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泉金村窯興起於五代北宋的一個重大原因之一，很可能由於“海上陶瓷之路”開闢以來，陶瓷外銷貿易的激發。
五代十國是中央軍閥勢力與南方沿海地方勢力割據稱雄的時代。北部中原政權兵戎相見，無暇他顧；南方地方勢力，各自為政，擺脫中央控制，極力發展自身的經濟產業，以鞏固地方統治政權。吳越之地海岸線綿長，有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溫州、福州等眾多沿海港口，尤其明州（即今寧波）在唐時已成為我國海外貿易四大港口之一，又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發港，因此，吳越發展海外貿易，佔據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優勢。錢氏對發展海外貿易經濟也十分重視，曾廣為招徠海客，大興舟楫商賈之利，並設立“博易務”進行管理，以至於“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由於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可圖，一些與掌握軍政大權有關的皇家親貴、朝臣官員、地方豪紳等特權階級人物也紛紛參與對外貿易活動。
中國瓷器出口就其費用與安全來說，海路要優於陸路。海上貿易的拓展使晚唐五代時期的陶瓷成為與絲綢、茶葉比肩的大宗出口商品，此已為一系列考古發掘所證實。如1973年至1975年，在今寧波（即明州）姚江海運碼頭附近出土了700多件唐五代瓷器。在溫州灣的洞頭島海域，也出土了不少唐五代的青瓷碎片。現代世界性考古成果表明：不管是陸上絲路所到的西亞， 還是海上絲路東西洋航線所經歷的東南亞、西亞、中東、東非沿海等每一處古址， 都發現大量唐五代時期的完整瓷器和碎片。之後宋元明時瓷器大規模的出口無疑亦只是循著唐五代時所開拓的路線、行銷範圍有所擴大而已。
五代吳越瓷器的輸出毋庸置疑主要為越窯青瓷，但除越窯青瓷而外，還應存在不少“越窯系青瓷”，浙江範圍內的甌窯、婺州窯、龍泉窯應該都是從屬於這一窯系的。日本著名陶瓷學家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一書即對越窯青瓷和越窯系青瓷有所區分，並對海外出土的越窯系青瓷作了大量的介紹，提到出土唐五代越窯系青瓷的地點有埃及福斯塔特、愛扎布、庫賽爾、東非沿海、伊拉克、印度尼西亞、日本等多處。所出土的越窯系青瓷器形種類如瓜稜形執壺、撇口斜腹碗、荷花碗、葵口碗、刻花盒、水盂等，不僅是唐五代越窯青瓷的典型品種，與同時代的甌窯青瓷、婺州窯青瓷、龍泉窯青瓷也相吻合或部分重合。只是“越窯系”青瓷在胎釉造型工藝紋飾及種類等各方面都與越窯青瓷相近，而外界對其認識又幾乎處於空白，所以很難辨析其中的異同，要明晰具體窯口非常困難。
從相關考古資料來看，譬如寧波東門口碼頭遺址中，在出土“太平通寶”、“至道元寶”、“景德元寶”、“天禧通寶”等錢幣的宋代地層中，除了越窯瓷器碎片，還有龍泉窯青瓷［1］。這說明在北宋初期，龍泉青瓷已和越窯青瓷一同出口，而龍泉青瓷對外輸出的起始時間則很可能早自五代。理由有二，其一從地理條件上看，龍泉地處甌江流域，瓷器水運至溫州港或經由溫州中轉至明州港均十分便利，而當時的甌窯青瓷亦很可能利用港口優勢生產外銷瓷。朱伯謙先生《龍泉窯青瓷》一書裡指出，五代北宋早期金村淡青釉瓷器在制瓷工藝上明顯受到甌窯的影響，與甌窯青瓷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這其中的原因便很可能是受外銷市場的刺激，有意模仿甌窯生產出口青瓷。
