版）
王世貞說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經過吳晗的“致命的一擊”，王世貞說的信奉者已少得可憐。
然而經過半個世紀的沉思，人們終於從對吳晗的考證結論的迷信中覺醒過來。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王世貞說的研究重新崛起，且碩果累累。1979年，朱星先生髮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列舉十條理由重倡王世貞說。
1987年至1990年周鈞韜連發《金瓶梅作者王世貞說的再思考》等三文，專為王世貞說翻案，並在重申王世貞說的同時進一步提出了“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
1999年，許建平在《金學考論》中用四個外證七個內證申述王世貞說。2002年，霍現俊在《金瓶梅發微》中，從外證、內證兩方面，全面予以論證。
此外，對王世貞說作進一步論證的還有黃吉昌、李寶柱、李保雄等學者。真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王世貞說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一、前人已確指《金瓶梅》為王世貞的“中年筆”。
1982年，一則重要的史料被發現了。
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鳳在《稗說•王弇洲著作》中確指《金瓶梅》為王世貞的“中年筆”：
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弇洲痛父為嚴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陸炳陰謀孽之，置於法。弇洲憤懣懟廢，乃成此書。陸居雲間郡之西門，所謂西門慶者，指陸也。
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諸狎暱比相嵩羽翼。陸當日蓄群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所事與人皆寄託山左，其聲容舉止、飲食服用，以至雜俳戲媟之細，無一非京師人語。書雖極意通俗，而其才開合排蕩，變化神奇，於平常日用機巧百出，晚代第一種文字也。
……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終無懈氣浪筆與牽強補湊之跡，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奇巧幻變，媸妍、善惡、邪正，炎涼情態，至矣!盡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與後乎此誰耶?謂之一代才子，洵然。
世但目為穢書，豈穢書比乎?亦楚檮杌類歟。聞弇洲尚有玉麗一書，與金瓶梅埒，系抄本，書之多寡亦同。②
這段史料的重大價值在於：
1、它明確告訴我們《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這是確指，它和明末清初一些學者所記載的傳聞與衍說相比，具有質的區別。
2、它明確告訴我們，早在康熙十二年前，《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已有人“知之”。
可見這一資訊早在明代末年或清代初年就已經出現，這個時間比其他的《金瓶梅》作者說（如薛應旗說、趙南星說、李贄說等等）的出現時間要早得多。
3、從這條史料我們大體可以推知，早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袁中郎與沈德符都已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貞，沈德符的“嘉靖間大名士”說即指王世貞。
宋起鳳指出：“聞弇洲尚有玉（嬌）麗一書，與《金梅瓶》埒”。
查沈德符《野獲編》雲：“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之手’。”《玉嬌麗》一書明季尚存。
沈德符所記載的袁中郎之說在萬曆三十四年，比宋起鳳的記載早六十七年。
兩者記載時間相距甚久，但內容基本一致，足見兩者均以事實為依據。宋氏明確指出《金瓶梅》與《玉嬌麗》同出王世貞之手，而袁氏也說兩書同出一名士手。
可見袁氏所謂的“名士”實指王世貞，沈德符的“嘉靖間大名士”說本來之於袁氏，故其指王世貞則無疑矣。
4、宋起鳳，字來儀，號弇山，直隸廣平人。宋氏所處的時代，與《金瓶梅》的成書年代較近。
