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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與敦煌《金剛經》的故事

武則天與敦煌《金剛經》的故事

《金剛經》原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來自印度的初期大乘佛教。是大乘佛教中的一本重要的宗教經書,也是中國禪文化(日本禪宗)的基礎經書。這本經書約在南北朝時代傳入中國,其中有眾多翻譯版本,但鳩摩羅什的譯本最受推崇。

般若意思為“智慧”; 波羅蜜意思為跨越生死,到達教化的彼岸;“金剛”喻意為堅定與對智慧渴望。佛經的基本資訊為如果一個人的信念固若金湯,他就可以擺脫所有的痛苦和煎熬。

這本《金剛經》手抄本出自唐朝儀鳳元年(676年),出土於中國敦煌。自其傳入以來,《金剛經》備受推崇。人們競相複製與印製,因此得以廣泛流傳。

在敦煌寫經中,研究者發現了一些初唐時期出自於長安宮廷的寫經,時間跨度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至儀鳳二年(公元677年)。這些寫經有統一格式,卷後有宮廷寫經固有的寫經列位,詳細羅列了抄經的時間、抄經者、用紙數量、裝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詳閱者、監製者,可見當時的宮廷寫經有統一的格式。透過對這批長安宮廷寫經後的寫經列位中的資訊歸類和對比,我們發現了這次大規模寫經活動中的一些資訊。

咸亨元年九月,武則天生母楊氏去世,其時武則天已取得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她為了給已逝父母做功德,發願寫《金剛經》《妙法蓮華經》各三千部,《金剛經》為一卷本,《妙法蓮華經》為七卷本,全部完成當寫有《妙法蓮華經》二萬一千卷,《金剛經》三千卷,可謂一項浩大的工程。為了完成這一工程,她將長安修祥坊中楊氏舊宅舍為太原寺,調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時還調集了一批高僧進入太原寺,籌備抄寫《妙法蓮華經》及《金剛經》的工作。隋唐時代,主人故去後,舍宅為寺是一種追福的形式,武則天也未能免俗。

武則天任命虞昶為使,向義感為判官,調集門下省、秘書省、弘文館、左春坊等機構的楷書手專任抄寫工作;同時,又調集西明寺、大總持寺等長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擔任經卷的初校、再校、三校。為顯鄭重,專門由宮廷調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紙作抄經之用,筆、墨及裝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給。這項抄經工作持續了至少六年,因為目前所見時間最早的一卷寫經抄於“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寫經抄於“儀鳳二年五月廿一日”。從敦煌藏經洞已發現的53件寫經判斷,三千部《妙法蓮華經》及《金剛經》可能全部抄好後下發到州縣,這批寫經中的一部分流傳到甘肅敦煌,賴莫高窟藏經洞得以儲存至今。

由這批經卷後的寫經列位可知,虞昶與閻玄道先後擔任了寫經使。作為朝廷別敕的差使,寫經使是主要負責人,負責全域性的統籌、組織、物質保障和最後的質量把關,判官是作為寫經使的副手,負責具體事務的安排。虞昶、閻玄道任寫經使,與其他寫經使不同,他們都來自工部,本職工作都與宗教及文學無關,他們兼職很可能與擅長書法有關。虞昶是書法家虞世南的兒子,閻玄道是畫家閻立德的兒子,他們同為初唐名臣之後,選擇他們為寫經使可見武則天對這次寫經的重視程度,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出色地完成了這次大規模的寫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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