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袁枚終於鐵了心要辭官。
這一年，追查時間長達三年多的“偽孫嘉淦奏稿案”趨於白熱化，大批的官員因為文字獄掉了腦袋。
乾隆十六年（1751），一份署名孫嘉淦的奏稿在全國廣為流傳，裡面羅列了“五不解，十大過”，對乾隆皇帝和幾乎所有朝中權貴進行抨擊。這份奏稿在朝廷上下掀起了驚濤駭浪。
孫嘉淦，康熙朝進士，歷任侍郎、尚書、督撫，至協辦大學士，絕對是大佬級人物，還以敢冒死進諫聞名。但是再“冒死”，孫嘉淦也不敢直接觸乾隆的逆鱗啊。奏稿中的內容，他絕對是敢想不敢寫的。
案件一出，雖然皇帝也未怪罪他，但是孫嘉淦自覺地在家“反省”，並在奏稿案結後幾個月鬱鬱而終。孫嘉淦以外的牽連人員就沒那麼好彩了，因為查辦不力而丟掉官帽的督撫多達十幾個，緝拿的涉案人員則多於一千人。
朝中大佬們的風波，關袁枚什麼事？
清代的文字獄之盛，作文風氣之緊，幾乎是歷代之最。在袁枚的早年，對官場還是抱有一絲少年的熱血，希望當個為民請命的好官。隨著年齡的增長，為官的壓抑讓慣於隨心所欲的袁枚非常難受，在文字獄的陰影下也不易明哲保身。所以當了七年的知縣以後，袁枚在老熟人尹繼善的幫助下，請了長假回家。剛剛迫於經濟壓力復起的袁枚，又碰上了喪父。
期間發生的孫嘉淦奏稿一事，讓袁枚心有餘悸。本來對官場寒了心的袁枚，在丁憂三年後，正式脫離了官場。
▲袁枚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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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五年（1716），一部影響深遠的辭書——《康熙字典》編成了。同一年，杭州府和仁縣袁家誕生了這一代頭一個男孩，只是此時男孩的父親袁濱，尚在湖南衡陽縣令高畫質府中做幕賓。袁家上下因為有後而狂喜，給這個男嬰取了“瑞官”做小名。
“瑞官”，便是日後著名的古怪才子袁枚。
袁家即使祖輩顯赫，但到了康熙年間已經沒落，袁濱不過是一個無名師爺，算不上什麼詩書名門。這樣的家庭背景，註定了袁枚的童年不會過得太過優渥。
袁枚的母親章太夫人，是杭州章師祿的次女，19歲嫁入袁家，先生長女和次女，直到31歲才生下袁枚一個兒子。袁家的經濟狀況，讓章太夫人頗為操勞，丈夫作為幕客與館師的收入不穩定，家裡為了開飯把能借的地方都借過了。直到袁枚晚年，在為母親撰寫《先妣章太孺人行狀》時，對小時候和妹妹袁機圍著章太夫人討要飯吃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即使後來生活優越了，袁枚在《秋夜雜詩並序》的第九首裡，還是寫出了“阿母鬻釵裾，市之得半飽”這樣的辛酸之句，可見貧窮的記憶有多麼沉重。
幸而家裡男女都算識文斷字，給小袁枚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啟蒙老師，就是他嫁入沈家、“年三十而寡，守志母家”的姑母。
因為家裡多是姊妹，難得的男丁“袁寶玉”也很受老少長輩們溺愛。他晚年在《隨園老人遺囑》中回憶，“我年八歲祖母猶抱臥懷中，沈姑母教之讀書識字”。小袁枚初讀佶屈聱牙的《盤庚》、《大誥》，都是由沈姑母帶讀。
▲袁枚出生於杭州。圖源/攝圖網
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二，恰好是杭州城隍山最熱鬧的時候。袁濱帶著9歲的小袁枚走到伍公廟，小袁看到路旁的香燭攤、術士攤人山人海，詩興大發造出了“眼前三兩級，足下萬千家”的句子。
袁父聽到兒子吟出的句子有模有樣，便來了興致，找了個看相佬給兒子相臉。看相佬端詳了小袁的臉幾下，告訴袁父，你兒子是福大於貴啊。袁父不禁露出迷惑的表情，看相佬又解釋道，袁枚官不過七品，但40歲後福氣高於一品。這是記錄在《隨園詩話補遺》裡的軼事，只是形容得過於奇特，不排除是袁枚編出來往自己臉上貼金的。
教育得講究個張弛有道，如果說女性長輩扮演“慈母”的角色，那麼袁濱就不得不履行“嚴父”的職責了。經過袁濱和袁枚舅父的一番篩選，聘請了有才而無考運的史玉瓚（此君後來與袁枚同場考中秀才）做袁枚的塾師。