他所僑寓的山東、京師與《金瓶梅》著作的地點有直接關係。他對王世貞的生活經歷、事蹟，及其文學事業、文學風格的演變等有較深的瞭解和研究。
王世貞號為弇州山人，宋氏之號為弇山，似可見宋氏是王世貞的崇信者。由此以觀，宋氏的王世貞“中年筆”說，似非出於虛構。
《萬曆野獲編》書影
二、從《金瓶梅》“指斥時事”看，王世貞所作的可能性亦較大。
沈德符《野獲編》指出：“（《金瓶梅》）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
屠本畯《山林經濟籍》說：“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託之《金瓶梅》。”
這些記載都說明，《金瓶梅》是指斥時事之作，“人物每有所指，蓋借文字以報夙仇”（魯迅語）。
那麼是誰與嚴嵩父子及陸炳諸人有深仇，而需作《金瓶梅》以譏刺之？明人已有暗指王世貞之意。
宋起鳳說：
“弇州痛父為嚴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陸炳陰謀孽之，置於法，弇州憤懣懟廢，乃成此書。
陸居雲間郡之西門，所謂西門慶者，指陸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諸狎暱比相嵩羽翼。陸當日蓄群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
宋起鳳的這段記載，到底可靠否？我們可以用正史及名人的記載加以驗證。
本來王世貞之父王忬與嚴嵩乃為同僚，往來不疏。當時嚴嵩為宰相，王忬為薊遼總督，一文一武權勢相當。
王世貞還經常到嚴世蕃所飲酒。後來才漸漸生隙。
據《明史·王世貞傳》載：“奸人閻姓者犯法，匿錦衣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嚴嵩以請，不許。”
嚴嵩親自出面為陸炳說情，卻遭到王世貞的拒絕，這可能是結怨的開始。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
帝怒，“獄具，杖百，送刑部”。
王世貞鳴不平，“楊繼盛下獄，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冤，（世貞）代為草。既死，復棺殮之。嵩大恨”。
這如何能不使嚴嵩恨之入骨。後來王世貞之父王忬慘遭殺害，又與嚴嵩有關。
《明史·王忬傳》指出，嚴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複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
嚴氏客又以世貞家瑣事構於嵩父子，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
嘉靖三十八年，王忬因灤河失事，帝大怒。“嵩構之，論死繫獄”，灤河失事乃是嵩構忬論死的一個機會。
第二年王忬即被殺害。如此殺父之深仇，王世貞如何能與嚴氏父子善罷甘休，作《金瓶梅》以譏刺嚴氏，就成了他報仇的重要手段。
根據上述史料，我認為宋起鳳所說的，王世貞為報殺父之仇，“乃成此書”，“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是基本可信的。
另外，在宋氏的記載中，沒有出現如《寒花盦隨筆》中出現的：《清明上河圖》及王世貞作《金瓶梅》以毒殺唐荊川（或嚴世蕃）等編造出來的荒唐故事，這更能證明宋氏所記乃為實據而非傳聞。
《明史》書影
三、從《金瓶梅》的早期流傳來看，抄本之源蓋出於王世貞。
袁中郎於萬曆二十三年見到的《金瓶梅》半部抄本，來源於董思白。
董氏之書則可能來源於徐階家藏。這是《金瓶梅》抄本早期流傳的一條線索。
另一條線索則是：徐階——劉承禧——袁小修——沈德符。
萬曆三十四年，沈德符遇中郎於京邸。
中郎告訴沈德符：“今惟麻城劉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
沈德符又說：“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
這個“又三年”，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此年袁小修曾赴京會試。
而在前一年（萬曆三十七年），袁小修與劉承禧在當陽見過面（小修《遊居柿錄》雲：“舟中晤劉延伯”）。
由此可見，袁小修在萬曆三十八年攜有的《金瓶梅》全抄本似來源於麻城劉承禧。
劉承禧的書又來源於徐階。劉是徐階的曾孫婿。這就是說《金瓶梅》早期流傳的兩條線索均與徐階有關。
那麼徐階的全抄本又來源於何處呢？我認為來源於王世貞。
