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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裡的族群故事:一個叫“圍裡”的小村子

家譜裡的族群故事:一個叫“圍裡”的小村子

便與甘棠同不翦,

蒼髯白甲待歸來。

蘇軾·《送賈訥倅眉》

我爺爺那輩人排了十二兄弟,他們共著一位曾祖父。如今支脈紛繁,我們這一代估計沒幾個人能把這複雜的親緣關係理清楚。近幾年,十二兄弟中陸續有人辭世,今年二月最小的一位也因病去世,如今僅有行十一的“細公”健在。一代人的漸漸退場總是讓人感慨,這勾起了我對家族史的興趣,想看看逝去的一代,他們的上一代,再上一代,乃至始祖的故事。於是,我找到“細公”,讓他帶我去看家譜。

到“細公”家時,他正在和三個老太太打紙麻將,4人加起來三百五十歲。他們一邊打牌,一邊相互嫌別人出牌太慢,不時有人喊“你噶明天莫來,不跟你玩了。”,間隔還有鄉下“經典的”罵人話。說明來意,“細公”先是答應明天帶我去尋祖譜保管人,等我回到家,他又打發孫子來喊我直接去祠堂,他老自個兒已經先到了。

我們村子叫

”圍裡村”

,處江西省豐城市市區西郊,徐姓。這之前,我從未見過有關家族史任何文字記載,偶爾聽過一兩句“傳說”,但說的人顯然也是在轉述自己並不確定的一鱗半爪,不足為信。祠堂裡有副對聯似是在敘述先人的風光,出將入相之類的,但沒有實在的人物和事件,純是中國人慣常給先人“加帽子”的筆法。據說每年冬至會請出族譜供大家翻看,可惜冬至這天我不是在上學就是在工作,沒有機會去到祠堂。正月初二,也會有一次常態化的“用譜”,用於記錄新丁。初二這天,去年生了男丁的“新父”們會用傳盤捧著一盤享祭酒食去祠堂裡“報丁”。老先生坐在祠堂當中間,在一本 “新譜”上記錄新丁。

在“細公”的幫助下,我終於見到了略顯神秘的族譜。鐵皮櫃開啟一瞬,我不禁有點震驚,因為譜的“體量”超出了我的想象。整整一櫃子,滿滿當當,好幾十冊,每一冊都有五六公分厚,幅面碩大,幾與報紙版面相當。這個陣仗嚴重打擊了我的閱讀欲,不知從何看起。而且放置族譜的閣樓遍地雜物和厚厚的灰層,完全不是一個閱讀的環境。管鑰匙的老人和“細公”在樓下等我“看完”,只能草草一翻。本想檢視一下本支的脈絡,但族譜的布篇結構跟普通的書不同,也沒有目錄導覽,對箇中記錄規律不瞭解的話查起來毫無頭緒。對這卷帙繁浩,真是望洋興嘆。

好在譜冊的格式基本是一樣的,主體記載人物,主體之外,每冊前面會有一些文章。於是,我把這些文章作為關注點,沒時間細看,就用手機把它們拍了下來,一共收集了

144頁

。而後,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斷斷續續地將這些文獻照片進行了解讀和電子錄入。之所以要花這麼長時間,是因為:

1。 家譜用的是活字印刷,制式跟古籍一致,其中的文章基本都是古文,繁體,無標點。解讀一遍跟檢校古籍無異。

2。 有很多字不認識,有些甚至不知道該怎麼查,怎麼進行檢索描述。

3。 有些字跡模糊,要根據上下文好一通猜。

經過努力,一共整理出了

33篇文章

,絕大多數是歷代修譜人作的序文。(整理後發現,各冊前的序文存在重複現象。)序文顯示了歷代修譜的時間,至少在以下年份與”圍裡村”有關的徐氏修過譜:

