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骯髒的人，早就在我們的經驗中被處理掉了
這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我們歌頌愛情、歌頌友情，因為我們的愛人和我們的朋友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人。在面對親人時，我們無以選擇，我們要承擔責任，因為無可逃避，親情反而常常被我們拋棄。
本月，新經典文化推出了青年作家郭爽的小說集《正午時踏進光焰》。作為一個年輕的小說家，郭爽有別於同代人的地方，是她將父輩作為書寫的題材，細緻地描摹他們；同時，她也書寫當下的生活經驗，她寫程式設計師庸常的兩性關係，也寫為偶像打call、刷票的女孩兒。
郭爽出生於貴州，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2015年，她獲得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無界行者”創作獎學金，赴德進行非虛構寫作。2017年，她的小說《拱豬》獲臺灣第七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11月25日，在“必須寫下我們——《正午時踏進光焰》新書分享會”上，作家格非和郭爽，就當下的時代和小說家的題材等話題，與現場觀眾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我們歌頌愛情，歌頌友情，親情是早就被拋棄的一種情感
“在今年7月之前，我都還不知道有郭爽這樣一個寫作者的存在。我們嘴上會經常說要關注年輕人，其實也沒有看多少年輕人的東西。”格非說。7月的時候，《收穫》雜誌出了本青年作家特輯。以此為契機，《收穫》雜誌和格非的清華國際寫作中心合辦了一個年輕作家工作坊。在工作坊上，格非第一次讀到郭爽的作品。“讀完以後特別興奮，向很多人推薦。”
《正午時踏進光焰》，作者：郭爽，新星出版社，2018年11月
格非認為，郭爽的作品透露出她對普通人的生活有著很深的體察，她瞭解一個地方，瞭解一個地方的人的生存，進而透過作品來呈現她的經驗。她的作品有“深度、煙火氣和紮實感”。郭爽的作品讓格非看重的另一個特質，是她可以憑藉開闊的視野，將筆下的普通人放在宏大的世界中去刻畫，給予他們當今世界中的一個位置、一個座標，而非將他們的社會關係斬斷，孤立來寫。“有了這兩方面，我覺得郭爽具備了一個好作家的雛形或說潛質。”
當下的社會，是一個對“年輕”有著高度崇拜的社會。“這種對青春的年輕文化的崇拜，在目前的消費文化裡體現得特別清楚。”格非說。父輩也好，傳統文化也好，往往一句話，就被打發掉了。比如談到某地經濟落後，就說一句“都是傳統的農村思維造成的”。一句話，就把幾千年的傳統打發掉了。“父輩身上的很多東西，他們的生活，在今天看來，是骯髒的，是不符合衛生的。談到老人，談到父母，那就是髒——老了以後當然髒，從裡到外都髒，生病難道不髒嗎？”
格非繼而談到自己最近在照顧生病的父親時受到的觸動。“我父親腦梗，一直是我弟弟在照顧他，上週我回家，就由我照顧他。我弟弟喂他吃粥，粥會從他的嘴角流出來，我弟弟會用調羹刮一下，自己吃掉。他覺得這個東西不能浪費，但也不能再給父親吃，就自己吃掉。這是他習慣性的動作，不是做出來給我看的。你會發現，我弟弟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他的生命要比我完整。大家理解這個意思嗎？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因為我有衛生的概念，父親嘴裡的東西我怎麼能吃呢？”這個經歷讓格非很震驚，也讓他思考了很多問題。
“那些骯髒的人，早就在我們的經驗當中被處理掉了。而郭爽在小說裡寫了他們，寫了那些骯髒的人。她重新在父輩和年輕人之間構建了一種特別重要的關係。今天我們動不動會說愛情重要，首先歌頌愛情，其次我們歌頌友情，親情是早就被拋棄的一種情感。但是郭爽不是這樣，她也寫愛情和友情，但是她寫著寫著就回到親情，我覺得這個選擇很重要、很關鍵。”格非說。
對於書寫父輩，郭爽表示，可能和她開始小說創作時的年紀、她所處的人生階段相關。“當我決定寫作，決定花時間和精力來寫小說的時候，我已經不年輕了，已經三十歲了。可能跟十幾歲、二十幾歲開始寫作的人心態不一樣，我會想什麼才是值得花很大精力去寫的東西。”
郭爽認為，她和她同時代的人都面臨一個確立主體性的問題，也就是要回答“我是誰”、“我在世界上的位置”這樣的問題，這是一件困難的事。而在找尋這一問題的答案的時候，她選擇了回溯來路。在父親、母親和家庭中，在這些最親密的人身上，她找到了一個歷史的脈絡。“透過書寫上一輩人的故事來確認自我。”郭爽說。
將當下的生活經驗寫入小說
郭爽的筆下不僅有父輩。
她在《蹦床》中寫年輕的程式設計師和他的女朋友，寫他們之間有一些麻木和庸常的兩性關係，用來探討在當下這個“性”已經變得可以輕易得到的時代，兩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如何建立的問題。
她在《拱豬》中，寫了喜歡同一個偶像的兩個女孩兒。以為偶像打call、刷票的迷妹為主角，一方面是因為她自己的人生經驗，她曾有追隨的偶像，在其上投入過很多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選擇這樣的題材，來自於她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娛樂業在中國是最具穿透性的東西”。
“您在寫諸如迷妹或刷票這樣一些非常現代的東西時，會感到彆扭嗎？因為我們受寫小說的前輩的影響那麼深，我們會希望寫出像他們筆下的作品一樣偉大的東西。但是我們又必須超越他們，我們必須寫下我們。您是怎麼看待或者克服這個困難的？”有讀者問道。
郭爽表示，在描寫飯圈文化，處理當下那些可能是非常瑣碎的、甚至是質感不那麼好的語詞時，自己是有所選擇的。“粉絲文化裡面有太多詞了，流行文化裡有太多這樣的東西”，而作家是要講求語言的，所以要過濾、要提煉，將這樣處理之後的一些詞語融入到小說的質地裡。這樣的工作需要耐性和敏感，郭爽說。至於“偉大”，郭爽認為，作家在寫撼動自己、也撼動他人的東西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偉不偉大，而是能否有足夠的力量把它寫下來，能否讓他人讀到的時候也受到觸動。
對於郭爽在《拱豬》中描寫迷妹，格非說這是這篇小說最吸引他的一部分，而且讓他反思自己的生活狀態。“所有這些東西我都不瞭解，而且是故意地不去了解。這是不對的，因為這是生活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我本能地就逃避了。”
“我們必須要寫一個新的生活狀態，”格非說，對當下正在發生的文化進行描述，是很重要的。“你突然發現世界在變化，這個變化你也不能說完全有道理，但是你絕不能說它沒有道理。這當中有一個尺度，怎麼去描述這個東西，郭爽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嘗試。”
《拱豬》中的兩個女孩兒，一個生活在小城的工廠區，父母是下崗工人，另一個是富二代，她們因偶像而在網上相識。郭爽寫粉絲文化，不是從外部視角來寫，她透過兩個女孩兒的關係來寫。“這兩個女孩兒透過喜歡同一個偶像，找到了彼此，進而形成友誼。這樣一來，這個故事發生在18世紀、19世紀，或者哪一個世紀就沒有那麼重要了。粉絲文化只是描述這兩個女孩兒之間形成隱秘關係的一個外殼。”當天活動的主持人吳琦說。
作者 新京報記者 寇淮禹
編輯 徐悅東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