萬曆三十五年前後，屠本畯在《山林經濟籍·金瓶梅跋》中說：“（《金瓶梅》）王大司寇鳳州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
萬曆四十五年前後，謝肇浙在《小草齋文集·金瓶梅跋》中又說：“唯弇州家藏者最為完好。”
可見王世貞確藏有《金瓶梅》全抄本。
徐階與王世貞之父王忬是同僚，而且同受嚴嵩的排斥。王忬被殺後，嚴嵩又加害徐階。
嘉靖四十四年嚴嵩事敗。徐階反嚴氏父子亦毫不手軟。最後置嚴世蕃於死地的正是徐階。
同時，正是在徐階的幫助下，王忬才恢復官職，王世貞也被重新起用為大名兵備副使。
王家有恩于徐家，徐家亦有恩於王家，兩家不僅是一般的通家之好，而且是在反對嚴嵩專政的鬥爭中互相支援、互相保護，親密無間、休慼與共。
王世貞動意寫作《金瓶梅》，對嚴嵩父子加以揭露和批判，這完全符合徐階的願望，必然會得到徐階的支援和幫助。
反之，對王世貞來說，徐階是他父親的摯友，是自己的恩人、保護人和長輩，因此他動意寫作《金瓶梅》亦必然會告訴徐階，並爭取他的支援。
王世貞寫完《金瓶梅》，併產生了第一、第二個抄本後，他第一個要贈送的必然是徐階，這就是徐階所藏的《金瓶梅》全抄本的來源。
根據《金瓶梅》早期流傳的多種史料分析，《金瓶梅》抄本的源頭似乎只能追到王世貞，加之當時社會上又盛傳《金瓶梅》為王世貞或其門人所作，此中兩者的內在聯絡，不就很能說明問題嗎？
萬曆本《金瓶梅詞話》
四、從《金瓶梅》的語言來看，作者必為南方人而非山東人，這又為王世貞說提供了一個重要旁證。
《金瓶梅》的主體語言是北京官話、山東土白，但全書的字裡行間，卻夾雜著大量的南方吳語。
就連潘金蓮等婦人的對話、口角的山東土白中亦夾雜著大量的吳語詞彙。吳語在全書中隨處可見。
例如，稱抓一付藥為“贖一貼藥”（五回），稱東西為“物事”（八回），稱拿過一張桌凳為“掇過一張桌凳”（十三回），
稱面前為“根前”（十五回），稱陰溝為“洋溝”（十九回），稱青蛙為“田雞”（二十一回），稱白煮豬肉為“白煠（音閘）豬肉”（三十四回），稱很不相模樣為“忒不相模樣”（六十七回），
稱青年人為“小後生”（七十七回），稱糧行為“米鋪”（九十回）。還有什麼“不三不四”，“陰山背後”，“捏出水來的小後生”等等，均屬吳語。
這樣的例證在全書中可以舉出上千條。褚半農先生在《<金瓶梅詞話>中的吳音字》文中指出：書中有好多組字，因為在吳語中是同音，作者常常將它們混用而致錯。
混用的吳音字有“黃、王”，“多、都”，“石、著”，“水、四”，“買、賣”，“人、層”，“何、胡、河、湖”等等。
這些都是吳地語音現象，在明朝其他著作中已有記載。
如王世貞《菽園雜記》雲：“如吳語黃王不分，北人每笑之”。從書中那麼多的吳語同音字混用的事實，推測作者，“他應該是個吳地人”③。
此外，《金瓶梅》在抄錄《水滸傳》部分所作的改動之處，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語特徵。
例如，《水滸傳》第二十三回寫武松打虎：“原來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梢棒折做兩截”。
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磕磕”為吳語“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將武松“偷出右手來”改為“騰出右手”。
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山東人，在這些地方是決不可能改成吳語的。
這隻能說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識地使用山東土白描述北人北事時，無意識地將自己習慣使用的南方語言夾雜於其間。
此外，《金瓶梅》中還出現了與山東人的生活習尚相左的南方人的生活習尚。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中指出，寫在《金瓶梅》中的飲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習用。
如白米飯粳米粥，則餐餐不少，饅頭烙餅則極少食用。
菜蔬如鯗魚、豆豉、酸筍、魚酢，各種糟魚、醃蟹，以及鮮的、糟的、紅糟醉過的鰣魚，都是西門家常備之味。
《金瓶梅》的作者必為南方人，因此他在無意間將南方人的生活習尚搬到了山東，搬入了西門慶的家中。
從書中的語言現象來推測作者，他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他是吳語地區人，他的習慣用語是吳語，所以在不必要出現吳語的《金瓶梅》中會出現大量的吳語；
