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他可不是一般人，他出生於當時的南京第一豪門曹家，家世顯赫，有權有勢，極富極貴。很多人都認為曹雪芹本人就是小說中賈寶玉的原型，而現實中的曹府跟小說中的賈府一樣落得了一個被抄家的下場。那麼，歷史上曹家到底犯了什麼罪，被雍正皇帝給抄家了呢？可能並非你想的那麼簡單。
曹雪芹一本《紅樓夢》寫下了一個家族的興衰史，現流行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曹雪芹是以曹家為題材寫下《紅樓夢》，另一種認為曹雪芹以另外一個家族為題材。不管怎樣，都不影響曹家興衰的歷史研究。
曹雪芹的五世祖名叫曹錫遠，是明朝萬曆末期的瀋陽官員，官拜瀋陽中衛指揮史。明天啟元年（1621），努爾哈赤攻佔瀋陽，曹錫遠被俘虜為奴，按照滿人包衣制度，他被編入正白旗家奴，是曹家由明入滿的第一人。曹錫遠與妻子張氏育有一子，名叫曹振彥，按照滿洲包衣制度，一人為奴，其子子孫孫皆為奴，所以曹振彥也成為正白旗包衣。天聰八年（1634），曹振彥在正白旗固山貝勒多爾袞身邊立功，成為其屬下的漢人包衣佐領，即旗鼓佐領。後隨著多爾袞入關作戰，于山海關前與李自成作戰再立軍功。清朝建立之後，曹振彥帶著兒子曹璽參與南征剿滅南明弘光政權，又隨多爾袞平定姜瓖叛亂，累功除武從文，拜留任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後一路升遷至兩浙都轉運鹽司運使，品階從三品。
順治七年（1650），多爾袞病逝，順治帝奪其封號，將正白旗收歸皇帝統領，這就將原有正白旗納入上三旗，曹家由貝勒包衣變為皇帝家奴。清朝的官僚系統分為兩部分，一是文武百官、各部院組成的國家行政體系；二是由皇帝掌管上三旗組成的內務府，即皇帝私人官僚體系。曹家便是由此進入內務府體系，據《內務府滿文奏銷檔》記載，曹家屬於內務府正白旗包衣第五參領第三旗鼓佐領下人，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正白旗雖有都統，但已不得干涉內務府的人員管理，也就是說曹家直屬內務府管轄，與正白旗都統不再有隸屬關係，規格要比普通漢族包衣高很多。
曹家在曹振彥之子曹璽這一代，再次受到命運的眷顧，清朝規定皇子的乳母需要在內務府上三旗包衣中選擇，曹璽的妻子孫氏就成為了康熙皇帝的奶媽。憑這層關係，曹璽當上了內務府工部尚書，又在康熙二年（1662）首任江寧織造郎中，開啟曹家58年的“大觀園”生活。曹璽的妻子孫氏被康熙帝封了誥命，兒子曹寅十六歲就入了宮，做了康熙帝的鑾儀衛。曹璽在江寧織造任上病逝以後，該職位空缺數年，先由曹寅協辦，後由曹寅正式接班，成為第二任郎中。這個曹寅幼年陪伴康熙帝長大，成年後站在皇帝身邊當差，二人同喝一口奶長大，關係相當親近，所以江寧織造非曹寅不能擔當，那麼這個江寧織造到底是什麼機構，又有什麼職責呢？
明面上：皇家御用造衣機構
江寧織造由明朝延續而來，由國家撥款，負責採購絲織原料、招收匠人、織造皇家所用衣物綢緞，具備經營權，所得收入上交內帑。在清朝，江寧織造屬於內務府派出機構，皇家御用造衣、內帑收入來源的重要部門，由於地位尊貴，於地方僅次於兩江總督。據載，江寧織造規模最大時擁有織機3萬多臺，男女工人5萬左右，年產值達白銀1200萬兩，是一個相當肥的差事。康熙皇帝將江寧織造交給曹寅，是對曹寅十足的信任，可以透過該機構為其斂財，在這一點上，與乾隆帝重用和珅有點相似。
暗地裡：監察江南官民、統戰遺民思想
康熙帝執政期間，江南地區並不安穩，這裡是經濟文化最為繁榮的地方，由於滿清入關以後的民族同化政策操之過急，致使南方眾多精英人才選擇歸隱，並不願意出仕為清朝效力。更有甚者，他們暗中組織反清復明活動，加之“明朱三太子”——定王朱慈煥一直傳聞流落江南，康熙帝需要利用江寧織造為幌子，暗地查訪江南遺民的動態，並監察兩江區域的官員動向。曹寅為何適合這個人選呢，首先是皇帝信得過他，其次是他具有良好的遺民基礎，他的族舅顧景星是明末著名文人，在南方遺民中頗有影響力，曹寅透過族舅的人脈結識了眾多明朝精英遺民，這對於思想統戰工作很有幫助。所以曹寅與其父親一樣，不僅僅是皇家採辦衣物的專員，還是皇帝內帑斂財的理財經理，更是康熙帝安插江南的中央特派員。
“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硃批》
清朝大臣向皇帝上奏分為普通奏摺與密奏，普通奏摺需要透過禮部通政司上呈皇帝，而密奏則可以直接傳至皇帝。曹寅在任期間，康熙特意囑咐監察一事皆密奏，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康熙密摺共計3119件，曹寅與大舅子李喣所上佔據619件，可見曹寅乾的皆是比較私密的差事。其中“一念和尚”、“朱三太子”的情報皆有記錄，康熙四十七年（1708），一念和尚起義失敗被抓，又供出朱三太子藏匿地址，導致這一巨患在山東被抓，朱三太子凌遲處死應有曹寅的功勞。曹家在曹寅這一代算是盛極一時，皇帝對其信任無比，又多給予恩惠，以方便其特務活動，康熙一朝紅極一時，曹寅也被認為是《紅樓夢》裡賈政的人物原型。
家道中衰
