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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開始》:考古學家是如何思考的

《第五次開始》:考古學家是如何思考的

《第五次開始》

[美]羅伯特·L。 凱利著

徐 堅譯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本書是一個考古學家用半生的探究和思考,為我們找到一個清晰、好懂、有力的認知工具,用“五次開始”可以重新整理我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認知。正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羅新教授所說:“很少有考古學家如此透徹地關注未來,更少有關注未來的學者如此滿懷樂觀。”

>>回到五千年前去指控兇手

考古學家需要幽默感。考古學不是火箭科學,事實上,它更難。至少,火箭科學家知道他們的想法是否正確:火箭能否飛上天。但是,如果沒有時光機,考古學家無法判斷自己是否正確。但是,有時我們可以以令自己都深感震驚的細節闡釋過去。比如,1991 年,登山者在義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山頂發現了一具男性裸屍:屍體儲存甚好,令人誤以為是近期遇難的登山者。

他們召來當地警方,開展營救工作。搜救隊很快懷疑,被冰雪覆蓋的屍體很可能不是晚近的。放射性碳同位素測年最終證實了這個推測,現在被稱為奧茨冰人的男子死於5100年前,即歐洲新石器時代(距今 9000~4000 年前)晚期。

奧茨的遺體儲存完好,以至於渾身50處文身迄今清晰可見。從骨骼分析可知,他去世之時大約45歲,身高1。5米,體重50千克。他的頭髮濃密而捲曲,長可及肩。他蓄鬚。由於主要以石磨小麥為食,他的牙齒磨損嚴重,不過沒有齲齒。他的毛髮之中偏高的砷含量表明,他不久前活動於冶銅場所一帶。他的手指甲上的生長終止線告訴我們,在死亡前第八、十三和十六週,他曾遭受慢性病的折磨。DNA(脫氧核糖核酸)顯示,他的眼珠為褐色,有乳糖不耐症。他的血型為O型,接近當代撒丁島人,他很可能還有關節炎。透過類似於法醫依靠頭骨復原面部的技術,義大利研究者繪製了奧茨的肖像。這是我們迄今所僅見的新石器時代人的形象。

我們同時知道,奧茨穿戴整齊。他的靴子由鹿皮和熊皮製成,內填稻草。他的綁腿、腰帶和外套是用馴化的山羊的羊皮製成的。他攜著草墊,戴著熊皮帽。他的外套由牛皮帶紮緊,牛皮帶上掛著幾件石質工具,還有幹菌和火絨。他有一把未經裝飾的杉木長弓,為了防水,表面塗了血。他還有一把白蠟木柄石刀,收納在織物刀鞘中。他還帶了木柄鹿角工具,用於製作石器,以及一個麂皮箭囊,裝著兩支完整箭鏃和12支半成品。根據箭桿上羽毛捆綁方式,其中一支是右利手者製作的,而另一支出自左利手者之手。他背了一個榛木背架,一個樹皮纖維網和兩個樺樹皮袋,其中一個裝著新鮮的楓葉,另一個裝著生火用的炭。毫無疑問,他的最愛是杉木斧,鋒利的銅刃裝上木柄後塗抹白樺焦油,並由皮帶綁紮著。新石器時代銅很罕見,因此,斧頭就是奧茨地位的標誌。

奧茨的牙齒和骨骼告訴我們,他生長於阿爾卑斯的艾薩克河(Eisack)谷上游。 他的最後10 年是在溫什加烏谷(Vinschgau)度過的,這裡是他的石器的來源。從腸道殘留物分析,我們知道,他的最後一頓飯包括小麥死麵麵包、鹿肉、野羊肉和一些蔬菜。他的肺部的孢粉表明,在去世前12個小時,他都在溫什加烏谷,楓葉上的孢粉和葉綠素表明,他的最後一次出行發生於6月。