2、他在北京生活過，熟悉北京官話，所以能熟練地將這種語言，作為《金瓶梅》的敘述用語；
3、他在山東地區生活過，熟悉多種方言土白，所以他能將當地人的語言寫得準確、生動、傳神。而王世貞正具備上述三個條件。
王世貞是江蘇太倉人，太倉屬吳郡，正是吳語流行地區；他的祖籍是山東琅琊，本人曾做過山東青州兵備副使三年；
他從小又隨父寓居北京。看來在當時的大名士中，符合這三個條件者，非王世貞莫屬。
《金瓶梅語言研究文集》
五、王世貞的學識，也足以寫出《金瓶梅》這樣的文學鉅著。
王世貞是個大文學家，與李攀龍同為“後七子”首領，其著甚富，且能寫小說、傳奇劇本。
他知識淵博，在前後七子中，學問淵博者，以其為最。
他在其著《宛委餘編》中記述了大量的社會生活知識。例如，在《宛委餘編二》中多有古今冠服演變，婦女畫眉式樣、梳髻式樣等知識的記述和考證；
《宛委餘編五》中有醫藥知識，推命星相知識；《宛委餘編十三》中有文字音韻知識；《宛委餘編十五》中有書畫知識；《宛委餘編十六》中有弈棋和飲食知識；《宛委餘編十七》則專論道釋。
可以說《宛委餘編》是王世貞創作《金瓶梅》的知識庫。
關於王世貞著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礎、知識結構問題，朱星先生在其著《金瓶梅考證》中已詳加分析，所論是能夠服人的。
大名士與非大名士共同參與《金瓶梅》創作的內證
將古人的、近人的、今人的作者之論，統統收集起來，竟然有六七十種。
儘管這六七十種作者之說，五花百門，但筆者發現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大類：“大名士說”與“非大名士（中下層文人）說”。
而我認為大名士與非大名士（中下層文人）共同參與了《金瓶梅》創作。
一、《金瓶梅》中確有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
1、《金瓶梅》創作的政治目的是批判嚴嵩，“借文字以報夙仇”。
到底是什麼人能與嚴嵩這樣一個為當朝首輔的顯貴，直接構成夙仇呢？顯然其作者亦必為顯貴，普通的中下層文人沒有能與嚴嵩直接結仇的可能。
這是《金瓶梅》創作中，必有與嚴嵩直接結仇的大名士參與的重要依據。
2、《金瓶梅》寫了不少最高統治者的活動場面。
例如，皇帝駕出、百官朝賀、奏疏活動，以及蔡京生辰的慶賀場面，朱勔受群僚庭參的場面，西門慶等地方官員迎接六黃太尉、宋巡按、蔡狀元等場面，都描寫得細緻入微，生動逼真；小說對最高統治集團中的大量的官場腐敗現象，揭露得淋漓盡致。
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能以極其犀利的筆鋒，揭示出這些高官顯貴們心靈深處的種種陰私，以及暴戾、狡詐、虛偽、空虛等等心理特徵。例如蔡京的貪酷偽善，朱勔的妄自尊大，宋巡按的裝腔虛偽，蔡御史的輕薄卑鄙，薛內相的失意空虛等等，都寫得逼真傳神。凡此種種，均能看出《金瓶梅》的作者不僅是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僚。
3、《金瓶梅》反映了相當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其作者有豐富的政治知識、經濟知識和多方面的文化修養。
小說寫到的城鎮有北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湖州、嚴州等等，僅此一例就能證明，其作者社會經歷之豐富。
縱觀全書，其創作的宗旨和指導思想，全書所表露的思想傾向，都基本上是統一的；全書的謀篇結構、佈局、情節發展都有相當周密的設計，可見這個創作群體完全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而這個為首人物只能是大名士。
二、《金瓶梅》中也有非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
《金瓶梅》無論是在指導思想、思想傾向、藝術風格、人物評價、藝術水準上，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情節發展中常常出現一些無頭腦的事情，行文中還有許多錯誤和粗疏之處，
文字的水準部分與部分之間，有明顯的雅俗、高低之別。因此，持非大名士說的研究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必為中下層文人（包括藝人）。
《金瓶梅》中確有非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
1、《金瓶梅》完全保留了話本的形式特徵。
