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和滿清都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但是，他們之間的情況又有很大的不同。換句話說，滿族起事造反，是帶著“七大恨“入關的，而蒙古人似乎沒有那麼多的仇恨。

景定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漠南開平城（其王府所在地，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宣佈即位。為了更好的管理他的王朝，忽必烈大膽採用“漢法”，對以遊牧為主的蒙古帝國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比如，在他以前的蒙古各個皇帝繼位以後都沒有一個“年號”，只用一個簡單的12生肖來表示，比如“狗兒年”“鼠兒年等等”，而忽必烈不一樣，他參照前朝“定製”來紀年，於是，忽必烈將他即位那一年定為“中統元年”。

忽必烈

向漢人學習，向漢文化學習，成了忽必烈當時的頭等大事。中統四年（1263年），忽必烈即開平城為上都；第二年，又定燕京為中都（1272年升為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從漠北轉移到中原漢地。

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問計語劉秉忠等漢人文臣，然後商定蒙元統治的國號為“大元”。

那麼，這個劉秉忠又是什麼人呢？

劉秉忠（1216年——1274年），元代政治家，作家，城市規劃專家。字仲晦，原名侃。邢州（今河北邢臺）人。曾為僧，法名子聰。忽必烈對他言無不聽，寵任益隆，曾經位至三公，官居太保。

劉秉忠為忽必烈起草了一份詔書。這就是《建國號詔》，這份詔書說：“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

劉秉忠

這就表明了蒙元建過號是遵循中原“古制”行事，進一步確定本朝的正統地位。詔書中還說來，本朝“輿圖之廣，歷古所無”，像漢唐那樣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為名，都不足以顯示其盛大。

於是，蒙元就在《易經》這部中原最古老的“經書”挑了一個“大哉乾元”，以“元”為國號。“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 元，就是“大”，元朝，就是“大蒙古”的意思。

元朝建號以後，大蒙古國的國名在漢文文書中不再使用，但並沒有廢除，蒙文文書中仍用此號，通常是與漢名國號並稱。換言之，在元朝建國之初，忽必烈醉心於在中原文化中尋找“正統”的根據，“討好”漢文化。要統治中原王朝，必須學習借鑑中原文化，這就是忽必烈的高明之處，也是他與後金以及後來的清滿懷仇恨是不一樣的。

當然，忽必烈儘管沒有采取過激的行為，但畢竟還是有侷限性的，他拒絕科舉取士，也使得很多文人儒士歸隱山林，不願意為元朝效力。這種情況持續到元仁宗才結束。延祐元年（1314年），堅持漢化的元仁宗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恢復了科舉取士，史稱“延祐復科”。

這一措施，才真正讓那些隱居的宋朝大儒們認為蒙元脫下了野蠻的獸皮，穿上了文明的大衣，才紛紛出山為元政府效力。以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還有很多漢族文人還以大元遺老自居，不願為明朝服務，這種輪迴確實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