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遠舉

備受關注的《長安十二時辰》在今天終於迎來了大結局。

不少人看了之後都驚呼，這整個就是現代技術的穿越劇。產生這種感覺，是因為電視劇中出現了很多現在才有的新技術、新思維、新方法，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關鍵因素。

某種程度上，《長安十二時辰》雖然是古裝劇，但已經具備一定程度硬科幻的特點——即技術設定，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的邏輯的推理與演繹，在整個情節發展中，有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

大唐硬核黑科技：大案牘術

在該劇第15集中，林九郎向吉溫打聽大案犢術的來歷，得知這是徐賓獨創的一種方法。所謂大案牘術，是指靖安司匯聚了唐朝全國的卷宗，透過對紛繁複雜的文捲進行分析，從蛛絲馬跡中抽絲剝繭，不但可以根據大唐卷宗中各種記錄和數字，能準確推斷事情的真相，成為處理事務的殺手鐧還能預知未來。

只要不是太遲鈍，就會發現，這種大案牘術，是唐朝的大資料治理。這麼看起來，“大案牘術”不僅是大資料，而且還有資料探勘以及預測功能，比現在的大資料+人工智慧能厲害。

除了大資料，《長安十二時辰》中還有先進的資訊系統。靖安司的“望樓”，是設定在長安城各處的一個很高的塔樓。遍佈長安各處，每隔三百步就有一個。它首先是一個相當於監控攝像頭的資訊採集設施。而且，它還是一個訊息傳遞體系，還具備加密功能。其傳遞的資訊，只看圖案是無法瞭解的，只有密碼本都是破譯不了密碼的。

這些設定，都是為了儘可能的模仿現實，推動劇情，讓劇情衝突更為緊張。因為這些資訊的收集、分析設施的出現，讓劇中正反雙方的攻防都提升了一個層次，劇中的衝突就更加激烈，也就更好看。

比如李必在懷疑徐賓後，就被用大案牘術推演了個人戶籍、軌跡、行為資訊。他的出身、房產變動、妻子的勞動關係、異常行為等等都記錄詳盡。再比如，崔器為保旅賁軍名聲謊報全殲狼衛，偽造屍首，但卻被檀棋測量身高後拆穿。這就是典型的資料推動劇情發展。

唐朝當然沒有計算機，作者學習劉慈欣，用了兩個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一，低技術的暴力疊加；第二，用活體的超能力來替代技術。劉慈欣早就在《三體》中多次利用這兩種方式，在既有科技條件下，實現更高的技術水平。

三體中，提到了人列計算機，即人透過翻轉手中的牌子模擬01兩種狀態，從而模仿計算機。劉慈欣還提到了諸葛連弩，即利用皮筋作為動力的連發弓箭，從而達到機槍的作用。在《長安》中，則是大量文牘的儲存，類似於現在的資料庫。這都是一種低技術水平下的技術的暴力疊加。

再比如，《三體》中的三體人有著矽片的特性，而《長安》中則賦予了徐賓堪稱“行走的資料庫”的能力，可以憑記憶，頃刻就列數了龍武軍好幾項往日的失職罪狀。靖安司卷宗繁複，查詢檔案、分析數、推理預測，都得靠人員得超級記憶力、邏輯力去處理，這都用非同常人的記憶超能力，來代替技術。

當然，這都是假想的，實際上不可能出現。工藝決定的技術的巔峰，低工藝的暴力疊加沒有實用價值。比如望樓，300米一個，資訊的“接收——再發送”就算只需要10分鐘，也沒有奔馬的速度快。

如果把望樓設定得更遠一些，就會遇到到看不清楚的問題，這就相當於誤位元速率會上升。解決辦法有兩個，第一，增加光學手段，但玻璃鏡片是七百年後才發明的，而望遠鏡要等到1000年後。第二個辦法，就是降低傳輸的位元速率，那就退化到烽火臺。

大案牘術與大資料治理的迷思

小說源於生活，那怕背景在千年之前，作者也生活在當下，受到當下社會技術、思想的影響。所以，《長安十二時辰》中大案牘，反映了當下在市場、經濟、社會領域對大資料治理的迷思、甚至幻想——從這個意義上，長安十二時辰，又是某種意義上的烏托邦類科幻電影。

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大資料，意味著可以拋棄人類之前限於成本的抽樣分析方法，而是儲存一切，分析一切。

在這個熱潮中，人們似乎開始相信，只有足夠好的技術，足夠多的資料，就能管理好社會。 這種信仰更進一步，則是相信計算機能夠比人更瞭解他們自己。一直以來，許多計劃經濟的愛好者認為，市場體系的主要不足之處在於缺乏計劃，對經濟活動未能進行有目的的協調。在過去，由於計劃經濟實驗在全球的徹底失敗，這種觀念已經沒有市場。