例如：保留了話本小說的章回體制；話本小說的引詩入話；說話人用語：“看官聽說”、“話分兩頭”、“評話捷說”等等；書中夾雜著大量的詩詞、韻文；以曲代言、用快板代言的現象屢見不鮮。
這些都是評話的特徵。從形式上看，《金瓶梅》就像話本。難怪有些研究者把它看作是藝人集體創作的話本。
2、《金瓶梅》中有一些與故事情節發展關係不大的“夫子自道”式的感嘆詩，可以說是作者的自我寫照、自我嘲解。
如：“百年光景似飄蓬”，“轉眼翻為白髮翁”（十五回）；“痴聾瘖啞家豪富，伶俐聰明卻受貧”（十九回）；“人事與時俱不管，且將詩酒作生涯”（二十九回）；“蝸名蠅利何時盡，幾向青童笑白頭”（七十二回）；“早知成敗皆由命，信步而行黑暗中”（九十三回）；“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九十八回）。這些詩句，有的表明作者在功名上有所追求，然而天道不明，人生不遇，他的官途並不暢通，於是只能徘徊在黑暗之中；有的表明作者家境貧窮，生活困頓，處世艱難，飽經人生風霜苦寒，是個寄人籬下、踱入暮年的中下層文人。顯然，這些詩句的作者（或是抄引者），決不可能是官運亨通、錦衣玉食的大名士。
3、從移植它書的情況來考察。《金瓶梅》改武松為“陽穀縣人氏”，但在抄改《水滸傳》中的一首贊詩時，仍雲：“清河壯士酒未醒”。
這是明顯的疏忽。《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有一首贊武松打虎的詩，《金瓶梅》抄引原詩而稍加更動。
武松打虎在傍晚，打死老虎時，“天色已黑了”。
《水滸傳》稱，“焰焰滿川楓葉赤”，《金瓶梅》則改成：“焰焰滿川紅日赤”。一者日光已為陰雲所“埋”，何來之“紅日赤”。
再者一句七言中“焰焰”、“紅”、“赤”等字皆為一意，致使詩句味同嚼蠟。
《水滸傳》稱“晚霞掛林藪”，而《金瓶梅》改成“曉霞”，謬之甚。《水滸傳》第二十六回：“原本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首《鷓鴣天》，單道這女色：……。”
第六回將這首《鷓鴣天》大加改易，成了一首七言律詩，詩前卻仍寫道：“有《鷓鴣天》為證”。
可見，移植這部分文字的撰稿者，似不是以嚴肅的態度，在精心進行文學創作的大文學家。
第二回，對潘金蓮外貌描寫的文字，是從《水滸傳》對潘巧雲的外貌描寫抄襲來的。
第十回寫李瓶兒家世的文字，是從《水滸傳》寫盧俊義的妻子賈氏的文字抄改而成。
難道一個大名士在塑造人物的外貌形象時，還需要如此笨拙地照抄它書的文字嗎？
《水滸傳》
4、從作者的文化素養來考察。《金瓶梅》中出現了不少常識性、史料性錯誤，徐朔方先生舉出了許多處。
例如：政和二年潘金蓮為二十五歲，政和三年卻還是二十五歲。官哥出生於宣和四年（第三十回），而政和七年官哥不到週歲（第四十八回）。
宣和四年是1122年，政和七年是1117年。這就是說，官哥在出生前的五年就已不到週歲。
第二十九回稱：“浙江仙遊”，仙遊屬福建而非浙江。第三十六回稱“滁州匡廬”，滁州在南京之北，匡廬即廬山，如何能連在一起。④
5、從《金瓶梅》的某些成就來考察。
《金瓶梅》所寫人物大多屬於市井間下層小民，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行為，他們的語言，都寫得入情入理，人物形象生動逼真。
特別是對小民聲口、民眾語言的把握，可說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說明《金瓶梅》某些部分的作者，決非是高高在上、脫離民眾的大名士，而是直接生活在民眾之中，對社會底層生活十分熟悉的中下層文人。
用全面性原則來考察
“大名士說”
與“非大名士說”的辯證關係
《金瓶梅》中既有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又有非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兩者均客觀地共存於《金瓶梅》這個統一體中，構成一個明顯的矛盾。
1、無論是大名士說還是非大名士說，都具有正確的一面，也都具有錯誤的一面。
大名土說之所以正確，因為《金瓶梅》中確實存在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而所以之錯誤，因為沒有看到非大名士同樣參與了創作；
而非大名士說之所以正確，因為《金瓶梅》中確實存在非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而所以之錯誤，因為沒有看到大名士同樣參與了創作。
可見這兩說中的無論哪一說，都正確中包含有錯誤，錯誤中又包含有正確。
2、三百年來，特別是近年來，學術界的勢不兩立的爭論，足以說明兩說完全處於對立的地位，似乎它們之間的矛盾是絕對的，不可調和的。