袁枚讀書的錢，很大程度是靠他在廣西當幕客的叔父袁鴻提供的。他在詩裡對這個叔父有“五歲早教前古事，十年屢寄課書資”的感激。但是給7歲的小孩灌輸四書五經也並非易事，袁枚入學的第一年，袁父急切地從史玉瓚嘴裡瞭解兒子的學習狀況。無奈之下，史玉瓚將袁枚做過的撕書、逃學等頑皮舉動如實告知，袁父聽後暴跳如雷，給了小袁一頓打，這才讓他適應了家塾裡的學習。
袁家雖家風和睦，但家中女性的婚姻多不幸。嫁入沈氏的姑母守寡多年，二姐嫁陸仲康，丈夫早亡，帶著兩個兒子回孃家，一生撫孤守節。與袁枚最親密的三妹袁機，惹人落淚的《祭妹文》的主角，更是因為兩人的父親袁濱要報答原東家高畫質的恩情而嫁入高氏家族，後差點被丈夫變賣。
可能正是對家中女性遭遇的同情，袁枚一生納妾數人，但對嫡妻王氏一直頗為尊重。65歲那年的元宵，他還興致勃勃地拉著王氏一起剷雪做茶水之用。
▲袁枚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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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1727），袁枚不負袁家眾人的厚望，才12歲就以童生的身份考中了秀才，親朋好友紛紛祝賀袁家出了個少年天才。考中秀才後，除了參加入泮禮，新秀才還有坐著轎子巡街的殊榮，只是12歲的袁枚並沒感受到有多麼光榮，留下詩句“記得垂髫泮水遊，一時佳話遍杭州，青衿乍著心雖喜，紅粉爭看尚蒙羞”。
三年後，15歲的袁枚在歲考以第二名的資格考上了廩生，享受每個月朝廷派的30斤廩米津貼。
帥念祖擔任浙江學政時，某次歲考時很欣賞袁枚所作的《秋水》賦，將他喊到跟前當面表揚，順帶抽查其他生員。
帥學政問：“國馬、公馬何解，汝等知否？”只有袁枚答上來：“知道，出自《國語》，注自韋昭，至作何解，枚實不知。”帥學政又再發問：“國馬、公馬之外，尚有父馬，汝知之否？”袁枚答：“出自《史記·平準書》。”帥學政又問：“你能對嗎？”袁枚對曰：“可對‘母牛’，出《易經·說卦傳》。”帥學政連連誇讚袁枚年紀輕輕，便通曉這麼多典故，非常不錯，給他評了個高等的成績。
光明的未來似乎在向他招手，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乾隆元年（1736）正月，21歲的青年袁枚奉父親之命到廣西桂林投奔叔父袁鴻，冀望叔父能為他謀一個好職位。怎料叔父見到他，不是關心侄子路途艱辛與否，而是說“汝不該來”。可見叔父在廣西的處境窘迫到何等地步，才會對侄子說出這番話。
巡撫金鉷見到袁枚相貌堂堂，而又學養深厚，對他頗為欣賞。經過一番觀察過後，命他作《銅鼓賦》一篇，袁枚提筆立就，寫出瑰麗的文字。金鉷決定推薦他參加朝廷博學鴻詞科的考試。袁枚對此十分感激，晚年稱金老爺子為“六十年來生平第一知己”。袁鴻得知侄子要上京赴考的好訊息，立刻修書往杭州老家告知家人。
袁枚作為博學鴻詞科裡最年少的“考生”被刷下來了。因為年紀的關係，大家也不太意外，反而是同場的山陰才子胡天遊莫名流鼻血汙了考卷被“報罷”（黜落），讓眾人頗為惋惜。
落選的袁枚陷入了經濟困難，經好友推薦，到嵇相國家當7歲小孩的家庭教師才解決了溫飽。在工作時間以外，袁枚專攻科舉“四書文”，23歲的時候終於得進舉人，次年又考上了中國古代讀書人最夢寐以求的進士。在刑部尚書尹繼善的力保下，袁枚以二甲二十五名的好成績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可謂春風得意。
庶吉士是個什麼東東呢？簡單來說，是挑選文采好的書生進入皇家編制當“練習生”。培訓期過後，成績好的能留下來當編修、試講等對文化程度要求高的文書類工作。即使培訓後的考試成績不理想，也能優先外放當地方官。
可是才氣絕高如袁枚，庶吉士卻當得並不如意。為什麼呢？好像今天我們的基礎學科，除了語文、數學、物理、化學，還有外語。清朝的庶吉士則有一部分“主修”滿文，袁枚就是其中一個入選學習“國書”的。將滿文視為蝌蚪文的袁枚將之視為畏途，怎麼都學不好滿文。三年後的乾隆七年（1742），因為在翰林院考試滿文科中得了最下等，又拒絕了座師留保和史貽直讓他當言官的推薦，他被外派到江南當知縣去了。
接下來的七年知縣生涯，對袁枚的人生影響至深。