明朝萬曆四十四年(1616),清朝乾隆五年(1740)、嘉慶二十一年(1816)、咸豐二年(1852)、同治五年(1866)、光緒十六年(1890)、民國十年(1921)、民國十五年(1926)、民國三十七年(1948)、一九八七年和二零零八年。

大部分時候修譜是聯修,也就是幾個同宗同姓的村子一起修,但聯修也有規模大小,有的年份聯修的村子多,有的時候有些村子又退出了。

明確記載有”圍裡村”參與的修譜年份是

:同治五年、民國十年、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八七年和二零零八年。

需要指出的是,因為拍攝匆匆,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收集到了全部的序文。從時間上看,

同治五年與民國十年之間相距55年

,按照一代人一修的基本規律,這個間隔顯得有些長。“細公”說他經過三朝譜,但他記不得前面兩次是什麼年份,就記得第一次入譜時還是個未開蒙的小孩。從記錄上看,他的三朝譜無疑就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八七年和二零零八年了。

多數序文開篇都會簡單介紹一下先祖的由來,根據序文記載,結合查閱的資料,大概梳理出”圍裡村”徐姓的由來:

上古時期,

伯益

輔佐大禹治水有功,他的二兒子

“若木”

被夏朝第一代君主

“啟”

封到了徐國(現在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一帶),以國為姓,

“若木”

的後代從此就姓了徐。所以“若木”就是徐氏的

“得姓祖”

,所有徐氏追到根上就是這個叫作

“若木”

的同志。

很多代以後,到了東漢,出了一個叫

徐稺(“稚”)

先生,也就是小有名望的

徐孺子

徐稺

飽富學識,品性高畫質,有

“南州高士”

美譽,

王勃滕王閣序

裡一句

“徐孺下陳蕃之榻”

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是豫章人(南昌),在豐城龍澤寺一帶讀過書,江西的徐氏大多是他的後代。朝代繼續更替,到了唐代,徐稺後人中出了一個

“徐韜”

(官拜侍御史),此人遷居到了豐城一個古稱

“角陂”

的地方(後又更名為

“覺溪”

,就是現在秀市鎮潘橋一帶,因建設水庫,已淹沒),成為了我們這一支徐姓的

“一世祖”

,譜中都尊他為第一代祖。

家譜裡的族群故事:一個叫“圍裡”的小村子

徐韜

的後人有一部分又遷徙到了

撫州宜黃

,他的孫子

“徐全”

又從宜黃遷回了

“角陂”

徐全

生了五個兒子,其中第三子叫

“徐鄩”

(音同“尋”,後改名

“徐能”

),他又從

“角陂”

遷徙到了豐城

“吳塘”

。徐鄩的後人,徐韜的十七世孫

“徐宏”

在洪武元年(明朝開國之年,1368年)

由“吳塘”遷徙到了

”圍裡村”

目前的所在地,從此開始了一段六百多年的繁衍史,

所以“徐宏”是”圍裡村”的“開基祖”

。”因為村前有一口很大的水塘(當時叫

“鷺鷥湖”

,估計就是現在村子禾場前的那口塘),村子開始叫

“迎湖

。後來因為

“圍堤造田”

,又被人稱作

“圍裡”

,最終”圍裡村”這個地名保留了下來。

“…不過因生齒浩繁,居址遷徙滄桑,聊以丁男子婦,紀其生娶卒葬及年月日時而已…”” …譜也者,普而不論乎富貴,不論乎貧賤,…”“…蓋聞家有譜國有史,然修譜難於修史,蓋史克偽傳,譜豈容虛假乎。…”

這幾句話闡述了譜的內容以及鄉野之民對修治譜牒的態度。譜是一部平等的族群史,它不像國史那樣講究資格名望,不論貧富貴賤,每個人都能在上面留下自己存在過的證據。它漫長紛繁,又簡短明瞭,沒有複雜的敘事和個人細節,

