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有著遠超同齡人的成熟與早慧，史書記載他大概三四歲的時候就可以讀書。十歲登帝位，將師傅佈置的帝王課業完成得異常出色，引得朝臣交口稱讚。他充分的繼承了爺爺嘉靖皇帝的聰慧與政治上的天賦，如果不出意外將會中興大明的英主。
可現實卻截然相反，朱翊鈞在張居正去世後就正式走上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怠政之路，以至於史書中評價：
明實亡於萬曆
。（清代的史學界流行一種觀點：明之亡，亡於萬曆。如清代的吳振棫《養吉齋叢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
這背後究竟有什麼樣的隱秘，可以讓一個年富力強的皇帝對朝政失去興趣？
其中原因還要從一個對他至關重要的一個人身上刨析——內閣首輔張居正。
（一）
朱翊鈞的父親隆慶皇帝過世時留了四位輔政大臣：高拱、張居正、高儀、馮保。
四個人中高拱和馮保的關係非常惡劣。
這二人一個是外廷首輔，一個是內宮司禮監太監。在隆慶皇帝的理想佈局中，倆人正好可以相互制衡從而避免一方坐大。
但內閣首輔那個位子誰不想坐？
張居正私底下和馮保聯盟驅趕高拱。
另一邊大權獨攬的高拱有些志得意滿，在內閣裡對同僚感慨道：“十歲太子如何治理天下？”
他的潛臺詞是：皇帝年幼不能理政，諸般事物肯定要攤到內閣頭上，諸位同志還需努力。
大擺首輔架子勉勵同僚，話裡話外都透著股春風得意，豈能不招嫉妒？這句話後腳就被有心人傳給了馮保。
馮保再稟告到太后那裡就成了：“十歲太子如何為人主？”
漢字的語境不同所表達的含義也是不盡相同，掐頭去尾的這句話儼然成了謀反的禍心。
兩宮太后都是不諳政事的婦人，聽到內臣這般稟報當即嚇得方寸大失。第二天一早就召集諸臣奪了高拱的官位，並令其即刻返鄉。
對兩個久居深宮的女人來說，外臣對皇室的忠心更多要從感官上體現出來。
高拱昔日對先帝那套寸步不讓以理服人的態度只會讓她們感到害怕，張馮這兩個精明的政治家深諳此理。所以在針對高拱的行動中，張馮二人並沒有在朝堂大興黨羽與高拱鬥爭，而是以資訊提供者的身份引導皇室制裁內閣首輔。
諸如此類的手段，在以後依舊會套用在朱翊鈞的身上。當然這都是後話，小朱同學此刻還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
（二）
張馮二人扳倒了高拱，在通力合作之下大明朝政形成了“宮府一體”的局面。即
司禮監
和內閣聯手推行政令，這樣的權力之下連皇帝本人都不得不仰二人鼻息。
可張居正是個極擅長面面俱到的政客，他太懂得如何在上位面前營造出一幅讓人如沐春風的模樣了。加之有馮保輔助，李太后和皇帝在相當長的一段內都非常信任他，並親切地稱他為：元輔張先生。
元是第一的意思。在萬曆朝之前，內閣閣臣在法理上是平等的，並沒有主次從屬之分。皇室如此稱呼，算是默認了張元輔可以統領內閣。
君臣佳話，這是何等的殊榮？
但皇室的情義不同於世俗的感情具有長久的效用，它總是充滿各種變數。況且張師傅的高壓教育理念也給皇帝埋下一顆排斥強勢臣子的種子。
朱翊鈞在幼年時讀錯了字會被張先生不留情面的在大庭廣眾之下指出。在宮中犯了生活上的錯誤也會面臨極為嚴苛的懲罰。具體就是罰跪，從數個時辰到一天不等，這種懲罰對成年人而言都算不小的負擔。
十六七歲時，朱翊鈞和太監飲酒，喝多了之後讓兩個宮女跳舞。宮女說不會，他就割了人家的頭髮。這件事傳到了李太后的耳朵裡，她竟然聲稱天子失德要廢帝。
朱翊鈞就是在這種氛圍中長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母親李太后和張師傅扮演的是一個角色，只持續地提供高壓。但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不僅僅需要嚴格的教育，更需要慈母的鼓勵和陪伴。李太后顯然沒有注意到這點。
讓人窒息的壓抑一直籠罩在朱翊鈞身上，他難免滋生的一些反抗情緒。這些反抗情緒會被有心的臣子利用，蓋因皇帝的一舉一動都被臣子賦予著極為豐富的政治意義。
有些政治頭腦遲鈍的上位覺察不到臣子利用其情緒或習慣來達成自己打擊敵黨的目的，譬如趕走高拱的兩宮太后。但朱翊鈞是個極為聰慧的人，他發現了端倪。
（三）、萬曆皇帝不滿朝政被張居正為首的文官集團所把持
萬曆十年即公元1582年的一天，朱翊鈞在內宮聽戲，戲本是《華嶽賜環記》。
戲的大致內容為南宋寧宗時期，華嶽上書請誅權相韓侂冑反被迫害。其中有個片段是寧宗感慨自己沒有實權而嘆息道：“政由寧氏，祭則寡人。”
戲文裡的這句臺詞出自《左傳》意思是：政治權利都由別人把持，而皇帝只能主持祭祀一類的事情。這可戳到了皇帝的痛處，當時宮中的宦官們清晰地看到，戲臺上的國君和戲臺下的國君都有些不高興。