曹寅為人較為公正，但由於特派員的身份需要大量活動資金，單說籠絡遺民，曹寅在府內搭上戲園子，常邀請文人名流入園宴飲，又出資為他們發表書籍，還出錢修《全唐詩》供江南文人學習。這就不得已需要增加收入，清朝初期的官員俸祿並不高，正一品官員年俸為180兩，曹寅的俸祿為105兩，那麼他的活動經費又不能從內帑收入裡抽出。故而有學者認為他的創收是以江寧織造為平臺，透過操縱生絲價格，低價收購，高價賣給織造機構，以此獲得差價；又以朝廷撥給織造機構的款項為資，投資生意獲得利潤，這兩項應該屬於暗箱操作。至於康熙帝，他為了方便曹寅的特務活動，先後任命曹寅代管大運河鈔關，兼任江淮巡鹽御史，睜隻眼閉隻眼的給予他運河收入、鹽稅收入。
據學者推算，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任命曹寅巡鹽御史起，江淮鹽政收入為每年55萬兩，其中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正稅，需要上交國庫，這部分大概為21萬兩；其二為雜稅，由御史自由支配，這部分大概有34萬兩。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除去正常開支，曹寅在鹽政上大概結餘了180萬兩，這180萬兩並未作為他用，而是全部花在了康熙帝的南巡中。康熙帝一生六次南巡，有五次都是江寧織造承辦，這個經濟壓力完全落在曹家頭上。康熙帝南巡途中的行宮、臺棚、牌坊、戲臺搭建、皇帝御用食材、特產採購、隨從人員的衣食住行皆由曹家安排，最長一次南巡於江南住了百餘日。曹寅除了在鹽政上加派雜稅累積的180萬兩花乾花盡之外，地方官僚士紳捐贈用的一乾二淨，正稅挪用137萬兩亦無所剩。
“曹寅、李喣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硃批》
時任兩江總督的噶禮因此上書彈劾曹寅，康熙帝深知此項虧空用於自己南巡，故而幫助他遮掩了過去，只是命曹寅趕緊想法彌補虧空。曹寅為官生涯後期幾乎都是在填補這個虧空，直到彌留之際，曹寅還虧空鹽稅23萬兩，這便是曹家走向衰落的轉折點。曹寅去世之後，其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但不到一年便病逝，後由曹寅繼子曹頫頂缺，但曹頫過於年輕，辦事不力，故而康熙帝不再過於庇護。到了雍正即位以後，開始整頓康熙朝的弊政，尤其重視貪腐虧空一事。
“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經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藉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雍正朝起居注冊》
雍正即位一個月便透過戶部向各省督撫下達了全面清查虧空的命令，由怡親王允祥主持，此後山西巡撫蘇克濟、河道總督趙世顯、湖廣佈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前江南糧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張安世、直隸巡道宋師曾、廣西按察使李繼謨等督撫級高官紛紛因虧空而被抄家。清朝的抄家大致分為嚴懲、減等、從寬三種情況，一般來說，嚴懲者皆因政治罪名較大，如大不敬、僭越規制等，在抄家沒收財產以後，獲罪者本人及親屬會被髮配為奴，或者罰充苦差；而從寬者只是收沒家產，直系親屬是免於為奴的。而曹家並沒有在雍正元年被抄家，此時的雍正帝深知曹家之虧空是老爺子康熙帝造成的，故而只是令曹家填補虧空。
“因方空罷任，封其家貲，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永憲錄》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底，曹頫被參劾騷擾驛站，雍正才下旨交部嚴審並革職。在此之後，雍正得到密報，曹頫在離職受審期間竟然秘密轉移家財，因此龍顏大怒，次年正月才下旨抄家。結果曹家根本抄不出家財，反而抄出千金當票，說明曹家為了補康熙爺南巡的虧空，已經變賣了所有家產。曹頫被抄家後獲得的罪行是“枷號”，也就是戴枷示眾，曹家無一人發配為奴，由此可見，曹家並不存在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曹家應該沒有參與奪嫡之爭。反而是蘇州織造李喣家被抄沒之後，除了妻兒，一家120餘口發配為奴，在江蘇人市上進行拍賣，但由於李喣家口多為旗人，故而無人敢買，最終這120餘口被拉往京城變賣。而究其原因，可能是李喣曾幫助八皇子胤禩買過侍女，因此被定為八爺奸黨，70多歲的李喣被髮配到打牲烏拉，兩年後飢寒而死。
綜上，若問曹家所犯何罪，那就是犯了與康熙帝“狼狽為奸”的罪，曹寅在江南官僚、士紳以及遺民之間的官聲不錯，他在特務監察期間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選擇性密奏，為人較為正直。無奈遇到康熙帝的揮霍，為了維護皇帝節儉，不以國庫資金滿足私慾，從而成為皇帝內帑的斂財幫兇，亦成為康熙帝南巡資金缺口的背鍋俠。所以說曹家成也康熙帝，敗也康熙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