▲袁枚曾在江寧、上元等地為知縣。圖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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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寧府城郊，正在為上任趕路的袁枚一行人，到了埠頭附近的天印庵留宿。經過一路奔波，他提筆寫下《天印庵小住》二首，其二：
古寺殘燈惱客腸，玉堂回首夢猶長。潺潺不盡秋來雨，伴我黃昏是海棠。
從京城一路南下到江南的袁枚，路途所見所聞，才算讓他真正瞭解到什麼叫民間疾苦。相比之下，自己在富庶的家鄉熬過的“窮”，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窮”了。沿途得知的“豆稅”之類苛捐雜稅的徵收之難，讓他對接下來的縣官生涯憂心不已。加上趕路的窘困，讓袁枚在詩中，透露出憂傷之情。
袁枚這個人文化素養雖高，但因為幼時家庭經歷的原因，很是吃了一些苦頭，也算是嘗過炎涼百態的社會人了，對待老百姓沒有一般官老爺的傲氣。從他吐槽《長恨歌》的詩“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就能看出，袁枚對平頭百姓的處境是有憐憫和同情的。
父親袁濱雖未當過官，但多年刑名師爺的經驗，或多或少都傳授給了兒子。幼承庭訓，讓袁枚在上任之初，就想到讓衙役向自己報告本縣有多少刁民，這種“老手”才摸得透的門路。故而在知縣任上，他不僅是斷獄的一把好手，還很得治下民眾的愛戴。
袁枚在判案上厲害到什麼地步呢？有一名李姓秀才，喜歡聽袁枚判案，喜歡到從溧水跟到江浦，袁枚後來回憶此事寫成《酬諸知己詩十三》。
最初任溧水知縣的時候，他將父親接來頤養天年。袁父天生正義感爆棚，很是擔心兒子年紀輕輕，能不能當好父母官，所以裝成老農，騎著毛驢在鄉間打探。聽到鄉民都說“我們的少年袁知縣，是個大好人啊”，袁父過於激動，連打扮都來不及改，直直地闖入衙門見兒子。
任期已滿，改任別的地方時，當地百姓還送上一件繡有全城居民姓名的“萬民衣”給袁枚。歷任溧水、江寧、沭陽等地知縣的袁枚，因為在任口碑不錯，蠻得當時的兩江總督尹繼善的欣賞，後者繼而舉薦他當高郵刺史，但被吏部駁回。
七品知縣只是個芝麻綠豆官，但如果職責是為老百姓辦事的話，袁枚倒也無所謂。讓他不爽的是，每天和大官們的應酬。他在《答陶觀察問乞病書》等文裡提到，官場各種繁瑣的規矩，比如作為夜貓子的自己要天天早起拜見上司，見到上司要畢恭畢敬，這令“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的袁枚壓力山大。這些官場俗務，還佔據了袁大才子大部分的時間，讓他沒有時間讀書，以至於“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
袁枚在江寧知縣任上，修訂完成於乾隆十三年（1748）的《江寧新志》，可以說是他辭官的直接導火線。
編撰之時，乾隆皇帝對文字的管制還是相對寬鬆的，所以袁枚大膽地把錢謙益、屈大均、錢澄之等人寫入《江寧新志·鄉賢傳》。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偽孫嘉淦奏稿案”一起，皇帝下令嚴查全國書籍裡的明朝人名，《江寧新志》連累袁枚的恩師尹繼善也受到了斥責。
清代當官風險之大，讓袁枚的“退隱”之心愈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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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藉口奉養生病的母親章氏，乞了長假回家。也是鑽了這個空子，袁枚才能把江寧（南京）隋園買下。按照《大清律例》，地方官不能在當地置產，所以袁枚如果以江寧知縣的身份買園子，按規定是要被揍60杖的。
此前一年，袁枚接手一單控告父親棺材被和尚毀壞的案子，需要到小倉山麓去。就這樣，他見到了自己的“夢之園”——隋園。這座風景絕佳、要價只需300兩銀的園子，讓袁枚動心不已。
靠著自己做官多年的積蓄與其他投資的收入，袁枚湊夠300兩銀子在江寧買下了這座有故事的庭院。
