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名的起源，據考證最早出現在商朝。此前，文字記載中均以“華夏”代指，範圍主要包括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夏朝先民。

一、“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尚書》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尚書》，原文如下：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為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大體翻譯一下：上天既然把中國的臣民、疆土託付給先王，如今大王只有施行德政，和悅、教導懵懂的民眾，才能完成先王所接受的使命。

此處的“中國”可以理解為“中央之國”、“中間之國”，是根據地理方位來命名的，更是華夏文明最初的人文定位——華夏之邦位於天地的中央，四周是夷狄番邦。

商朝人把自己定位為“中國”，跟他們的認知密切相關。在他們看來，世界是“天圓”、“地方”的，自己所處的位置恰是“地方”的中央，把自己的“民越厥疆土”稱為“中國”，是這一原始地理認知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在周朝開始大範圍拓展

商朝人的這種自我定位，在周朝時得到了周天子、各分封諸侯國的公認，即“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在周朝人的心目中，上述所提到的8個諸侯國、數十州所處位置才是“中國”，中國之外的地方和民眾或被稱為“蠻”、或被稱為“戎”、或被稱為“狄”、或被稱為“夷”……

與商朝人所說的“中國”相比，“中國”在周朝開始大範圍拓展，並且有了更明確的說法“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大約能佔據天下五分之一多點兒的範圍。

值得一提的是，周朝人認為，以王城為中心和拱衛這一中心的諸侯國才是“中國”，而遠離這一中心的吳、越、楚、蜀、閩都是“蠻地”，秦則是“戎地”，京師之東的菜、牟、介、莒都是“夷地”，邾國雖然鄰近魯國，但與使用“夷禮”的杞都雍丘同屬於“夷地”……

三、“中國”的內涵不斷得以豐富

“中國”所指的範圍，從最初夏朝先民的黃河流域，到周人所居的關中、河洛地區，再到春秋諸侯國所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範圍不斷擴大延伸。這種基於地理方位而來的名詞，從秦國統一中原六國後，第一次發生了變化。

從秦朝開始，凡是華夏子民所建的王朝政權，都被統稱為“中國”。在同一種文化傳承之下，“中國”的內涵此後不斷得以豐富，由純地理方位的“中央之國”開始，京師、京畿、中原之地……到後來，凡有夏朝後裔居住的地方，都被稱為“中國”（“諸夏，中國也”）。

在不斷豐富的過程中，有一條主線始終不變，那就是大家都以華夏文明為根源，無論疆域如何拓展和延伸，王朝如何更替和改變，所有人秉持的都是一個原則——我是華夏的子民！

這個原則也影響到少數民族，比如鮮卑族入主中原後，就以“中國”自居，把當時的華夏族所建南朝政權稱為“島夷”；南朝雖然遠離“中央之國”，但是依舊自稱為“中國”，並把北朝稱之為“魏虜”。宋、遼、金時期，這3個分屬於不同族群的政權，也都自稱“中國”，並把對方視為夷狄番邦……

這都表明，“中國”已從最初的地理方位名詞，豐富為含有正統、正宗等內涵特徵的文化和歷史標識。

四、“中國”作為國家標識出現於1912年

無論作為地理方位名詞，還是作為文化和歷史標誌，“中國”一詞出現之後，始終帶有強烈的獨立性和本位性，即它不屬於任何一個朝代所私有，王朝更替，你方唱罷我登場——沒有哪一個王朝政權以“中國”而冠名。

“中國”一詞的獨立性和本位性，在19世紀中葉之後發生變化。始終領跑於世界的中國，在與西方的近代工業化程序中落伍，在世界列強紛紛覬覦和瓜分、侵略下，“中國”作為地理和文化的一個專用名詞，在表述相應版圖和領土時，才得以從屬於清王朝政權所有。

除此之外，“中國”一詞依舊保有自己的獨立性和本位性。而作為完整的國家概念的出現，發生在1912年。這一年，中華民國建立，國際上簡稱為China（中國），這是“中國”一詞作為國家標識和概念首次出現在世界上。

1949年9月27日，政協一屆全會透過決議，正式定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上簡稱China（中國），作為國家標誌和概念的通用名詞，“中國”從此開始書寫嶄新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屹立於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