但是，隨著大資料的出現，過去的失敗在技術的傲慢中，被逐漸歸咎於技術的失敗：資料的不完全、模型變數少、要素之間邏輯關係少、計算能力不足。計劃經濟愛好者認為，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計劃經濟的失敗。

應該承認的是，資訊革命為集中控制創造了新的可能性，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可能性。計算機、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技術的出現，使得中央機構可以記錄下關於個人的大量事實，比如對話、文字、圖片、銀行賬號、購買的商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分析，可以得到個人動向與活動的資訊。

完美的大資料系統是個偽命題

於是，有人相信，有了技術與大資料、人工智慧，市場經濟變得再無必要，收集一切、知悉一切、洞察一切、預料一切的技術，將能精確地調整經濟、社會中的一切。有了大資料、人工智慧，列昂惕夫逆矩陣不再需要假設，不再是簡化的，每一個工廠、每一個生產線、每一顆螺絲釘；每一個管理者、每一個工人、每一個消費者；每一種原材料、每一種產品，每一種可回收垃圾；甚至每一種需求、每一個慾望、每一種情緒，都可以成為這個矩陣中的單元，被精確地計算、調配、實現最高的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

於是，在今天，技術發展滋生的大資料之傲慢，很可能會成為理性的傲慢的又一次機會。

但是，正如《飢餓遊戲》《使女》《黑鏡》等反烏托邦電影一樣，事情還有另外一面。

市場與社會的根本決定因素以及發展，是生產、交換過程中人們的自由意志與分散知識，這些是難以窮盡的。更重要的是，不管什麼資訊系統，都是由人建造，有人操作，而這些人也生活於這個資訊系統之中。這從邏輯上就否定掉了這種完美系統的可能。

可以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建立一個完全儲存、反映整個系統狀態的計算機系統嗎？假設計算機儲存器上的每一個儲存單元都對應這臺計算機之外的一個元素，那麼，計算機儲存器的狀態，又由什麼東西來記錄呢？如果再製造一個“更高層級的儲存器”來記錄，那麼，這個更高層級的儲存器的狀態又由什麼儲存器來記錄呢？

顯然，這就進入一個無限迴圈，自我呼叫的遞迴過程。瞭解計算機程式設計的都知道，不斷地自我呼叫，會吞噬掉一切計算能力。如果不進行這種自我呼叫，那麼，“完美的收集、儲存、分析一切”的前提就不成立。

大資料的偏見與傲慢

大資料不光不能做到完美的記錄，在實踐中，更直接的干擾因素源於人的因素。 經濟系統中，在一定時期內，資源總是有約束的，而慾望無窮盡，大資料的分析、決策需要做出選擇。這不是實證的，而是規範的。所有的經濟決策、社會決策系統都有一個從實證到規範的過程。這個規範，需要由人來確定，給出演算法，給出權重與偏好。 而這個人的選擇，在系統之外，又會影響到系統本身。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徐賓這個大案牘術的發明者，系統的掌握者，就是這個“系統之外”的人。在電視劇中，張小敬就是徐賓透過大案牘術找到的。

在眾多人物當中，根據靖安司司丞李必的要求，最後鎖定了張小敬，用張小敬接替崔六郎。但實際上，張是自己的摯友，根本沒有用大案牘術，而是私下推薦。於是，將“大案牘術”變為了隱藏一己之私的系統，從而對大局產生影響。

很多人為，這些缺陷可以由更好的技術來彌補。比如，最近的熱門技術——區塊鏈。區塊鏈具有開放、共識；去中心化、去信任機制；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點。很多人認為，區塊鏈利用技術建立了新的信任方式，這能建立起大眾的資料權利、反對資料特權。 但是，區塊鏈只能解決資訊資料化之後的信任問題，並不能解決從資訊到資料轉化過程中的失真問題，也不能解決資料分析過程的傾向問題。

比如，《長安》中，大案牘術，配合“石書”即把所有資訊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刻在石頭上，這是用低階技術實現類似區塊鏈的不可篡改特性。但是，這仍然解決不了在刻上石頭之前的虛假資訊，也無法解決徐賓的心中之私。

正如在著名的臉書資訊外洩，被用來有組織地測試使用者政治傾向，並針對性的進行政治宣傳中，問題並不出在資料的傳遞，而是出在資料在什麼人手上，並被如何利用。最終，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曝光、調查、聽證會，這些傳統的、基於人的組織的社會方式。

中國人有一種傾向，希望技術發展去填補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大坑。這是一種技術的幼稚幻想。我們要制約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對人、對社會的負面效用，最終還是要回到人的基礎上，回到社會發展的方式上。

□劉遠舉（專欄作家）

編輯：範娜娜 實習生：龍江蘭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