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雲：“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他對女人的這個印象，就是來自於婚姻生活的不幸。不過，在當下主題思想激烈討論迴歸孔子的時候，我們“八”人家的婚事家事，這樣真的好嗎？
圖為楷木聖像，相傳孔子逝世後，為謝師恩，弟子們在墓前結廬服喪三年，子貢獨為多守三年。此間，子貢採孔林的楷木，為老師和師母亓官氏精心雕刻一對像。文中提到的也正是這位亓官夫人，她最後與孔子離婚。
孔子離婚的故事
文：李競恆 來源：澎湃新聞
聖人，也是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的，比如孔子。
從子貢開始，孔子就被稱為“聖人”。歷史越是往後靠，聖人的思想傳播越來越廣，而聖人的私生活，細節則越是模糊。自宋代以來，《論語》確定了作為儒學核心經典的地位。可是，這部經典卻絲毫沒有談論到孔子的夫人，《史記孔子世家》中也沒有詳細的記載。給人的印象是孔子一直獨來獨往，除了兒子伯魚偶爾友情客串一下之外，他的家庭似乎是殘缺的。可是，孔子的夫人究竟是誰？為何在《論語》中，卻沒有一字提到她呢？
受不了女人太“膩”太“粘”
原始儒家文獻《禮記檀弓上》曾記載說，“伯魚之母死”，唐代孔穎達正義解釋：“時伯魚母出，父在”。伯魚是孔子的獨生子，《論語》曾記載孔子教導伯魚要學習《詩》和《禮》。伯魚的母親，自然就是孔子的夫人了。透過這條珍貴的古代文獻，我們才得知，原來孔子還活著的時候，他的夫人已經“出”了。什麼叫“出”呢？古漢語中有“七出之條”的說法，也就是和配偶離異。這就意味著，孔子是離過婚的，而他的兒子伯魚是生活在單親家庭，從小跟著爸爸一起長大。瞭解到這一點，《論語》中沒有提到孔子夫人也就不難理解了。
實際上，
《論語》中也有一點蛛絲馬跡，透露了孔子婚姻生活的質量。《論語陽貨》中，孔子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叫：“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在這句名言中，孔子將女人與小人歸為一類，並抱怨到：和女人走近了，女人就不講規矩，遠離女人一點吧，她又成了怨婦。
正如李澤厚的說法，孔子對女人性格的這種描述，其實還是蠻準確的。
《論語鄉黨》中記載，孔子是一個嚴肅的人，從吃飯到睡覺、穿衣、行禮、走路都嚴格按照紳士風度要求自己。那麼，這樣一個嚴肅的紳士，自然受不了女人太“膩”，太“粘”。孔子對女人的這個印象，當然也來自於婚姻生活的經歷。看來，這位夫人當年很可能是孔子的一塊“雞肋”，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離得近了吧，就經常“粘”人並且“不遜”，拿孔子開一些親暱的玩笑。可是離得遠了吧，又抱怨孔子不講情誼，哭哭啼啼。如此一來，久而久之，再加上孔子後來忙於政治，最後還周遊列國，離家遠行，家庭矛盾自然上升，最終導致了離婚。
由此看來，孔子的婚姻生活確實算不上幸福。那麼，這位與他離婚的太太究竟是誰呢？《孔子家語本姓》記載：“（孔子）至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看來，孔子十九歲時就娶了這位太太，她來自孔子祖籍地宋國的“亓官氏”，一年之後，生下了兒子伯魚。也正是這位亓官夫人，最後與孔子離婚。當然了，李零先生根據《禮器碑》和唐代《孔子家語》的內容，認為孔子的太太“亓官氏”應當作“並官氏”。那我們就按照李零先生的觀點，將孔子的太太稱為“並官氏”。
孔子有離婚經歷，顯示出早期儒家對男女婚姻持較為寬鬆的態度。晚清譚嗣同對孔子離婚的經歷有一個解讀：“夫婦者，嗣為兄弟，可合可離，故孔氏不諱出妻，夫婦朋友也。”（《仁學》）譚嗣同高度讚揚早期儒學而批評清朝理學和禮教，實際上正是看到了早期儒家持有一種較為寬鬆、人性的態度。在他看來，先秦儒家所理解的夫妻關係應該像朋友那樣輕鬆和平等——要是咱倆合不來，“分開就分開”。
孔子兒媳再嫁，孫子也曾離異