我們也知道奧茨是如何死亡的:謀殺,背部中箭,以及可能重擊頭部。X 線檢測發現了穿刺他的左肩胛骨和大動脈的石箭頭。短短數分鐘,奧茨就失血過多而死。他的前額和手指上也有砍痕,可能是抵擋刀刺形成的防禦性傷口。他的右肋有癒合的裂痕,但是左肋數處在死前不久發生骨折。

《第五次開始》:考古學家是如何思考的

▲美國懷俄明阿布薩羅卡嶺,作者在檢視流冰區前舌。考古學資訊來源眾多:洞穴、掩埋的村落、水下遺址和高寒雪地。

儘管他的軀體已有五千餘年,我們卻能知曉奧茨生前最後一天的故事。6 月,他離開溫什加烏谷的家;他不疾不徐,準備了數日之旅的補給。但是,有人尾隨而至,或者狹路相逢。他們爆發了衝突,奧茨逃脫,不過,襲擊者最終在山頂附近找到了他,背後一箭結束了他的生命。我想,襲擊者是位射箭高手,絕非僥倖命中,因此可能是奧茨的同齡人。殺手可能認識奧茨。為什麼呢?殺手可能親眼看到了奧茨倒地,因為這樣精準的一箭不可能來自 15 米開外。可能殺手就站在奧茨上面,等待著奧茨吐出最後一口氣。他棄奧茨所有物品於不顧,甚至包括他珍愛的銅斧。為何留下所有戰利品?我猜測,他沒法使用這些物品,因為他也是奧茨所在村莊的一員,可能兩人積怨已久。如果他將斧頭帶回去,其他人可能會認出而追問。

如果有時光機,我們定然可以回到新石器時代,指控殺害奧茨的兇手。這種細緻入微的法醫式方法就是考古學吸引大眾之處。何樂而不為呢?這令人讀之津津有味,因為大量細節賦予我們“現場感”。它將我們和過去在個人層面上聯絡在一起。當事物以對作為個人的我們而言有意義的方式呈現時,我們就更易於理解它們。沒人有興趣閱讀關於婚姻不忠的統計研究的社會學期刊論文,但是政客緋聞總能登上頭條。

>>重要的不是看見,而是發現

考古學滿足好奇心的能力只會越來越好。每年新技術出現,不斷地拓展我們從毫不起眼的碎陶、石片和骨屑上獲取新知的極限。你已經知曉放射性碳同位素測年,但是也許不熟悉我們的其他測年技術,比如熱釋光,可以測定石英砂最後一次暴露於陽光下的時間,或者電子自旋共振,基於埋藏環境的背景輻射引起分子結構變化的理論,可以測定牙齒年代。

人體骨骼和牙齒中的碳、氮和鍶同位素分析可以揭示人們的食譜,以及出生和成長地,這也有助於追蹤人類在地面的行動軌跡。我們可以在陶瓷器表面提取脂肪,確認陶罐曾經烹煮或者存放過何種食物。我們可以分辨全球各地洞穴中裝飾的人類手印是男性還是女性(這關係到手型和比例)。我們可以追溯石器、製作陶器的陶土和燃料的來源地;同樣的資料可以幫助我們追蹤遊牧活動或者貿易線路。我們甚至可以從古代骨骼遺存中提取基因材料。我們可以知曉很多。

但是,老實說,我們只能在特定個案中使用這些技術,而且,所有技術都有侷限。我對奧茨的詳盡描述透露出一個行業秘密:考古學無法系統性地復原如此詳盡的資訊。不是所有的遺址都儲存了 DNA,甚至有機物,各種汙染源層出不窮。眾多遺址可能不是人們居住之地,而是像河流三角洲一樣,是自然之母攜帶器物和骨殖離開它們的原本地點,腐蝕分解它們,最終碼集在一起形成的。儘管我們會繼續拓展邊界,從最不起眼的考古學遺物中挖掘更多資訊,但是,考古學家永遠沒法如我們所願,復原出過去的詳盡場景。

