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本是前往南京再次拜訪利瑪竇，可惜當時利瑪竇已在北京，迎接徐光啟的為羅如望和郭居靜兩位傳教士。徐光啟在住所“達旦不寐”地閱讀了《天主實義》和《天主教要》兩本書後立志入教。《利瑪竇中國札記》中還記載了徐光啟從去南京到入教的一段歷程：“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嚴肅地對待此事，神父要他來接受教誨，每週一天，每天一次，他對此回答說：‘不止是一次，我要一天來兩次。’他確實這樣做了”，此後他又連日在教堂“觀教禮，考道義”，聆聽羅如望講解天主教之十誡後，最終選擇入教。

“神蹟”色彩

可見徐光啟在當時的入教之心是堅決而虔誠的。而且從徐光啟的這次專程回拜來看，徐光啟的入教也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早就進行過心理建設。不過應當注意的是，如果僅從文獻中展露出的徐光啟入教前對天主教義的興趣來看，似乎很容易將徐光啟入教的原因歸於個人的救贖或者是宗教的開悟。特別是柏應理在利瑪竇等人記錄的基礎上還增添了有關“三位一體”的夢境以及他入教後逢凶化吉、子孫滿堂和其母昇天之事，這些更是將徐光啟的入教賦予了“神蹟”色彩。

但如果僅將原因歸為宗教因素顯然有失偏頗。其實我們並不否認徐光啟入教的虔誠性，但從徐光啟在入教前對實學的關注程度以及入教之初指出上呈給上海縣令劉一煻的《量算河工及測量地勢法》中就已經出現了西方科學的內容來看，西方科學顯現出來的經世致用的優勢顯然也為他所看重。至於有學者認為徐光啟入教是“蓋陽尊其教，而陰取其象數之學以為已用”，以徐光啟的入教純以獲取西方科學技術為旨歸，或者天主教徒和儒家只能“二選一”，似乎選擇入教就是拋棄了作為儒家的一切特徵，是一種“全盤西化”。這些觀點同屬片面。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包括楊廷箱、王徵等第一代儒家天主教徒在對待儒學與西學、西教處理方式的複雜態度和糾纏。

以實學的態度審視西學

徐光啟與利瑪竇、郭居靜在實質上只有三次交往，甚至在入教前徐光啟和利瑪竇僅僅在南京簡短的交談過幾次而言，如果單純從交往時間來看，徐光啟最終的入教看起來好像確實有些難以讓人理解。但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實學思潮的背景和輔之以徐光啟形成的實學品格而言，我們就能知道徐光啟的入教和對西學的認同其最大的前提在於當他以實學的通經、修德與經世致用的標準來衡量西學時，西學和西教在他眼中並沒有展現出與實學的矛盾之處。

認為西學與實學通經並行不悖

其實早在利瑪竇還在澳門時，他就已經有意識地在學習漢語和儒家經典。進入內地後，利瑪竇更是聘請了老師為他講解四書五經，加上他令人稱奇的記憶方法，使得他在入中國短短几年後與人交談時便能熟練地引用儒家經典語句，使得與其交往計程車人紛紛贊其博學。另外，學界通常認為“作為一代學術代稱的清代考據學在明代中晚期復興，在清代最終發展成熟”，而考據學在明代中晚期的復興其實正是傳統實學逐漸厭棄爛熟的宋人格套，拋棄程朱註疏下的經典，力圖直接回歸原始經典，從通經層面對晚明衰頹局勢逆轉的一種努力。

利瑪竇等人同樣也使用了與當時儒者類似的通經考據的方法，他們從古儒經典中為他們宣傳天主教尋找合法依據。最終他們找到了儒家經典中的“上帝”一詞來附會西方“天主”，再加上他們還從中引出一些與儒家原始宗教相近的賞善罰惡的言論，使得“他們（儒家士人）聽了這些真理，非常高興，有的感動得流淚，不住地讚歎，我們還用可瞭解的理由分享給他們聽”。

最後

雖然他們從古籍中尋求到的“上帝”實際是一種附會，但也顯示了他們對通讀和學習儒家經典的重視。或許正是因為同樣對古代經典的推崇，使得晚明不少儒家士人對傳教士附會古儒的做法表達了好感。徐光啟、李之藻等人正是在從《天主實義》等西學書籍的閱讀中發現書中“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的共同認識中認為西學與實學通經傳統並不相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