但張居正此時已經離世，皇帝會怎麼辦？
他下了一道詔書，是把張居正清查天下田畝的政令停下來，其中不乏清除張居正遺留影響的意思。
此刻的朱翊鈞已經對張師傅頗有微詞，但作為一個皇帝他是認可後者功績的。他明白這條政令本意是好的，只是在推行手段上有些急功近利。張居正有感時日無多而做了些急躁的事情並非不可原諒。可以看出，二十多歲的朱翊鈞不僅對自己的國家富有責任感，而且懂得遏制情緒以理性看待問題，這已經強過他諸多先祖。（例如堡宗厚照。）
然而這件事遠非從此刻結束。
張居正的政敵們立馬就嗅到了這道詔書的不同尋常，他們敏銳地感覺到了皇帝情緒上的轉變。
一時間揭露張居正惡行的奏摺宛若凜冬之飛雪紛紛揚落在了皇帝案頭。
反張派試圖放大皇帝對張居正的厭惡而達到打擊張黨的目的，畢竟當時的朱翊鈞對待教導自己十年的張師傅還是有些感情的。為了達到預期的效果，編排一些子虛烏有的事情就無可厚非。
其中最有分量的莫過於《病榻遺言》。
這本書最先是朱翊鈞的外公，李太后的父親李清拿出來，稱是高拱蒐集張居正謀逆的證據。
書中放言張居正外結戚繼光把持邊軍有謀反的意圖，可謂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事實上張居正的確和戚繼光私交密切。
這種似是而非的謠言足夠朱翊鈞以最大的惡意揣測張師傅的用心。
至公元1583年夏季，皇帝已經免去張居正三個兒子的官職。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罪名是在其死後不斷增加的。
最初只是結黨營私，到公元1584年9月，張居正的罪狀已經成了：“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
張的罪名正是伴隨著皇帝對張居正厭惡的加深程度而增加的，這背後少不了反張派的推波助瀾。
反
張派
把朱翊鈞對張居正的微詞放大到怨恨可謂是居功至偉。既然把控皇帝的情緒加以推波助瀾就能達到自己打擊政黨的目的，那麼後繼者勢必如過江之鯽。
所以朝堂上永遠存在著一種情況：皇帝的大小事都被堂而皇之地拿出來討論，並冠以天家事即國事的名頭牽強附會的夾帶私貨。
“國本之爭”就是一場極為典型的夾私鬥爭。
從明朝
既有
歷史來看，皇帝是有權來指定自己繼承人的。朱翊鈞極為中意自己的三子常洵，但朝臣卻以《皇明祖訓》為由勸諫皇帝應當立長子，且不容置喙。
這是一場聲勢極為浩大的黨爭，持續數十年，諸多官員被逼下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試圖調和皇帝與文官集團矛盾的首輔申時行。他最後落了個“首鼠兩端”的名聲無奈致仕。
可以看出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威力之大，連內閣首輔稍有疏忽也會身敗名裂。而明朝關於此類時間跨度極長的鬥爭萬曆朝並不是首例，之前嘉靖朝就出現過“大禮儀”之爭，最終的結果是皇帝勝出。
如此看來，嘉靖皇帝的鬥爭經驗就成了孫子萬曆皇帝的寶貴筆記。
可萬曆皇帝卻對爺爺的筆記諱莫如深。
當時嘉靖皇帝的做法是扶持嚴嵩一黨來收拾以正直自詡的文官集團從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嚴嵩當了文官集團的叛徒自然只能依靠皇帝。這樣的手段自然也適用於萬曆。
但朱翊鈞卻因為張居正的關係極端的排斥強勢臣子，哪怕是家奴太監，他也不願意其權勢太過膨脹。
有次他想提拔一個官宦進司禮監，只是因為寵愛的鄭貴妃誇讚了那個宦官一句。朱翊鈞就找了個由頭將那個宦官貶去了南京。
多疑的皇帝皇帝怎麼會放心地扶持一個權臣替自己吸引火力？
所以，最終的結果一定是朱翊鈞在和臣子的交鋒中落敗，畢竟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他被文官集團那些草蛇灰線的謀劃搞得心力憔悴，索性兩腿一伸躺平吧，朕不管了。
朱翊鈞把自己藏在皇宮裡，借用錦衣衛和司禮監這兩個機構把持著朝堂，使之不至於失控。然後任由文官集團諸黨傾軋。
他甚至不願意給缺人的官位補人。
《明通鑑》中記載：“帝以海宇承平，官不必補，有意減損。”
海宇承平自然只是個藉口，
補
上位的官員除了黨爭他們不會再發揮別的作用。朱翊鈞覺得自己又何必發著錢讓他們膈應自己呢？隨他們去吧！
明王朝就在這種內耗中逐漸走向頹敗，明
始
亡於神宗並不是一句空話。
文/
念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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