由於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決定了他們只能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中加以選擇，而不可能在彼與此的聯絡中，得出亦此亦彼的結論。
筆者認為兩說的矛盾對立之中恰恰存在著同一性。哲學中的矛盾學說告訴我們，任何矛盾的對立、鬥爭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對立著的雙方存在著互相轉化的趨勢。大名士說和非大名士說之間，表面上呈現對立的形勢，但實際上存在著互相滲透、互相融合、互相轉化的趨勢。
大名士說的正確的一面，是非大名士說所不具備的，反之亦然。但是，大名士說的錯誤的一面，恰恰是非大名士說的正確的一面；而非大名士說的錯誤的一面，又是大名士說的正確的一面。
由此筆者得到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我們可以在堅持大名士說的正確部分的同時，用非大名土說的正確部分來修正其錯誤部分；反之我們也可以在堅持非大名士說的正確部分的同時，用大名士說的正確部分來修正其錯誤部分。
我們可以同時保留兩說中的合理核心，同時又拋棄兩說中的錯誤部分。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筆者提出一個新見：
《金瓶梅》既是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大名士的作品；《金瓶梅》既是非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非大名士的作品——《金瓶梅》乃是大名士與非大名士的聯合創作。
《金瓶梅新探》
“王世貞說”與“王世貞門人說”的辯證統一
提出《金瓶梅》是大名士與非大名士的聯合創作，問題還沒有解決。這個大名士是誰？非大名士又是誰？
從上面的考證已知，這個大名士極有可能是王世貞，那麼與王世貞合作的非大名士，就必然是王世貞的門人。
在明末清初就有“王世貞說”與“王世貞門人說”，兩說同時並存。“門人”、“門客”這個概念是比較寬泛的，只要被王世貞所賞識並追隨於門下的學生、中下層文人，或者是直接依附於門下的中下層文人，似都可稱之為門人。
反之，如果某些中下層文人本來與王世貞並無關係，但因創作《金瓶梅》的需要，王世貞約請他們參與其工作，那麼這樣的中下層文人亦就可以稱之為王世貞的門人。
作為大名士的王世貞，其門人是很多的。《明史·王世貞傳》載：
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
可見王世貞手下有一個規模可觀的門人集團。
王世貞在動意創作《金瓶梅》時，這些門人參與其間工作，或收集某些資料、素材，或翻檢某些書籍，或撰寫某些章節，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也許在《金瓶梅》創作的全過程中，王世貞只是提出了一個指導思想，全書情節發展的一個框架，撰寫了少數不能不由他親自撰寫的章節，而全書的大部分篇章則是由門人們根據王世貞的指導思想而執筆撰寫的。
在王世貞的門人集團中，有士大夫、山門、詞客、衲子，羽流等各色人物。
對於這樣一個群體結構可說是天文地理、三王五帝、政治經濟、經史典籍、佛道宗教、卜筮星相、琴棋書畫、輿服飲食、三教九流、民間習俗，無一不通、無一不曉。
由這樣一些人來撰寫《金瓶梅》中的大部分篇章，何愁此書不可能如此多姿多彩。
從“王世貞說”過渡到“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中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當王世貞創作《金瓶梅》時，有門人參與其工作，有什麼奇怪呢。而用今天的觀點看，這就是“聯合創作”。
當《金瓶梅》在社會上流傳時，人們只道其王世貞所著而不道及其門人，這也是不奇怪的。
因為門人完全是從屬於大名士的，何況在當時並不像現在，存在一個所謂著作權問題。
那麼參與《金瓶梅》創作的王世貞的門人到底是何許人也，這又是一個難解的謎。
以筆者之見，有四個人特別值得注意：
盧楠、屠隆、
王稚登、
蔡榮名。
一、盧楠，字少楩，河南浚縣人。盧楠既有文才，又很落魄，騷賦最為王世貞所稱。
盧楠被列在“廣五子之”中，可謂王世貞門人。《金瓶梅》滿文譯本卷首有《序》雲：“此書（《金瓶梅》）乃明朝閒散儒生盧楠斥嚴嵩嚴世蕃父子所著之說，不知確否？”
此說雖系傳聞，但有一定的研究價值。盧楠為什麼要著《金瓶梅》斥嚴嵩父子呢？
顯然這是王世貞的創作宗旨。盧楠極有可能參與了王世貞的《金瓶梅》創作。
