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超越自身等級所允許的消費行為謂之“奢”，按照自身等級消費或稍低於自身等級消費標準的消費謂之“儉”。奢侈禁令之外，在士大由於社會財富的積累與商品經濟的繁榮，宋代奢侈消費有了很大的變化與發展。

一、宋代奢侈消費的具體表現

1、衣著方面的奢侈消費

服飾最先滿足的是人們遮羞蔽體、禦寒保暖的需要。當這些較低層次的需要被滿足之後，人們又產生了對服飾舒適美觀的要求。但在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後、剩餘產品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只有社會中的少數人才能滿足這些較高層次的需求。

這樣，對服飾舒適美觀追求的實現程度往往與每個人的社會地位高低和財富多寡具有一致性。並且，相對於飲食消費多數是在家庭內部進行而言，服飾消費則更富於公開性，能使人們時時處處一望便知著裝人的社會中的身份地位。所以，更適合發揮炫耀作用的服飾奢侈消費歷來被人們所重視。

宋代宮廷中的服飾奢侈消費不但代表著當時的最高水準，同時也引領著當時的風尚潮流。《宋史》和《宋會要輯稿》中的輿服部分都記載了皇帝、皇后和皇太子的服飾規定。

2、建築方面的奢侈消費

建築之中最為奢華的當屬與帝王相關的宮觀寺廟建築。這些集中於汴梁和臨安象徵著皇室尊嚴的龐大建築群代表著當時的最高水平。其中，名氣最大的是宋真時期的玉清昭應宮和宋徽宗時期的良嶽。

在擅淵之盟後，宋王朝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宋真宗自愧與其父輩的功績無可比擬，遂編造了天書降、聖祖顯的彌天大謊，“封禪事作，祥瑞沓臻”，“一國君臣如病狂然”“。這樣宏大的場面，大興土木在所難免。與北宋汁梁氣勢恢宏的宮殿群相比，臨安的大內的確有所收斂，但這並不表明南宋的帝王就甘於素樸了。

隨著宋金的議和，社會走向相對安定，帝王的宮室也開始了不斷營建的過程。庶民地主與商人在積蓄起財富之後，也紛紛架高樓、商業經營的家僕，在欺瞞東家、其上，其服用飲食，一如賈家。

“大積其私”的情況下，建豪宅。甚至為商人代理“聘美女，建廈屋，為樓居”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財富佔有量在奢侈消費中的重要意義。同時，這些庶民地主與商人還多願將官僚的住宅作為自己的建宅式樣。

二、宋代奢侈消費的時空差異

1、奢侈消費在時間上的差異

在宋王朝統治的前後三百年時間裡，整個社會的奢侈消費風氣是在不斷髮生著變化的。一個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往往面對的是戰亂之後社會經濟滿目瘡咦的景象。開明的統治者不會在這樣的困境中繼續竭澤而漁。

恢復生產，政治清明是此階段的一般特徵。宋代也是如此。在社會經濟尚未恢復的情況下，“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公卿以清節為高”’，統治者基本保持著恭儉廉潔的作風，而其他社會階層也多數不能積聚起大量的財富用於奢侈消費。所以，儉樸在此時的社會消費風氣中居於主導地位。

綜觀宋太祖、宋太宗之世，雖也有少數的高官貴戚沉於華靡，但總體來說奢侈消費的現象並不突出。這樣的風氣一直延續發展。雖然在統治階級中希圖扭轉奢侈消費風氣呼聲不斷高漲，最高統治者的奢侈禁令也越來越多，但這一切的成效並不明顯。到了宋徽宗之時，奢侈消費風氣可謂愈演愈烈。

當時，經由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宋代的社會經濟取得巨大發展，財政收入達到宋代歷史的最高值。這在客觀上為宋徽宗這位沉溺於享樂的帝王提供了奢侈消費的保障。宋徽宗的寵臣們在伺候主子的同時，也紛紛窮奢極欲，而其中最為得寵的蔡京更是可以算作北宋官僚奢侈消費的最高代表。

奢侈消費在此時的整個官場已成為普遍現象，嚴重地腐蝕著北宋末年的統治階級內部。其他階級、階層的奢侈消費也是有增無減。中原淪喪，二帝“北狩”，宋高宗倉皇南逃，最終在杭州落腳，改稱行在、臨安。許多北方人民也陸續遷移逃亡到南宋政權的轄地。大量的財富和勞動力被金人掠奪去，戰爭迭起，奢侈消費風氣本應該有所收斂。

