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傳》是管仲和晏嬰的合傳。管仲和晏嬰雖然都是齊國的相國，都為齊國的強大做出過巨大貢獻，但兩個人生活的時代，卻相差了一百多年。司馬遷為什麼要把這兩個相差一百多年的人放在一起合傳呢？他這麼做究竟是源於什麼樣的情結呢？這還是要從司馬遷早年的經歷說起。

司馬遷十歲通讀古文典籍，二十歲周遊全國，曾師從孔安國、董仲舒，交遊京師名門，在圈裡小有名氣。這樣的一個才華橫溢、閱歷豐富的人，肯定是不安於承襲父位、做一個小小的太史公的，一定是想成就一番功業的。但命運弄人、時運不濟，司馬遷在仕途上一直沒什麼起色，只在父親死後承襲了一個太史公。縱有滿腹經綸，奈何無人賞識，就這樣，在懷才不遇的憂悶中，司馬遷度過了最好的青年時光。

適逢李陵兵敗，大臣們一邊倒的地譴責李陵，漢武帝問司馬遷的意見，司馬遷覺得機會終於來了，就結合形勢，公正、合情理地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結果漢武帝覺得司馬遷在為李陵辯護、有意貶低自己寵妃的哥哥，遂將其打入大牢，判了死刑。“李陵之禍”後，司馬遷的那些故交舊友全都退避三舍，無一人替他辯護；在他四處籌錢贖身時，左右親近無一人伸出援手，最終，司馬遷不得已而腐身苟活。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曾傷心地描述了這一境況：“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由此可見，“李陵之禍”之前，司馬遷極度渴望有人賞識，渴望能有伯樂發現他這匹千里馬。所以，當他讀到“晏子薦賢不問出身，連車伕與縲紲之人都能奉為上賓、薦為大夫”之時，心中又是羨慕，又是哀嘆自己生不逢時：“倘若能遇見鮑叔或晏子任意一人，我的命運也不至於此啊！”想及此，司馬遷更加慕拜晏子。所以，在《管晏列傳》文末，司馬遷寫道：“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在“李陵之禍”發生之後、“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之時、忍辱偷生撰寫《史記》之際，司馬遷始終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一個人在“戰鬥”，那時的司馬遷，一定極度渴望能有一個瞭解自己的知己、支援自己的朋友。所以，當其讀到“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之時，一定會情不自禁、想到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往，對管鮑之交，他一定是羨慕不已的。

鮑叔的賞識和理解，成就了管仲，晏子的知人善用、唯才是舉，成就了縲紲中的越石父和卑賤的車伕。不離不棄的知己、賞識引薦的良師，司馬遷這一生都不曾遭遇，所以他把這些美好，在他的文章裡一一呈現。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圓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