早期儒家對夫妻關係的“理解之同情”，也體現在孔子允許兒媳婦再嫁這一點上。據《禮記檀弓上》記載，“子思之母死於衛”，漢儒鄭玄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子思是伯魚的兒子，也就是孔子的孫兒。伯魚早死，他死後其妻並沒有樹立貞節牌坊，而是自然地改嫁到衛國。伯魚死於公元前483年，這一年孔子六十九歲。白髮人送黑髮人，
兒子早逝，孔子自然悲切，但他卻沒有因為疼愛兒子而阻止兒媳婦再嫁，顯示出一種通達的氣象。這一點也正如孔子離婚那樣，自然而然，毫不造作，絲毫沒有明清兩朝道學家的虛偽氣息。
孔子的孫兒子思，父親死後之後母親又再嫁，心中留下了一些傷痕。根據儒家原始文獻記載，他也曾有過離婚經歷。據《禮記檀弓上》記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鄭玄注：“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由此可知，孔子的曾孫子上，他的媽媽也曾經與他的爸爸子思離婚。
這樣看來，孔子本人有過離婚經歷，兒媳改嫁，孫子也離過婚。可是，文獻並沒有記載子思離婚的原因是什麼，只能根據文獻推測。
《檀弓上》說，子思在離異的妻子死後，告訴兒子子上，這個女人作為我妻子，也是我兒子的母親，但她現在不是我的妻子，也就不能算兒子的母親，因此我兒子不必為她行喪母之禮。在對待離婚問題上，子思顯得沒有孔子豁達，對前妻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怨氣。不知這源於自己母親改嫁的記憶，還是和前妻感情不和。但無論怎樣猜測，孔子一家祖孫三人，都有過離婚或再嫁的經歷，確實顯示出早期儒家對男女和婚姻上較為豁達的態度。
飲食男女乃人之大欲
早期儒家認為，男女之間正常的慾望是完全符合自然法則的。《禮記禮運》一篇，李學勤先生認為屬於孔子弟子子游一派，當然很能代表早期儒家的觀點。《禮記禮運》中強調“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明確承認了人的正常慾望符合自然法則。《禮記內則》中甚至提出：“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也就是說，即使你的太太老了，但只要還不到五十歲，就應該照顧到她的性要求。這一背景，對於我們理解孔子離婚，以及允許兒媳改嫁是有幫助的。
到了戰國時期，孟子也承認男女之慾為自然。《孟子萬章上》：“好色，人之所欲”，《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孟子梁惠王下》中還希望“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這種對待男女問題上的豁達態度，正是能夠接受自由離婚的基礎。
實際上，根據江曉原先生的說法，早期儒家除了自由離婚和改嫁之外，甚至還提出過類似於現代“試婚”的觀點。《禮記曾子問》中記載，新婚妻子三個月後才到男子家廟去拜見祖先，如果三個月之內雙方不和諧，這婚姻仍可取消（江曉原：《雲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這種對待婚姻的態度，是清朝道學家所不敢想象的。
正因為早期儒家對人性有一種通達的認識，在離婚、改嫁等問題上都從容自然，因此在以追求復興早期儒家精神為目標的宋代，這一態度遙接先秦，對婦女離婚持自然而寬容的態度。
例如，在大儒范仲淹制定的義莊規定中，明確提出，如果自己家族的婦女離婚後要再嫁，家族就支援她二十貫錢，而如果是本家族男子要再娶，家族就不給錢。可知，宋代的儒家不但允許婦女再嫁，還願意在經濟上給予支援。對於男子的再娶，經濟上則不持鼓勵態度，這恰恰是對弱者的保護。因為離婚後的婦女，處於弱勢地位，更需要資助。
孔門一家祖孫三人離婚和改嫁的故事，充滿了人間煙火的氣息。瞭解這一背景，不但有助於理解早期儒家對待男女婚姻的通達，更有助於理解《論語》中核心價值之一的“恕”道，也有助於理解早期儒學的人性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