按照袁枚的薪資來說，買園的錢出得起，但修園這樣大筆的支出還是很困難的。幸好他的同年程晉芳出身揚州鹽商家庭，與袁枚有著深厚的情誼。在程氏兄弟與大鹽商江春的幫助下，袁枚開始投資鹽業。
傳統中國的文化人一旦仕途不順，便容易陷入經濟困境。因為父親的緣故，袁枚早年即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認為除購置產業外，經營商業也是一個財源。而投資鹽業所得的利潤，袁枚就用於購置滁州的田產。經濟方面的遠見，是袁枚能成就隨園的關鍵因素。
後世以訛傳訛，指認“隋園”是奇書《紅樓夢》裡的“大觀園”，曹雪芹曹家昔日的宅子。曹家被抄以後，被下一任江寧織造隋赫德買下，更名“隋園”。但袁枚的孫子袁祖志出來闢謠，說“吾祖讕言”，隋園可不是大觀園呀！
只是這個園子本身精美歸精美，唯獨風水不太吉利，隋赫德因貪汙被下了獄，園林也就荒廢了。頂級豪宅配置的隋園淪落到賣300兩銀子，都無人接手。直到不避忌的袁枚才把它給盤下來，更名為“隨園”。
園子買下後，袁枚花了大力氣來“裝修”。他自己形容：“奇峰怪石，重價購來，綠竹萬竿，親手栽植……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槍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為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這個傾注袁枚一生心血的園子，花了近五十年來完善。
袁枚中途發現弄園子太費錢了，積蓄再加上鹽業、田產的收支，都夠不上建園燒錢的速度。幸好功名還在，乾隆十七年（1752），他又出山到陝甘一帶去當地方官了。與此同時，袁父也帶著僕人，從杭州遷居到江寧隨園。其時正值盛夏，袁濱已是76歲高齡，可能是不堪暑熱，在路上病故了。
袁枚到西安候差、接任僅三天，就收到令他晴天霹靂的父亡噩耗，只好匆忙南歸。守喪三年以後，在再次來當江南總督的恩師尹繼善的幫助下，袁枚得以辭職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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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園是買下了，但要日常過上高質量的生活，還是得費錢的，這時就能看出袁枚的不同凡響之處了。文人，尤以出身良好的文人大多不知人間疾苦，哪裡知道生活費貴呢？比袁枚早生100餘年的張岱，早年經濟條件太好，明亡後窮困潦倒，自己也沒有辦法改善。而袁枚最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實在太會撈錢了！
今天大眾的消遣，無非是好吃好玩。這個道理，清朝的袁大才子已經掌握了！他的隨園，被他打造成了一個遊玩與美食相結合的娛樂專案。平常的私人宅子，都是四面封閉，保持隱私的。不走尋常路的袁枚，不僅把窗改成玻璃窗、漏筐窗，還把牆都給拆了，直接改造成了公園來吸引遊客，還在門聯寫上“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園裡的池塘、樓臺、湖石、花木，俱是袁枚親自把關的審美，絕對是高大上的品味。來到隨園的遊客，儘管被袁大才子狠狠宰了一把，但都被宰得心甘情願。
光有好玩的還不行，來走走看看累了，必然會想吃東西的。作為一個頂級吃貨，袁枚對吃的要求非常高，為了求得美食的菜譜，不惜“為美味折腰”，還撈來了南京名廚王小余。從袁枚寫的《廚者王小余傳》可以看出，王小余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是南京城內權貴們爭相聘請的物件，脾氣還非常暴躁。王廚子卻一心一意地跟著袁枚當基友，只因認為官宦們吃他的菜不過是牛嚼牡丹，袁枚才是真正懂他的人。
袁枚本尊更是剛到連乾隆皇帝的飲食喜好都敢槓，說用肉絲配燕窩，是毀了燕窩的清，肉絲燕窩這道菜不過是糟蹋好食材罷了。
在挑剔的袁枚的運營之下，隨園提供的飲食能不是超一流的水準嗎？為了增加收入，袁枚僱傭農民把部分土地湖泊進行耕作和養殖，產出的食材直接供應園內的餐館。這樣新鮮、精良的美食，吸引了大批老饕來隨園“打卡”。
隨園的生意實在太火爆了，遊客多到園內亭臺樓閣的門檻每年都得換上一次。