二、屠隆（1542—1605），字長卿，號赤水等，浙江鄞縣人。《明史》稱他：“生有異才”、“落筆數千言立就”。
屠隆的文才為王世貞所賞識，被稱為“末五子”之一，可見他也是王世貞的門人。
作者之說中也有“屠隆說”，為黃霖先生提出。黃霖從屠隆的籍貫和習尚，處境和心情，屠隆的情慾觀，創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礎、文學基礎等方面，作了不少有見地的考證。
屠隆很有可能作為王世貞的門人，參與了王世貞的《金瓶梅》創作。但王世貞與屠隆的交往主要在萬曆年間。
屠隆似不可能參與《金瓶梅》初稿的創作，但有可能參與部分改寫和傳抄的工作。
三、王稚登
（1535——1612），字百穀等。先世江陰人，後移居吳門（今蘇州）。
少有文名，善書法。曾與屠隆、汪道昆、王世貞等組織“南屏社”，廣交朋友。嘉、隆、萬曆年間，布衣、山人以詩名者有十數人，然聲華顯赫，稚登為最。
魯歌、馬徵在《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中提出《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說”，據證凡十三條。
如：他是古稱“蘭陵”的武進人；小說中的詩詞曲與他所輯《吳騷集》語句、意境相同或相似；他《全德記》中的某些內容、用語與《金瓶梅》中的寫法相同或相似；他是王世貞門客，故以小說“指斥時事”，為王世貞之父報仇等等。
以筆者之見，王稚登也極有可能參與了以王世貞為首的《金瓶梅》創作。
四、蔡榮名（1559——？）字去疾，黃岩人。
習研古詩文，著有《太極注》、《芙蓉亭詩鈔》。
陳明達先生在論文《（金瓶梅）作者蔡榮名考》中認為：書中大量獨特的黃岩方言只有黃岩人才能寫得出來；《芙蓉亭詩鈔》提供了直接證據；24歲北上拜謁王世貞，深受賞識，延為上賓，留住在府；
《金瓶梅》初稿是蔡榮名寫的，也是他在弇山園兩年最後定稿的；歷來許多學者不解的疑惑在蔡榮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鳳城”、“芙蓉亭”等的出處。
筆者認為，蔡榮名當時才20多歲，以他的閱歷、經歷無法寫成這樣一部文學鉅著。
但他曾寓居王世貞府，為王世貞創作《金瓶梅》做些助手的工作，當在情理之中。
玉茗堂本《金瓶梅詞話》
聯合創作說的三大支柱
概而言之，筆者提出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具有三大支柱：
一、清無名氏《玉嬌梨•緣起》指出：
《玉嬌梨》與《金瓶梅》，相傳並出弇州門客筆，而弇州集大成者也。……客有述其祖曾從弇州遊，實得其詳。
這條史料的價值非同小可，它確切地告訴我們，《金瓶梅》由王世貞的門人執筆，由王世貞集其大成。
這不等於我的王世貞及其門人的聯合創作嗎？可見，我提出的“聯合創作說”，具有史料這一強有力的支柱。
二、《金瓶梅》中既有大名士參與創作的內證，又有非大名士參與創作的內證，兩者客觀地共存於《金瓶梅》這個統一體中。
可見，我提出的“聯合創作說”，具有《金瓶梅》文字這一強有力的支柱。
三、清焦循《劇說》雲：
相傳《鳴鳳》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
王世貞創作的傳奇《鳴鳳記》洋洋四十一出，他只寫了“法場”一折（出），餘者均為門人所作。
這可能是王世貞撰寫文稿所習慣使用的基本模式。寫《金瓶梅》當如法炮製。
這為我的“聯合創作說”提供了重要旁證，亦可謂一個強有力的支柱。
縱觀林林總總、多如牛毛的《金瓶梅》作者之說，能有此三大支柱者，鳳毛麟角耳。
《周鈞韜<金瓶梅>研究精選集》
註釋：
①周鈞韜《<金瓶梅>是王世貞及其門人的聯合創作》，《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
②《明史資料叢刊》第2期，第103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褚半農《<金瓶梅詞話>中的吳音字》，《第九屆（五蓮）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
④徐朔方《〈金瓶梅〉成書新探》，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輯。
文章作者單位：深圳文聯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周鈞韜<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臺灣學生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