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澤畔，上下求索——試論屈原對生存道路的探討（一）
〔摘 要〕 屈原在其作品中設計了六條安頓自我生命的道路：從俗以求顯達、自藏以避亂世、作為以改變現實、出走以擇賢君、輕舉而遠遊、依彭咸所居。 屈原對自我生存道路的種種思索，為後世處於進退抉擇中的文士起到了重要的參照作用，在中國古代文人精神建構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屈原；人生際遇；精神建構
屈原留給後人的財富至豐，他那忠貞愛國、至死不渝的愛國精神激勵著一代代忠義之士； 他那潔淨如蟬蛻、 皎潔如日月的道德情操朗照著一批批士子文人；他那氣往爍古的才情，如驚鴻飄逸般的文采，恩澤滋養了一茬茬文壇鉅子。 屈原在人生“不遇”時的探尋中，大致經歷了六條道路：（一）從俗以求顯達；（二）自藏以避亂世；（三）作為以改變現實；（四）出走以擇賢君；（五）輕舉而遠遊；（六）依彭咸所居。 我們可以將這六條道路概括為四種情況：與世推移、上下求索、輕舉遠遊、從彭咸所居。 而這也正是後世士子文人在遭遇人生困境時所應面對的。 屈原在人生的探尋中， 有苦苦堅守的，有決然鄙夷的，有本欲為之而終不能的，也有在萬念俱灰下不得不為的。 凡此種種均對中國古代文人的精神建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與世推移
“與世推移”即“從俗”。 “俗”，《說文解字》曰“習也”［1］（P165）， 清·段玉裁注為：“引申之凡相效為之習。”［2］（P376）因此，這裡說的“俗”不是一般意義所指的作一個市井百姓， 而是仿效一些在當時人看來應該的一些做法行為。 當時大多數人的做法有兩種，
一種是如“女嬃”（屈原姊也［3］（P18））所言“世並舉而好朋兮”（《離騷》）和屈原所嘆“哀眾芳之汙穢”（《離騷》）。 群臣喜歡結黨營私，諂媚君上，就連那些本可以長成香蘭、蕙草的種子，在“世渾濁而不分”（《離騷》）的時代裡，長成後也退志變節，散發出汙濁的味道。 惡的本來就惡了， 善的也收斂起了光輝，向惡的一方靠攏，這便是當時的一種潮流。
而另一種潮流是如漁夫所言：“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漁夫》）是說作為聖人，是可以和世俗一起進退變化的， 而不應該被身外之物所牽累。 因此，我們把這兩種潮流概括為：“從俗以求顯達”和“自藏以避亂世”。 當然這兩條道路是“女嬃”和“漁夫”勸說屈原要走的，也是屈原寧死而不為的道路。
屈原博學而愛好修潔，孤高自傲，對“黨人”嫉惡如仇，對“美政”理想堅守不放。 他的這種剛硬的態度令“女嬃”為他憂心忡忡，因而她勸屈原“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離騷》），從女嬃的這句話中，可知屈原在楚國的生存環境，決不像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所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4］（P505）這樣簡單。與屈原較量的是“朋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的“內修法度”，觸犯了像上官大夫、靳尚為首的一批楚國貴族的利益， 於是這些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棄國家利益於不顧，處處與屈原作對。 屈原對他們醜惡的行徑看得一清二楚：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狹隘。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離騷》）
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餘之所臧。（《懷沙》）
“黨人”的苟且偷安，不講信用，好惡不分，為眼前蠅頭小利而競相追逐……是屈原極度憤恨的，所以他說：
苟餘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也。（《離騷》）
詩人的態度是決絕的，寧忍飢挨餓、形容枯槁；寧流亡、寧溘死，也要繼續保有自己忠貞的品質和美好的德行，他是絕不會向世俗低頭，也絕不會苟且從俗的。也正因此，才遭致了更多的嫉恨，“眾果以我為患”（《抽思》）。“
從俗以求顯達”這條路屈原是堅決與之決絕的， 那麼在他的內心掙扎中， 還出現了另外一條“從俗”的道路，就是“自藏以避亂世”，詩人對 “自藏”似的“從俗”，沒有像“求顯達”那樣痛惡，只是作為一種“處世哲學”加以思索。 在《漁夫》篇中，他與漁夫探討了自己的處世哲學觀：
漁夫曰：“……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
屈原曰：“……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 安能以浩浩之白，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
屈原與隱者之間的一番對話， 更表現出了屈原要保持自己美好的節操，他不會去歸隱，因為他的生命本身就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自己的榮華富貴，為自己的功名利祿。 他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與人民的利益聯絡在一起， 正緣於此， 他的生命才偉大，他的悲慼才動人。
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王風·黍離》），揚雄《反離騷》雲：“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5］（P88）班固《離騷序》言：“且君子道窮，命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饞賊。 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憤懣不容，沉江而死。 ”［5］（P89）他們將屈原的“遇”與“不遇”僅僅理解為是屈原個人的事，認為他在為自己悲痛。 揚雄、班固這樣評價屈原顯然是有一定的侷限性。 屈原的“悲”與國家、與人民息息相關，“恐皇輿之敗績”、“哀民生之多艱”才是他真正為之“魂一夕而九逝”（《抽思》）的原因，才是讓炎黃子孫感到“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6］（P192）的真正原因。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7］（P82），“用之則行，舍之則藏”［7］（P68）是孔子對於“進退”的看法。 但這裡的“隱”“藏”並不同於《漁夫》中的“隱”，孔子的“隱”為的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7］（P82），是為了保全他的“道”，而“守死善道”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天下。
當長沮、桀溺勸說子路雲：“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 豈若從避世之士也。”［7］（P194）意思是說天下壞的東西太多了，還不如跟著我們逃避整個社會。 而孔子聽了卻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7］（P194）意思是說天下如果是太平的，那我也就不會出來了。 因此孔子擔當的是天下的責任，心中掛念的是天下蒼生的禍福。 所以，即使“累累如喪家之犬”［4］（P325）仍要四處奔走，他是以天下作為自己的責任擔當，也就是胡曉明所稱的 “道身同一”［8］（P48）。 理解了孔子， 也就會理解屈原何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何以鬱悒、侘傺、屈心、抑志，仍要堅守的緣由了，因為他“國身同一”［8］（P42）。
榮《行吟澤畔，上下求索——試論屈原對生存道路的探討》首發於2010年9月《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共6844字，百家號上分三次發表。
（圖片來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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