只單純地記錄每個人的生卒年月日,娶了哪裡的誰,生了幾個男孩、女孩,都叫什麼,女兒都嫁到了哪裡,最後埋葬在哪裡。

實際上,為每個人作傳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太高,基本不可接受。你無法想象歷史進到2008年,譜牒修撰竟然用的是

“活字印刷”

法。我一開始也不知道,因為那一櫃子笨重的厚本子實在讓人生畏,我就問管理的老人有沒有電子版。老人一頭霧水,“電子啊?”。很顯然,他不明白電子版是個什麼版。他們告訴我,“修譜的人有好多

錫坨子

,坨子上有字,把需要的字一個一個找出來,放到一個盤子裡面,然後開始印。”選擇這種古老的方式,我想主要還是源自人們家族史的態度。譜是一個跟時間、跟祖先相關的事兒,一個宗祖傳續下來的事兒,出於對祖先的致敬和古老的慣性,人們自覺地選擇了古老的製作方式。

家譜裡的族群故事:一個叫“圍裡”的小村子

“是以餘自告祖入局後,矢公矢慎,凜凜焉不敢於譜之中情厥志,亦不敢於譜之外紛厥心。”“故吾欣然而諾,退聘樂中。”

為了專務修譜民國三十七年的聯修工作,本村執筆人

“徐義輔”先生

竟然辭去了自己樂安縣中的教員工作。受任前,村上多人分撥上門勸勉,最後在商定好了分工後,義輔先生才同意“入局”。確定

“入局”

後,他就把自己工作辭了,因為那時修譜是一件浩繁而又必須嚴謹慎重的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這次修譜從七月初三的一場協調會開始,一直到當年十一月才宣告完成。不算其它村子,本村記載有明確分工的人就有十七位之多。有意思的是,這次修譜原本是大家和“

秋塘老支”

一起修的,但因為出資方案沒談攏,幾個村子撇開“老支”自己設了個

“小局”

。義輔先生特地對此事做了說明,好讓後人知道為什麼這一版譜跟“秋塘老支”的不一樣。

譜一般都是聯修,一方面有親近族人、告慰祖先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起到

“備份”

的作用。這種被族群無比珍視的文獻其實非常脆弱。單自家村子修一套,一旦遭遇失火、蟲咬,盜竊等事故,沒有備份的話,成百上千年的記憶可能會被瞬間清空,風險太大。戰亂和政治動亂也是譜牒的潛在殺手,文革的時候就有數不盡的族譜被當作封建舊物強制燒燬。聯修這樣的操作不僅使得中國人的家族史更加安全,而且也便於人們追根溯源。有一些朋友熱心尋根活動,因為我們有聯修的傳統,只要他有一本家譜就一定有途徑做到。

前面提到

“徐宏”

是”圍裡村”的開基祖,本村都是他的子孫,但村裡又有

“三大家”

之說。徐宏的六世孫徐天祥生了四個兒子,

永貴、永宗、永太和永義

。三個哥哥留在了村子裡生活,最小的

永義

後來去了湖北經商沒有再回來,漸漸與本宗失去了聯絡。因而,”圍裡村”的後世都是由永貴、永宗、永太三兄弟派生出來的,形成了所謂的

“三大家”

。每年正月十三到十五之間,

“三大家”

的全體男丁要分別到祠堂裡進行一場叫

“坐號”

的活動,看一個人是哪一天去

“坐號”

就知道他屬於那一家。所謂的“坐號”其實是一個告祖祈福的活動,年快過完了,要開始新一年的生產勞動了,希望祖宗保佑。小的時候不覺得,現在想起來“坐號”還真是個非常有特色的民俗活動。

輪到

“坐號”

的宗支,所有在家男丁,不論大小都要參加。各家備個籃子,裡面裝著祚肉、祚雞、“滿飯”、香蠟爆竹、紙折元寶之類的享祭物品,帶去祠堂供奉。本支的族長作為活動的主席,另有兩位長輩老人作為陪席。所有人員到齊,各自把籃子裡的東西擺放安置到位,活動就開始了。三老以外的子子孫孫們跟著他們的節奏作揖磕頭。跪拜結束,三老會在前面祭酒三杯,然後進入活動的核心的環節:

