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籍皇城下，
談笑今古間。
俯仰共一笑，
滄溟有餘音。
——滄溟笑笑生
各位讀者朋友，我們又見面了。
最近，劇集《清平樂》的熱播，讓廣大觀眾的關注點，聚焦到宋仁宗這位“仁君”和他御極天下的42年“盛世”。
拋開“狸貓換太子”“包公的領導”“駙馬陳世美”這些認知標籤，這位有宋一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不僅擁有晏殊、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當朝名臣，還一手培養了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曾鞏等大批年輕官員，一生節儉，寬厚和善，在歷史上享有極高的評價。《宋史·仁宗紀》結尾處，在歷數他在位期間的眾多成就後，稱讚他的一生，著實無愧於一個“仁”字。
宋仁宗坐像
但在這極高評價的背後，也一直不乏質疑之聲。比如清初學者王夫之，便在他的《宋論》裡，提出了一個驚人觀點：“宋之亂政啟於仁宗”，認為仁宗漫長的統治，埋下了日後北宋滅亡的禍根。
號稱極盛的宋仁宗一朝，為什麼會被認為是亂政起源之時呢？這一切爭論的起源，不過就一個字——錢。
極盛之世卻特別缺錢
北宋一朝，一直都很有錢，也一直都很缺錢。
仁宗朝，和太祖、太宗時期相比，國家的版圖變大了，國家的人口變多了，為什麼日子反倒越過越緊了呢？思考的第一個結果，是真宗後期大興祭祀，把財政搞壞了。
於是乎，當時垂簾聽政的劉太后，聽從大臣建議，將真宗後期濫設的宮觀予以裁撤，不必要的祭祀活動全部停止，暫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太后劉娥，後世常將她與漢代呂后、唐代武后並稱
但好景不長，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甫一親政，便遭遇連年饑荒，涉及範圍廣大。此後，寶元元年（1038年），割據陝北的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王朝。次年，宋夏之間，開始了長達三年之久的戰爭。
這次戰爭，為北宋的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河北、河東、陝西等地收不抵支的情況越發嚴重。
太后劉娥，後世常將她與漢代呂后、唐代武后並稱
但好景不長，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甫一親政，便遭遇連年饑荒，涉及範圍廣大。此後，寶元元年（1038年），割據陝北的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王朝。次年，宋夏之間，開始了長達三年之久的戰爭。
這次戰爭，為北宋的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河北、河東、陝西等地收不抵支的情況越發嚴重。
宋夏戰爭前後河北、河東、京畿、陝西各地收支情況。來源：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上），第19頁。
戰爭結束後，對夏開始連年歲幣，對遼歲幣又有增加，軍隊人數居高不下，財政情況並未好轉。嚴峻的形勢，迫使仁宗君臣開始尋找收不抵支的更深層原因。
這時，一些有識之士，逐漸將視角，轉向一個“冗”字。
就在宋夏戰爭爆發的寶元二年（1039年），宋祁向仁宗呈遞一封《上三冗三費疏》，在前人思考的基礎上，認為當前存在冗官、冗兵、冗僧道“三冗”和道場齋醮、京師寺觀、使相節度“三費”，後世熟知的“三冗”一詞，開始出現。
此後，經過含義修定，“三冗”作為“冗官”“冗兵”“冗費”的合稱，成為困擾北宋一朝的財政痼疾。
既然已經思考到了這一層，我們不禁還要再往下問一句：為什麼北宋會出現這種問題呢？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從北宋的立國之本說起。
錢都用來買了“和氣”
“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瞭解了，這裡我們不妨再回顧一下。
這個故事裡，趙匡胤先說了一句“你們沒有異心，但如果你們的部下把黃袍也加在你們身上，那你們也沒招了”，嚇得石守信等人立馬磕頭，緊接著趙匡胤又說了一句“人生如白駒過隙，追求的不過是富貴，多攢金錢，好好娛樂，讓子孫不受窮罷了，你們為什麼不捨棄兵權，去外地當官，找好房好地多買一買，天天喝酒享樂安度晚年，我跟你們結個兒女親家，互相信任，有什麼不好？”於是大家紛紛同意，連著上疏請罷軍權。
元代錢選臨摹《宋太祖蹴鞠圖》
用今天的視角來看，趙匡胤的前半句和後半句，一句是大棒，一句是胡蘿蔔，實際是借厚養以收實權。北宋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諸多措施，都是在這個思路下，得以推行的。這可謂是北宋一朝的，“祖宗之法”。
這個“祖宗之法”，可闡述為“立紀綱”和“召和氣”兩個方面。從制度設計的角度收兵權、財權等等，可以視為“立紀綱”；而透過一系列政策優惠來照顧統治主體，可以視為“召和氣”。
