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著歷史脈絡來分析，呂后應該向商山四皓使用了“殺手鐧”——承諾太子劉盈上位，那麼西漢將會把“黃老之學”定為官方顯學，並且依靠“無為而治”的思想來治理國家。相信再也沒有什麼條件比這個更能打動商山四皓的了。

在歷史上，從漢初到漢武帝之前，西漢一直是用“黃老之學”來治理國家的，到了漢武帝之後才開始有所改變，漢武帝的奶奶竇太后，歷經三朝，她本人更是“黃老之學”最大的支持者。

（黃老學說）

而商山四皓，是秦漢交際時黃老學派中的領軍人物，如果呂后是這樣的承諾的，商山四皓不可不能不出山。在《留侯世家》中記錄了呂后請出商山四皓的三個方法：

一，語氣謙恭的一封太子書信，代表著呂后對四皓的態度；

二，金玉璧帛的厚禮，代表著呂后對四皓的誠意；

三，請“舌辯之士”跟著去，一起說服四皓出山。

個人認為，“商山四皓”也是當年去過咸陽見秦始皇的人物，一封書信和厚禮就能把他們請出，這不太可能。因為比起“未來皇帝之位”來說，呂后所給的這些都是小恩小惠，太輕了。而且太子劉盈後來當了皇帝之後，商山四皓也跟著退隱了，這也說明了“四皓出山”也不是因為漢朝的官祿爵位！

（商山四皓與太子面見劉邦）

那“商山四皓”最終出山應該就跟第三條有關了——“舌辨之士”。“舌辨之士”到底得到了呂后什麼樣的指示？又向四皓承諾過什麼？又是如何說服四皓出山的呢？答案應該只有一個——黃老學派的治世理想和道統傳承。

對於士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的了！我們都知道，任何一門學說，是否能實現其治世理想，或者它的傳承是否久遠，都要看這一門學說是否能得到當朝統者的需要。比如秦始皇為了推行“大一統”的理念，因此法家學術因此成為了秦朝的官方顯學，那麼法家人士就可以透過他們的這一門學說，來實現自己治國理念。

（法家——依法治國）

而黃老之學想要傳承久遠，唯一方法就是能被當朝統治者所重用，如果他們的學說成為了官方顯學，那麼“黃老之學”將會與國同休，長長久久。

呂后去請商山四皓的時候，其實這四位老人已經白髮蒼蒼，到了他們那個年紀，也沒有多少活頭了，能看中的東西必然也不會多。但是，他們本是黃老學派中的領軍人物，將自己門派的學說傳承下去，這就成了他們這幾位老人必須要完成的使命。

而此時西漢初建，國家病弊，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更是符合西漢的治國方略，因此，以呂后的聰明才智，她不可能不知道對症下藥，請出商山四皓，既可以保住太子劉盈的太子之位，並且國家“無為而治”，又可以讓西漢重新煥發生機，可謂一舉兩得。

（黃老學說——無為而治）

那麼這個說法，到底有沒有證據呢？我覺得是有的。我們先來看看“商山四皓”的生平事蹟，然後再結合漢初執行的“無為而治”，看這個思路是否正確！

“四皓”，即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裡季吳實、甪（lù）裡先生周術，他們曾經被秦始皇召入咸陽。

秦始皇用軍事統一了六國疆土之後，但是六國的文化並沒有被統一。周朝八百年來的割據與戰亂，使得當時的中土變成了人間煉獄。為了尋找出一條救世之道，各大賢紛紛入世救世，他們著書立說，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時期四分五裂的土壤環境，這才催生出了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盛況。

但隨著亂世的結束，一個統一的國家，只能存在一種文化，一種符合國家生存發展的新文化，而不是所謂的“百家爭鳴”。

（學術盛況——百家爭鳴）

因此，當秦始皇滅六國之後，他召集天下士人集聚咸陽，想要利用各個學派的學說來取長補短，然後再合力打造出一個符合秦帝國生存和發展的新文化來，因此他專門為此設立了“七十博士議政制度”。

然而，這一次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文化”運動，開得並不成功，而“七十博士制度”也成為了秦國崩潰的“加速劑！”

首先，最能為“大一統”作理論支撐的是法家，秦始皇最看中的就是韓非子所說的那一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而第一個被淘汰的就是儒家的“克己復禮”，因為儒家尊崇的是周朝的“禮樂制度”和“重建諸侯”。

其次，在咸陽酒會上，當公子扶蘇的老師、大儒淳于越炮轟秦始皇的時候，就為這一次“統一思想”運動埋下了失敗的伏筆。在酒會上，淳于越先把李斯、周青臣等法家大臣說成誤國誤君的奸臣，然後又把“郡縣制”全部說成了秦始皇的過錯。

（咸陽酒會上的爭論）

其三，大儒淳于越提出的“依古制重建諸侯”，與李斯的“三代不相襲，五帝不相復，時變異也”，拉開了“師古”與“師今”之爭，即分封與集權的理念之爭。

這兩種理念之爭，不但不相融，反而是基於完全否定對方，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政敵關係。這也是秦始皇不想看到的，但竟然針鋒相對到了如此的地步，又為始皇帝的“焚書”事件埋下了伏筆。

咸陽酒會之後，秦始皇大為憤怒，也大為失望，於是在高度集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焚書事件”爆發之後，天下士人也對秦始皇大為失望，他們也各自紛紛離開了咸陽。

（焚書事件）

而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裡季吳實、甪（lù）裡先生周術這四位黃老學派計程車人，也發誓“不食秦祿”，離開了咸陽，退隱在商山（今陝西省商洛市境內），一邊耕田種地，一邊發憤讀書。

他們這一隱，就到了劉邦西漢王朝的初建，到他們出山的時候，都已經80幾歲了。

劉邦以前走馬江湖的時候，一看到讀書人就嘻笑怒罵，甚至還在儒生的帽子里拉過尿，所以留下了“輕士善罵”的惡名。因此當劉邦力邀“商山四皓”出山的時候，都被四皓拒絕了。

而呂后在邀請四皓的時候，她卻做到了極致，先是讓太子劉盈把身段放得極低，然後又派遣“舌辯之士”同去，向四老承諾將黃老之學用來治國，這一下子就把商山四皓請下山來了。

（太子劇照）

那麼，在歷史上，我們看到漢代從初建開始，確實都是用“無為而治”的思想來治國的，“文景之治”後，國家強盛，民間富足，“黃老學說”作為漢朝官方顯學，一直到了漢武帝時期才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漢武帝時代，黃老學派“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已經嚴重阻礙到了漢武帝推行“北擊匈奴”和“中央集權”的軍政大計，再加上“七國之亂”後，民間軍民厭戰，漢武帝只能從儒家中選擇了公羊學派的“大復仇”思想，在民間搞起了大宣傳。

因此，在董仲舒這位空前絕後的儒學大宗師的打造之下，漢武帝最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才一舉奠定了之後中國兩千多年“尊儒”的政治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