“跌杯珓”

。杯珓是一種古老的占卜用具,土語叫

“告子”

。一年順不順就看這

“告子”

怎麼說,跌到一陰一陽就是順,陰陰、陽陽都不行。“告子”要跌到“順”活動才能結束,有時一下就順了,活動戛然而止,有時一直不順,三老可能會視情況再給祖先敬幾杯酒,領著大家再磕幾個頭。整場活動安靜肅穆,氣氛甚至有些小緊張。滿滿一祠堂的男人,鴉雀無聲,誰咳嗽一聲所有人都能聽的清清楚楚。農村人其實紀律性並不強,但這個活動中大家都很自覺,那個氛圍會讓你自然而然地安分下來。

這種肅穆的氛圍會在

“告子”

跌順的瞬間被打破,

“告子”

一順,族老大喊一聲,鼓聲即起,外面堆成小山一樣的鞭炮開炸,所有人不約而同地大聲地起“呵”,早年還放銃。山呼海嘯的人聲,炸裂的鞭炮聲,促若奔雷的鼓聲,在極短的時間內噴薄而出,交織混雜。而後,人群迅速從祠堂撤場,各自回家,這些突起的聲音又迅速的消失,一場

“坐號”

活動就此結束。小的時候我甚至有點害怕參與這個活動,前半節跪拜禮時的肅穆就不說了,關鍵是後面那些冷不丁發出的巨大聲音,你等著它,但不知道它哪一刻會到來,因為族老丟下去的那兩塊小木片,到底會是什麼組合是完全不可預測。

“三大家”“坐號”

祈福的活動年年上演,而當初那位遠走湖北的永義公的後人並沒有像譜中寫的那樣與“故鄉”完全失去交集。文章開頭提到的十二兄弟中的老三,年輕時曾跋涉去黃埔軍校陝西分校學習,走到湖北不幸病到,幸運的是他被當地好心的農民收留,並一直照管他到康復。攀談間他得知家主所在村莊也姓徐,更意想不到的是本村竟然就是由當年的

永義公

發祥。近六百年的時間,山水阻隔了支脈間的相逢,但關於家族源頭的古老記憶卻神奇地保留和傳承了下來。這則故事譜牒中並無記載,我是從與三婆婆的交談中得知的。故事裡沒有了不起的人物和偉大的事件,斯人已逝,也沒有很多的細節留下。但對一個族群而言,那次不經意的相逢真的非常有意義。六百年的水流風蝕可以讓一塊塊刻碑模糊,卻沒有衝散人們心裡的那個“源”,這樣的故事非常中國。

很多家譜都樂於介紹(甚至附會)一些本族歷史上的名人、能人,這些人通常都是做過官的,他們被視作家族家族的驕傲,甚至認作源頭性人物。很遺憾,在我見到的譜文中沒有看到

“徐宏”

遷居圍裡後有知名的人物出現。新中國後,出過幾位在學業和學術上小有成就的人,可能因為沒當過“大官”,所以並沒詳提。但是譜中也不是沒有大人物,

南宋

名臣

“徐鹿卿”

的幾篇文章赫然出現在了一本譜冊裡,共有4篇(

在全宋文中可以找到

)。一篇是感謝皇帝給他書房御題匾額的謝表,兩篇上給皇帝的輪對劄子,還有一篇去世前上給皇帝的勸諫遺表。徐鹿卿是宋史有傳的人物,算得上是

“大官”

,不過那時還沒”圍裡村”,與本村沒有直接聯絡。他是豐城白土鎮厚泉人,

據一位豐城地方史專家介紹,厚泉就是古代的“吳塘”

。前面說過,”圍裡村”的開基祖

徐宏

正是從

“吳塘”