但是,正如我的第一位導師,戴維·赫斯特·托馬斯所信,重要的不是考古學家看見,而是發現。奧茨和他的器物組合是我們所看見的,但是我們所發現的則是另一回事。對奧茨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人的傳記,但是這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南歐的新石器時代生活?讓我們把過去想象成為一張家庭合影,奧茨清晰站立,但是其他家人則面目模糊。奧茨本身不足以說明新石器時代技術、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長時段與大範圍過程。但是,事實上,考古學有能力頗為清晰地揭示這些過程。

為了觀察更宏大的過程,我們需要研究那些不能賦予我們與過去的個人關聯,或者“現場感”的資料。但是,這不要緊,赫赫有名的英國考古學家奧斯伯特·蓋伊·斯坦諾普·克勞福德(1886—1957,Osbert Guy Stanhope Crawford)告訴你緣由。

克勞福德出生於印度,八歲痛失雙親,在學校學習地理學和地圖學,儘管他的真正興趣在史前史。1911年,他想方設法去蘇丹發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碎了他的夢想。

戰爭期間,克勞福德參加英國空軍,成為一名偵察兵,拍攝並釋讀航空照片,直至 1918 年被擊落俘獲;他的剩餘的戰爭時光是在德國戰俘營中度過的。戰後,他在英國測繪局謀得職位,用航拍照片尋找未爆炸的炸彈。太陽西下時,克勞福德在雙翼飛機上拍攝照片,他發現了光影的奧秘。他敏銳地意識到那是被掩埋的牆體和壕溝,規模巨大,但是因為地表特徵不顯而極易被地面踏查者忽略(透過舉例,在站著的人看來明顯的地毯紋樣,在貓的視線下卻很隱晦,克勞福德證明了這一點)。他的方法有助於考古學家在英格蘭發現以壕溝或者堤壩圍合的禮制空間。

克勞福德設想創立一個論壇,分享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1927 年,他創辦了《古物》雜誌,現在已經成為世界考古學的主要刊物。在創刊號上,他解釋了期刊主旨:“ 我們以地球為場地,以上下百萬年為時間,以人類為主題 ”。這番話簡要地描述了考古學的雙輪:時間和空間。

沒有其他科學能以考古學的尺度觀察人類。在縱橫數萬裡,上下百萬年的範圍,我們“看到”人類行為。考古學研究人類的“全”幅——從我們尚未成為人類,直到現在,從赤道到極地。我承認,我們無法如同文化人類學家或者歷史學家一樣看到細節,僅在罕見之時,才能看到諸如奧茨這樣過去的個人。我們無法系統地重建宗教、宇宙觀、親屬稱謂或者任何人類文化更為抽象的側面,它們都只是間接地表達在我們發現的遺存上。但是,在如此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裡,我們勾勒了宏大圖景,卻缺乏細節。考古學家關心古代人類的行為和思想,但是隻能透過他們遺留下來的東西窺探其行為和思想:斷骨、焚後種籽、殘破陶片……如果足夠幸運的話,斷壁殘垣。我們的故事依賴於物質,更精確地說,我們依賴跨越時空的物質的模式。

學習史前史的新生們很快就會明白諸如“時代”或者“階段”等指代時間和空間單位的術語的重要性。“階段”指特定型別的物質的空間和時間分佈,比如房屋風格、箭鏃形態或者陶器裝飾。重點是,考古學家以“階段”討論變化,因為我們假定,物質遺存的變化暗示了人類社會組織的變化。在教科書裡,我們可能用一章描述編籃者時期“發生了什麼”,透過我們對物質遺存的釋讀,描述人類生計、社會和政治組織。另一章可能採用普韋布洛一期遺址的物質遺存,說明生計方式、社會和政治生活如何從編籃者時代脫胎演化而來。這並非易事,但是令物質遺存復活就是考古學的意義所在——從過去的靜態遺存走向製造它們的動態行為。

作者:羅伯特·L。 凱利

編輯: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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