也就是說，北宋得以成功收權，背後的代價，就是一個字——“養”。宗室繁衍，養；官吏冗餘，養；兵員臃腫，養……把他們全都養起來，堅守祖宗的成憲不變，內亂就可以避免了，朝廷的紀綱就保住了，趙氏家族的江山也就保住了。
宋朝前期常備軍增長情況一覽表。來源：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上），第25頁。
在這樣的思路下，北宋出臺了一系列制度，來保障這種“和氣”。比如大規模擴招的科舉制度，又比如官員提拔奉行的“磨勘法”，只要不犯錯，到點就提拔，且常常只升不降。而且，不僅本人能夠得到優寵，還可以透過恩蔭、任子等制度，將這種優寵，傳給後代。
號稱極盛的宋仁宗一朝，就是這樣供養起來的。困擾北宋的“三冗”問題，也是這樣產生的。但在嚴重的財政危機面前，這條看似不可變更的“祖宗之法”，也不免開始動搖了。
埋下禍根：有錢人的蛋糕動不得
在思考如何解決“三冗”問題的過程中，許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了上述問題，但茲事體大，難以啟齒。
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親身經歷對夏戰爭的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當年九月，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為清理時弊，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十條對策。 後世知名的“慶曆新政”，正式拉開帷幕。
《清平樂》中范仲淹
范仲淹的各項對策，實質觸及了產生“三冗”的根本問題，但沒有反對“祖宗之法”，只說“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希望恢復祖宗時的綱紀，從具體制度層面進行修正，比如改革“磨勘法”，縮減恩蔭名額等等。
可惜，這些看似利國利民的措施，動了滿朝士大夫的蛋糕，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兩年後，范仲淹被免去參知政事之職，同期在朝的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也先後外放，新政至此失敗。
此後，寬厚和善的仁宗，終其一生，也沒能從根本上扭轉財政窘勢。改革的步伐，暫時停止了。
仁宗過世六年後，新政前一年考中進士的一位官員，擔任了參知政事，這一次，他膽子更大，走得更遠，為了從根本上扭轉頹勢，實現富國強兵，公然打出了“祖宗不足法”的旗號，史稱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像
這一次，從錢的問題出發，圍繞祖宗之法該不該變，士大夫公開分裂為兩派，都認為自己憂國憂民，抱著一心為國的拳拳赤誠，數十年爭鬥不休。結果，朝臣傾軋，民力衰竭，恰逢外敵入侵，國事遂不可為。
從這個角度來說，仁宗一朝，既是北宋極盛的四十二年，也是埋下亡國禍根的四十二年。
尾聲：
士大夫的黃金時代，或非百姓的“盛世”
仁宗過世八年後，熙寧四年（1071年），宋神宗召集宰相王安石和樞密使文彥博開會，討論新法事宜。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張實行新法，文彥博素來反對。討論期間，彥博說“祖宗法制俱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所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當時回了一句“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最後一句話的前半句，常常被用來形容兩宋政治的基本特點，稱有宋三百年為文人士大夫的黃金時代。但是，“三冗”的問題告訴我們，這批被供養起來的人，本身並不創造財富。
因此，各位讀者在欣賞《清平樂》中這看似煊赫的盛世圖景時，也請不要忘記，是一個又一個普通勞動者為國家上交的各種賦稅，供養起了這極盛之世，雕琢出了這趙宋風物。
參考文獻
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2。【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3。【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4。【清】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第十一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
5。鄧小南：《“立紀綱”與“召和氣”：宋代“祖宗之法”的核心》，《黨建》2010年第9期，第46-47頁。
6。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7。汪聖鐸：《兩宋財政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撰文 |滄溟笑笑生
編輯 | 李睿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