其二，五代龍泉青瓷具備外銷瓷所應有的質量和規模。唐五代向外輸出的瓷器與宋元時相比數量並不算多，古代地理環境險惡，運輸條件簡陋，加之瓷器易碎，經由漂洋過海的中國瓷器來之不易，非常珍貴，使用的物件也大多是皇室貴族等上流階層。所以生產外銷瓷需要擁有一定的技術優勢，也即要求產品在質量上具有競爭力。龍泉窯在五代以前製作粗糙，基本處於自產自銷狀態，而至五代的淡青釉器，質量突飛猛進，生產規模也迅速擴充套件，很可能是出於外銷競爭的結果。
南海1號出水龍泉窯青瓷、龍泉窯系青瓷
值得關注的還有南海I號。這艘裝有上千件各窯瓷器的沉船中，龍泉窯青瓷的數量不在少數，這其中，雖不排除一部分只能斷為龍泉窯系的製品，但也有一部分與龍泉金村窯製品高度吻合，比如數量較多的劃花盤碗、葵口盤碗，都是當時金村窯的主流產品，金村窯址遺存中這類盤碗的數量非常豐富。以下試舉幾例：
圖1、北宋/南宋早期 龍泉窯荷紋碗
高6。9釐米 、口徑16釐米
圖2、荷紋碗標本
金村窯窯址採集
圖1、荷紋碗 敞口，弧腹，圈足，外壁光素，內面飾荷花紋，釉色瑩翠鮮亮。此碗造型紋樣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屬一類典型，數量極多，荷紋刻劃風格疏朗簡淡，線條流暢婉轉，秀逸高挑的荷花莖稈填飾篦劃線。刻劃工整細膩些的常輔之以荷葉，如圖2，荷葉呈翻轉姿態，頗有“一時回首背西風”之韻味。
圖3、北宋/南宋早期 龍泉窯劃花葵口盤 高4釐米、口徑19。6釐米
圖4、葵瓣紋碗標本 金村窯窯址採集
圖3、劃花葵口盤 敞口，口沿捺六個淺凹，淺弧腹，圈足，外壁光素，內面裝飾劃花圖案，以葵口為基準，以雙線弦紋構成六等分葵瓣，每瓣內飾卷草雲紋，內底飾渦旋紋。釉面開片，玻璃質感強。此盤造型紋樣亦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一類典型，金村窯標本中比比皆是，類似圖案也見於碗類，如圖4。此種以雙線弦紋勾勒葵瓣造型的手法，看起來似乎是岀筋葵口類器物的一種平面化與簡化，與之呼應的還有葵瓣內如卷草又類雲紋的圖案，筆觸十分隨意，這些資訊所呈現的即是該類器物生產在量上的追求。
圖5、南宋龍泉窯菊瓣式碟 高2釐米、口徑10釐米
圖6、菊瓣式碟標本 金村窯窯址採集
圖5、碟敞口，口部外展，淺弧腹，暗圈足。內壁作菊瓣式，外壁刻條紋，內底裝飾朵花。此類菊瓣式造型的運用一直延續至元明，外銷瓷中常有所見，具體樣式較宋時稍有變化，以多重菊瓣紋為主，尤其盤碗類裝飾的菊瓣紋常呈放射狀層層展開，滿施器表。
以上幾例器物在金村窯中均能採集到可資對照的殘器標本。與五代北宋早期淡青釉器相比，這些器物和標本，無論裝燒工藝還是造型紋飾風格都有一些變化，比如底足多為露胎，與早期的裹足滿釉墊燒相比，顯然粗糙了，同樣是劃花，前者紋樣多細膩精緻，後者偏向隨意簡單。這些變化的主要原因即可能是出於提高產量的需要。
南海I號的沉沒時間是南宋初年，根據是船上6000多枚各個時期的銅錢中，年代最晚的為“建炎元寶”。據考，“建炎元寶”的發行量極少，鑄造時間在公元1127～1130年，即南宋建國的前三年，此時，高宗趙構還在輾轉逃亡。據此可推斷沉船上的龍泉青瓷生產時間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年。
以金村的地理位置，其運輸路線很可能透過閩江水系取道福建再轉運至泉州或廣州出口。這一外銷路線的開拓很可能自五代北宋時就已開始，同時，它也促成了龍泉青瓷技術在福建松溪、浦城一帶周邊地區的傳播，從而還形成一種競爭的局面，且一直延續至民國。
（注：本文圖片器物標明出處者除外，均為麗水市處州青瓷博物館藏品及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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