但實際上，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宋高宗卻為整個社會奢侈風氣的形成作起了“表率”。據《武林舊事》記載，宋高宗時的宮苑“若亭榭之盛、御舟之華，則非外間可擬。”雖然此時的正史中大量充斥著“高宗恭儉”的記載，但實際上那只是掩人耳目而己。

戰爭也的確使南宋初年整個社會的奢侈消費風氣有所回落，但隨著宋高宗等人用投降議和路線換來宋金戰爭的結束，客觀上使得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整個社會又很快恢復了往昔的奢侈享樂。其中，最富奢侈消費代表的銷金鋪翠在整個南宋更是異常盛行。

2、奢侈消費在空間上的差異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中國幅員廣闊，各地之間的風俗差異明顯。奢侈消費風氣在不同地域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南北奢侈消費風氣之所以產生較大差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兩浙路的奢侈消費風氣就與其商品經濟的發達密切相關。

在宋代，兩浙路是商品經濟相當活躍的地區，“越之俗好賈”’‘，此地人們的商品經濟觀念明顯比其他地區先進。有了錢，便可以追求奢侈享樂，一個必要條件具備了。但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兩浙地區的人從心理上更願追求虛華生活。因為當一個人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生活，則易於滿足於現狀。

而當一個人在一個流動性較強的環境中生活的話，他的自身真正實力是不易被身邊不斷變化的人群所知曉的，而他的外表卻能給那些只有短暫接觸的人以全部資訊，所以，浮華的外表對於他們意義重大，這也便成為他們熱衷追逐的消費內容。 還有一個特殊的地區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那就是北宋時的東京及其周邊地區。

居住在這裡的皇室和大量官僚、富商、地主使得這座都城成了全國賦稅收入和地租收入最集中的地區。這些人生活於此，就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巨大的奢侈消費需求。

三、宋代奢侈消費的總體變化

1、奢侈消費的大眾化特徵

將《唐會要》與《宋會要輯稿》中服飾奢侈禁令所限制的主體物件作一比較，亦會有所發現。《唐會要》中的禁令關鍵偏重於對各個高官服裝級別，奢儉的要求，而應對於富賈，長吏的禁令佔比較小。《宋會要輯稿》中則絕大部分服裝禁令是“士”，“庶”合稱，這與唐朝禁令的區別是顯著的。

奢華禁令是奢華消費在規章制度方面的體現，“庶”做為宋朝奢華禁令中的關鍵限定目標，剛好是在表明這時奢華消費已在以中小型大地主，生意人為行為主體的社會發展正中間階級中有一定的發展趨勢。自然，這種新的參加者大多數還不可以像社會發展頂層那般終日生活在奢華當中，有時候地奢華一次大約是她們關鍵消費方式。

2、奢侈消費的市場化特徵

宋代奢侈消費的來源結構呈現出市場化的特徵。這是指宋代的奢侈消費與前代多由宮廷和莊園內部自己生產相比，經由市場以交換形式實現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金銀珠寶、犀象香藥等奢侈品由於其輕便價高的特點較早地成為國內市場以及海外貿易中的重要一員。

而在唐中葉之前的其他奢侈消費，從實物到服務則多是由家庭內部自己生產，這是與當時的自然經濟相適應的。唐中葉以後，特別是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奢侈消費則表現為主要以市場作為來源，家庭內部的生產在總體比例上則相對下降。唐中葉以前的地主多是驅使農奴自營莊園，在農業與手工業方面都較多地從事自給性生產，以滿足自身及其大家庭的奢侈消費，而此時經由市場的奢侈消費所佔比重較小。

宋朝之後，封建社會租佃制關聯替代了生態園農奴制而處於操縱影響力，大家族同居生活的規章制度日趨沒落，地主家中產值變小，中小型地主增加，這種都促使奢華消費品的自給性生產製造己沒法再完成。因此 ，地主們的奢華消費也就愈來愈多地必須取決於行業的提供。

此外，很多手工業者和他們在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中堆積了大批次的財富，具有了新增到奢華消費團隊當中的標準，而她們的奢華消費也是必須根據交易來完成，這也就使奢華消費的社會化水平得到進一步地提升。

結語：

奢侈消費需求並未帶來科技上的大的進步，而是把大量的人力、智力、物力用於維護專制秩序，滿足炫耀心理的消費品的外部裝飾之上。這些細枝末節的極力追求，使科學技術的發展背離了消費品實用功能的軌道，致使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被大大栓桔。

這種情況在等級消費秩序下表現顯著。中國古代大部分朝代的末期社會中無不呈現極度奢靡之狀，朝代的滅亡，經濟的崩潰，同這種超過當時社會生產力限度的消費需求不無關係。

參考文獻：

《宋史》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