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第一眼見到這張照片時，你第一感覺必然是：這個稜角分明、濃眉刺目、長著倒立直髮的男人必然思想頑固、絕對硬茬，再瞅瞅他寫的文章，怎麼都是罵人的話？這更加坐實了他的刻板、硬漢形象。

一般思想頑固的人必然都將祖制奉為金科玉律，不敢違背。瞅瞅大清王朝，在近代都被外來勢力欺負70多年了，思想上也意識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但行動上總是“一步三回頭”，邊改革嘴裡邊唸叨著：不能做有違祖制的事情，所以洋務運動、設立內閣等等改革只能宣告破產。

既然你不敢違背祖制，那不好意思，大清你就忘了吧。

那麼這個長著倒立之法的男人是不是也是這般恪守祖制禮法呢？

實際還真不是，這位民國時期著名的雜文大師——魯迅，雖然看起來不那麼面善，但實際瞭解魯迅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思想奔放的人，而且還很逗比。

廣州一些進步青年創辦文學社，邀請魯迅寫稿，魯迅說讓他們自己先寫，他以後再寫，免得有人說他來廣州找青年給自己捧場。青年則表示他們都是窮學生，如果自己寫，第一期銷路肯定不好，就無力負擔後續的了。

魯迅聽聞則幽默地說道：“要刊物有銷路很容易，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罵我的刊物銷路也是好的。”

看看，這麼逗比幽默的魯迅是不是顛覆了你的印象？

難怪有人評價魯迅：一個嚴肅的逗比。

這位思想活躍、言語幽默的嚴肅兼逗比的先生還這麼評價“禮”：吃人的禮教。

我對此舉雙手贊成，因為我跟魯迅感受是一樣的：中國古代被這個所謂的“禮”束縛得實在是太久了，也被束縛得太麻木了。

“禮”是如何來的呢？不得不提一個存在了近八個世紀的朝代。

公元前11世紀，被明代小說家許仲琳扯著嗓子謳歌的歷史性時刻來臨了，周武王率領大軍攻入朝歌，逼著商紂王帝辛舉火自焚，從此華夏大地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周朝。

周朝到底好不好？我不做評述，畢竟這是古代王朝正常的過家家遊戲——你方唱罷我登場，無非都想過過華夏大地主人的癮，況且你商朝立國620年了，賴在中原的時間也夠長了，別說我們這些野心家看你不爽，就連老百姓都看膩你了，再不下來都要看吐了。

周朝建立之初為何欣欣向榮、呼聲比較高？並不是什麼的民心者得天下，而是因為新朝新氣象，給人的新鮮感很強，自然期待感就高了。老的東西再好也膩得要吐了，這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朝代歌》裡沒有重名朝代的根本原因。

閒話不扯，步入正題。正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周朝代商後，展現出了怎樣的新氣象呢？其中之一便是禮制。

何為禮？大家還記得初中時有個《中學生日常行為規範》嗎？這個“禮”說白了就是成人版的日常行為規範，做應該怎麼做，走應該怎麼走，吃東西應該怎麼吃…但凡人的一言一行，哪怕眨個眼睛，打個哈欠，“禮”表示：我都要管。

孔子極度推崇周禮，他畢生都在宣傳禮制，禮的規定有多苛刻？孔子當著魯哀公的面現身教育了一個聽眾：墊子擺得不正不坐，肉切得不方正不吃。

那如果餓得不行了，是不是飯粒不白不圓潤，也不吃咯？

按照禮制規定，那還用說嗎？飢餓是小，形象是大，“不吃嗟來之食”被傳為美談也是這個原因，但不知這個引起的餓死鬼到了另一個世界，會不會有人問他：“你似不似傻？”

由此可見，這個“禮”對國人的約束有多恐怖？

也正是因為“禮”的約束過於苛刻，實際執行起來非常困難，縱然是標榜禮之源泉的孔子，也存在執行不下去的時候。

一次孔子攜眾弟子再次去推銷“禮”念，不巧碰到兩國打仗，被困了十天，餓得那叫一個飢腸軲轆。這時子路偷了飯，孔子也不問飯的來歷，張嘴就吃；子路又偷了酒，孔子不問酒的出處，張嘴就喝。

這時候的孔子怎麼不計較吃飯、坐席的禮儀？

子路也不解，事後詢問導師為何前後做法差異這麼大？孔子也只是搪塞道：“講義”和“偷生”要區別對待。

既然孔子都覺得嚴格執行禮制很困難，“不吃嗟來之食”的那位，你似不似傻？

顯然思想奔放的魯迅也意識到“禮”對人性無情的束縛性，這直接導致了國人思想的僵化，畏懼情緒濃厚，創新意識蕩然無存，導致在近代被帝國主義碾壓，100多年才緩過神來。

這是不是充分說明了魯迅評“禮”的正確性：這禮教真的吃人啦，將國人的思想全部吃沒了，只剩一副只會俯首跪拜的軀殼。

這就是真實的魯迅：一個嚴肅的逗比，他還這麼評“禮”：它吃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