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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國後不久，在四川爆發了一次以王小波、李順為首的農民起義。唐末黃巢領導的起義軍，從中原到江南，橫掃了大半個中國，但是沒有進入四川境地。因而，這個地區的豪強地主勢力沒有受到衝擊。四川在唐末五代時，先後存在過前蜀和後蜀兩個割據政權，在割據政權的統治下，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各地的豪強地主大量侵佔土地，役使著許多佃客，亦叫旁戶，這些旁戶受著殘酷的壓榨。

到北宋初年這種情況繼續發展。豪強地主所擁有的旁戶，少的幾十家，多的三五百家，甚至過千家。因此，四川土地高度集中，旁戶數量眾多，是這次起義的根本原因。此外，北宋滅掉後蜀後，對四川人民增加了新的勒索，也是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如北宋政府在成都設定一個“博買務”，四川布帛完全由政府壟斷，禁止百姓、商人私自買賣；把茶葉劃在榷買之內，使許多以販茶為生的小商人紛紛失業，斷絕了生路。

淳化四年春，王小波聚集100多人在青城縣舉行起義，對群眾宣佈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均貧富”的口號，反映了廣大貧苦農民的願望和要求，它的號召力非常強，所以僅十來天，參加起義的群眾就達好幾萬。王小波率領起義軍佔領青城縣後，接著又攻克彭山縣，活捉了縣令齊元振。齊元振平日貪贓害民，當地百姓莫不怨恨。

於是王小波處死齊元振，剖開他的肚皮，填滿了錢幣，表示對他搜刮無厭的憤慨。同年冬，王小波又率眾攻打江源縣，在這次戰鬥中不幸中箭犧牲。王小波犧牲後，起義軍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順為首領。李順以奪取成都為戰略目標，先是攻克蜀州州，繼而攻克漢州、彭州，最後在淳化五年初，奪取了成都，建立了農民政權。李順在成都自稱“大蜀王”，年號“應運”。併發行“應運元寶”（銅錢）和“應運通寶”（鐵錢）兩種貨幣，這也是中國農民政權所發行的最早貨幣。

大蜀政權建立後，起義軍又乘勝四出攻打州縣，南到巫峽，北到綿州（今四川綿陽縣），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區。這時起義軍已發展到幾十萬人，聲勢浩大。李順領導的起義軍繼續貫徹“均貧富“的主張，所到之處，即把鄉里的富人大姓召集來，叫他們各自申報家中所有的財物和糧食，除按人口給他們留下足用的以外，其餘的全部徵調，分發給貧苦人民。起義軍號令嚴明，秋毫無犯，甚得人民擁護。

北宋政府聽到起義軍攻佔成都的訊息，急忙調集大軍前來鎮壓，北從劍門（今四川劍閣縣東北），東從峽路（今湖北宜昌市），兩路入川。劍門是川北的門戶，形勢險要。然而李順只派幾千人去攻佔劍門，結果被打得大敗，宋軍即由劍門長驅直入。在攻劍門的同時，起義軍的主力20萬人，又去攻打梓州，圍城80多天，未能得手，反而給了宋軍趁虛深入的機會。宋軍進展迅速，同年五月攻佔成都。

成都守城義軍10萬人，經過浴血奮戰，大都壯烈犧牲，李順下落不明。成都陷落後，李順部將張餘帶領起義軍餘部繼續鬥爭，曾經攻佔了川東八州，但最終在至道元年初，被宋軍鎮壓。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王小波第一次把“均貧富”三個大字寫在了農民軍的戰旗上，這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均貧富”口號的提出，反映了當時社會明顯的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的現象，也表明了農民在鬥爭中覺悟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