娛樂營銷只是賺錢手段，袁枚不同凡響的點在於，他賦予隨園以文化內涵。他出了一系列“隨園”的書，園內的南軒則是專門收藏其著作刻板的地方，印好的書直接放在園子裡賣，不少文人才子都以在“隨園出版社”出一本書為榮。袁枚的《隨園全集》開售，儘管價格高達五兩銀子，仍然被搶購一空。單單是隨園賣書的產業，一年的收入已達三四千兩。對於達官貴人來說，帶有文化氣息的“雅好”，才能讓他們趨之若鶩。
“袁枚”這個品牌成功打造出來了，官僚貴人們紛紛開啟自己的錢包，出大價錢讓袁枚給自己作文。袁枚晚年的遺囑上，有“田產萬金餘，銀二萬”的記載。
▲袁枚烹飪著作《隨園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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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的父親袁濱已經過世，但袁枚的母親卻是古代難得的高壽，一直活到袁枚64歲的時候才過身。三年後，服完喪的袁枚，終於不再被“父母在，不遠遊”束縛住了！爺要出外浪！他找來了江寧認識的紹興年輕人劉霞裳當“三陪”，出發了。
說來也是奇怪，注重衣食住行的袁枚，居然能在60多歲化身“清代徐霞客”，跑遍華夏名山。天台山、黃山這些都不在話下，連遠在兩廣的羅浮山、丹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以清朝的交通來說，旅遊真不是今天搭上飛機火車就能去的，斷沒可能全程轎子抬著，必定大部分路程都得靠“11路車”完成。袁枚從67歲開始，當驢友當到80歲，仍能扛得住，可見身體素質是很不錯的。
只是因為這段時間內袁枚太會玩了，基本都不在隨園裡，所以很多慕名來拜訪袁枚的人都撲了空。
袁枚出外旅行還有一個目的——到各個名山品茶。他曾在外地購買武夷山茶，覺得“茶味濃苦，有如喝藥”。但在《隨園食單》中《茶酒單》中，記錄了他親自到武夷山曼亭峰天遊寺裡品茶的過程，發覺武夷山茶“真香”，絕對不辜負天下盛名，老子之前喝的肯定是假茶！
可能兒童時代在伍公廟算的卦，有一品官的福氣算得很準了，步入中年的袁枚，又找人給自己卜了一卦。
他找來的相士胡文炳算出，袁枚63歲生兒子，76歲就拜拜了。等到63歲時，卦的前半部分果然靈驗，這讓袁枚深信不疑。故而76歲那一年，犯了河魚之疾的袁枚，覺得自己要死了，不停地寫祭文和輓聯，還寫信讓朋友馬上給自己寫輓詩，讓趙翼、錢大昕、洪亮吉這堆名士好友提前給自己開“追悼會”。
然而，相士這次卻沒說對。過了下年大年初一，袁老才子還活得好好的，聲稱要改名“更生”“延年”來慶祝。可能死裡逃生的感覺，讓袁枚更執著於塵世慾望的滿足。生命最後的六年，他每次赴宴，都因為吃得太飽而肚子痛，真是別人出錢他出命。
▲袁枚晚年畫像
嘉慶二年（1797）， 82歲的袁枚患上痢疾。知道自己陽壽將盡，遺下絕筆詩《病劇作絕命詞留別諸故人》《再作詩留別隨園》後，在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病逝，葬在小倉山北。
說來奇特，乾隆十七年（1752）秋，因為袁濱死得突然，袁枚趕回隨園時父親已經入殮，來不及將其改葬回老家杭州。十七年後，機緣巧合之下，袁枚發覺隨園小倉山後山一片地適合墓葬。萱堂尚在，袁枚也不敢自己做主，便報告了章太夫人。章太夫人認可了以隨園後山的空地作為家族墓地，從而一舉解決了袁家的歸葬問題。這讓袁枚由生到死，都與他最心愛的隨園在一起。
袁枚在臨終前對兒子說，希望保住隨園三十年。
超出預期的是，這個園子在袁家人手中保留了兩個三十年，最終毀於太平天國佔領南京之時。
參考文獻：
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徐清祥：《袁枚正傳》，浙江工商出版社，2018簡有儀：《袁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8王英志：《袁枚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李夢英：《袁枚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