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蒙古大軍已先後征服金國、吐蕃、大理，除了東面的大海，蒙古軍對南宋形成了三面合圍之勢。

於是，忽必烈在給高麗的詔書中驕傲的宣稱“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天下就剩你們高麗和宋朝沒有臣服了）”。

然而，成長於內陸蒙古草原的忽必烈顯然犯了一個地理常識錯誤，在高麗以東，其實還有一個“不臣之國”—日本。1265年，在與高麗人趙彝聊天中，忽必烈才得知，在大海之中居然還有一個叫做日本的島國，不僅未向中原王朝朝貢，甚至還時常對高麗實行倭寇搶劫活動。

忽必烈自信的認為，蒙古大軍已經橫掃歐亞，對於彈丸小國只需一封詔書即可傳檄而定。按照忽必烈的設想，日本如果像高麗一樣臣服，那麼元軍將對南宋將形成全面合圍，全取天下易如反掌。

然而出於意料的是，這個敢在隋煬帝面前自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的日本國，根本沒把元朝當回事，對元朝的通好不僅拒而不納，甚至還斬殺了杜世忠、何文著等元朝使臣。

花剌子模殺蒙古商隊引發成吉思汗西征的事還歷歷在目，日本的斬使行為，無異於是對忽必烈的公然挑釁。於是，1274年，忽必烈調集戰船900艘，兵力39700人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一次東征（日本稱為文永之役）。

元軍在接連攻下對馬島、一岐島後，進展十分順利，然而就在修整當日，徵日元軍突然遭遇“風雨大作，官軍戰船觸崖石多破壞”，在付出“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的慘痛代價後，第一次徵日以失敗告終。日本朝野上下均歡欣鼓舞的認為這是“神風”的護佑。

1281年，在滅亡南宋之後，忽必烈對日本發起了第二次戰役（日本稱弘安之役），這次的軍隊規模更加龐大，總兵力達到14。2萬人，戰船高達3500艘。然而，詭異的一幕出現了，徵日戰船再次遇到颱風，導致“戰船皆破壞終覆沒，士卒溺死者大半”。

元朝對日本的兩次大規模攻勢，均因颱風的意外出現而宣告失敗，由此也引發了近700年來日本對“神風”的鼓吹。颱風是導致元軍戰敗的主因是，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定論。

事實真是如此嗎？日本鷹島海底出土的戰船殘片為我們扒開了元朝徵日戰敗真因。

在發現的多塊殘片上均發現了用硃筆所寫“殿司修，檢視訖官”等字樣，這些殘片經鑑定，屬於元朝徵日戰船中的武器部分，即弩臂，據日本的《八幡愚童訓》記載：“（元軍）從大船使用石弓發射，因日本船小，均被打破”。石弓是日本對弩的稱呼，可見，靠戰船強弩直接擊穿日本船隻是元軍主要戰術。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並沒有殿司這一官職，反倒是南宋的“殿前都指揮使”簡稱殿司，南宋的水軍即隸屬殿前司。同樣，據南宋紹興初年的樞密院書函證實，宋朝設弓弩院，鑄造弓弩，同時設有專門官員負責檢查修理戰船弓弩，並有刻記銘文的制度。

由於宋弩不適合在馬上操控，所以，元軍並未普遍裝備這一武器。這也說明，元軍用於徵日的戰船主要由俘獲、接管的南宋戰船組成。

那麼史書中有沒有相關佐證呢？《元史》記載，至元七年、八年，宋蒙襄陽拉鋸，宋軍共被奪走戰船130艘。至元十二年，南宋宰相賈似道帶兵親征大敗，直接被元軍俘獲戰船2000艘，臨安之戰、崖山之戰，元軍俘虜的戰船又有1800艘。粗略統計，僅宋朝被俘獲的戰船前後近4000餘艘。

而第二次徵日戰爭中，14萬兵力中有多達10萬為江南軍，統率為南宋降元將領范文虎。降軍編入軍隊，本是歷朝歷代通行做法，無可厚非。

但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水軍出於對抗元軍的考慮，戰船均為內河所用，行動快但吃水淺，這種船隻是無法用於海戰的。忽必烈為什麼會派這樣一支軍隊跨海作戰呢？

對此，蒙元史專家韓儒林可謂一語道破：“將南宋新附軍（江南軍）派去打日本，充當炮灰”。可見，用內河船去打海戰，失敗的主因早在出發前就已註定，這樣的船隻連普通風浪都無法承受，又如何渡海呢？颱風不過是藉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