遷徙到了本地的,據此推測鹿卿公的始祖也可能是徐韜,大家共著一世祖,所以出現在了本村的譜裡。

“唯官”

的價值取向並不值得提倡,進入新時代,我覺得再有修譜可以考慮把其它方面有成就且品格素養高的人記一記,讓大家知道“成功”可以是多元的。

有趣的是,家譜裡還收錄了一篇

光緒十七年

的官府告示,是

當時豐城知縣湯為

發的一道禁令。起因是有一個

“馬力湖”

淤塞成了田,

圍裡和高埂

兩村村民爭相去墾荒,雙方起了衝突,發生了械鬥事件。而後,縣府召集一些鄉賢進行了調解,最後裁決馬力湖是淤塞成的田,不屬於任何一個村,屬於官荒地,哪個村都沒有權力私自墾荒。這道禁令就是警告兩個村村民,以後都不能再爭了,更不能為此尋釁生事。縣衙的處置既強硬,又有點和稀泥。田地爭鬥是農村裡常有的事,村與村就像小的國與國,村莊間搶地盤絕對算得上是“歷史大事”了。把這道告示收進家譜顯是為了避免後世糾紛,也間接地記錄下了一段“村史”。小時候聽過大人講過本村與高埂村打架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一個回合。

聯修譜中,

鄒溪

的同宗也有幾篇關於土地分割約定的字據留存。這類記載進入族譜其實很有意義,普通農家很難長久地儲存一張字據,但放入家譜之後留存下來的可能性就高的多,可以避免無盡的扯皮拉筋。這種檔案行為其實可以進一步的推廣,農村裡因為田地界限、房屋買賣的糾紛很多,很多雖一時達成了口頭共識,可時間一長無憑無據,總有人不認賬。如果此類協議都能存在一份村子的公共檔案裡,日後調解會容易的多。

“世遠年湮”是家譜裡經常提到的一個詞,家譜中的一些記載也確實因為時代久遠,存在一些問題。首先,由於編撰人的疏忽或活字型檔有限等原因,存在不少錯別字。其次,一些關鍵記載存在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如”圍裡村”開基祖徐宏的遷出地,2008版的一篇“探源”說遷自

“波陽柯塘”

,而同治年、民國和1987年的記敘都說是遷自

“吳塘

”。本文沒有取信“波陽柯塘”的說法,波陽現在一般指九江鄱陽縣,序文裡沒見有從豐城遷到鄱陽的記載,也有古代版不一致。此外,很多地名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且譜文中沒有留下備註,追溯起來也比較難。比如,

牢溪、鄒溪、秋塘、荊村

等地方,都不知道是現在的哪裡。

現代的記錄手段、資料渠道較舊時豐富的多,日後修譜可以同時做電子版和紙質本。紙質本沿襲歷史,保留記憶的質感和莊重的儀式感,電子版方便人們查閱和永久儲存。甚至可以設計一個數據庫,將歷代人物錄入其中,不僅方便查閱,還可以進行功能擴充套件,比如查閱某人的直系祖先,任意兩個人之間的代際關係之類的。根據2008版一篇譜序記載,當時的”圍裡村”有六代人存世,也就是說輩分最大是輩分最小的人的“爺爺的爺爺的爸爸”輩,怪不得大家說村裡有些人“大的喊不了”。大家只知道大,但估計沒幾個人理的清,有了資料庫此類問題就完全可以“算清楚”。

“竊恐偶一疏虞令蠹為殃,後欲稽考將何為恃”。

“蠹”這個字在譜中經常被提及,蠹就是書蟲,譜常被蟲咬壞,這也是譜要常修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實中,修譜很隆重,大家爭著搶著出錢出力,修完後對於譜的保管維護又有疏漏。本村存放的祠堂閣樓就環境堪憂,一些譜冊已經有蟲咬殘缺的狀況了。維護工作還是要慎終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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