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歷史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走什麼樣的治國和發展路線，在借鑑外來先進的經驗來治理和發展國家時，往往不能夠生搬硬套，否則容易出現“教條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在我國發光發彩，就在於借鑑社會主義的同時結合了“中國特色”，也就是把握住了我國的國情。

而古代的法家思想，在春秋戰國尤其是戰國時期，無疑就是一種先進的指導思想。

事實證明，在春秋戰國亂世，唯有法家能夠幫助國家實現兵強國富。

秦國透過商鞅變法實現了兵強國富，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然而，問題是：法家的變法在戰國時期並非僅僅服務於秦國一家，它也曾經在韓國、魏國、楚國等生根發芽。那麼，

為什麼法家的改革最終唯獨在秦國長成了“參天大樹”，而其他國家卻是“胎死腹中”？其實，關鍵在於，商鞅當年在秦國的變法，同樣融入了秦國特色。換言之，商鞅同樣掌握了秦國的國情，他懂得將變法與秦國的國情結合起來。

正文：

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王室的逐漸沒落，以禮樂制度為代表的等級制，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各個階層之間的混亂，也使得長達近五百餘載的亂世時代拉開了序幕。從辯證的歷史發展觀上來看，

當一種主流制度漸趨沒落之時，便是變法革新時代的到來。

只不過在這一段摸索前進的過程中，往往會付出很大的代價。這一點，透過春秋戰國來看，各路諸侯王為圖強而紛紛變法改革的現象，就足以得到證實。

然而，一向熱衷於為君王推崇變法改革的法家人士，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功績成果卻是各有不同。但不得否認的是，

真正使得法家思想和變法被推向頂峰的，則要屬秦國的商鞅變法

。

當時，落後的秦國在經過商鞅一系列的變法改革後，秦國用了較短的時間，就改變了原先落後孱弱的國家面貌。後來，隨著國家實力不斷得以增強，最終兵出函谷，橫掃天下，秦始皇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首箇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秦。

但在此之前，法家的變法也並非只服務於秦國。諸如魏國的吳起變法，韓國的申不害變法等等，雖都令國家在一段時期內實現了富強，但最終卻還是以失敗告終。

那麼，法家的改革為什麼偏偏能夠在偏居西北地區且落後的秦國蓬勃發展，並最終輔助秦國一統天下的呢？實際上，這與商鞅對秦國國情的把握是分不開的。

關於

這個問題的答案，首先要從各家思想的適用度上進行比較

。一般來說，僅從九流之家的觀點中，

唯獨法家思想一向推崇霸道固君的思想，

如《商君書》中記載的那樣：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政；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所以，法家思想在當時雖然遭到了儒家及墨家的反對，但卻始終擋不住歷史潮流的發展。

這就是一個大背景下的最大國情。

因為

在禮樂制度崩壞後，兼併統一便成為了當時各個諸侯國之間的主要任務。

而墨家推崇的兼愛，以及儒家所支援的仁愛，都不足以在亂世之中達到兼併的效果。所以，

只有法家的思想和手段才迎合了時代的需求，自然最終能夠在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

那麼，既然解釋了法家思想興盛的原因，也就可以順理成章的解釋之後的問題了。要知道，秦國在一開始就屬於化外之地，老秦人的文化水平在當時也的確不高。

所以，像儒家墨家那樣的懷柔政策在秦國也就無法得以施行。相比之下，法家小錯大懲的行為，雖然有些不近人情，卻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升老秦人的整體素質，這也就為秦國之後的崛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次，

商鞅藉助老秦人好戰的特性，相繼推出了諸如獎勵耕戰、廢除井田制等法令，不僅極大程度的提高了秦國軍隊的作戰能力，還使得老秦人緊緊抱作一團，提升了大眾家國的思想，更加容易讓所有的秦國國民同國家共進退。

反觀其他國家的變法，或是因為國君的不支援，或者是因為人亡政息而終止，而且，我們僅憑國情中的政治情況就可以分析得出，這些國家的變法註定會失敗，也就不要說國情還包括經濟、文化、社會等其他情況了。為了說明這一問題，下面，我就拿吳起變法作為案例分析。

吳起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也是著名的改革家。早年的吳起空有才華卻無伯樂賞識，直到這個機會突然出現，讓吳起看到了希望。時值齊國攻打魯國，魯國弱而齊國強，吳起聽聞，自認為大展拳腳的時候到了，於是來到魯國說自己有辦法抵抗齊國，決定加入魯國陣營。然而魯國卻因為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害怕吳起是齊國派來的間諜。吳起知道後，竟殺了自己的妻子，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殺妻求將”的由來。

不過，這讓魯國國君穆公心有餘悸，但他不得不用吳起。一是因為戰事迫在眉睫，二是吳起為了幫魯國，連自己妻子都殺了，若是此時不用他，恐怕吳起會憤怒而站到齊國陣營去。因此，雖不情願，魯穆公也只好將吳起拜為魯國大將。後來，吳起以劣勢的兵力戰勝了強大的齊國，魯穆公非常高興，封吳起為上卿。不過，魯穆公後來懷疑吳起，漸漸遠離了他，甚至罷了他的官，吳起無奈，溜到魏國。

在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吳起在魯國其實並不受重用，畢竟魯國的國情是崇尚“仁義”，而且不主張稱王稱霸，沒有野心，畢竟魯國深受孔子的影響。吳起在這裡就沒有把握住魯國的這一國情，而自己“殺妻求將”更是與仁義格格不入。

因此，吳起很快就被魯國冷落，吳起想要為繼續為魯國變法圖強的願望破滅。魯國與變強就這樣擦肩而過。

之後，吳起來到魏國，魏文侯重用吳起開始變法，吳起訓練出了讓列國諸侯聞風喪膽的“魏國武卒”。後來，吳起多次以少勝多，打得秦國滿地找牙，吳起聲威大震。不過，魏文侯死後，魏武侯時期，魏國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扭轉，吳起受到了打壓，於是他再次溜之大吉。

顯然，

魏國的國情（即政治環境）拋棄了吳起，這使得魏國的變法中斷，魏國後來極盛而衰。

這下，吳起來到楚國，楚悼王久仰吳起大名，立刻任用吳起主持變法。吳起變法迅速提升了楚國的國力，楚國任用吳起大興兵事，使得楚國的領土擴大了很多。後來，楚國聯合趙國，大破魏國，這讓楚國和吳起的威望大為提高。可惜的是，由於吳起變法激怒了舊貴族，在楚悼王死後，吳起甚至被舊貴族在楚悼王的屍體邊上射殺。從此，吳起變法人亡政息，變法失敗。

從這裡，我們再度看出：

吳起變法的失敗，依舊與楚國的國情密切相關。因為支援變法的楚王逝去，加上楚國政治勢力的複雜，使得吳起變法中途夭折，楚國從此走向衰落。

故而，毫不誇張的講，

國君的英明與否、對變法的支援與否，以及國家政治環境的好壞，就是國情在政治上的表現。

因此，

準確把握國情可以讓變法的政策符合國家長期發展的要求，也就不容易被切斷。

正如商鞅雖死，卻因為秦國後世國君的英明與支援，法家的改革依舊在秦國得以蓬勃發展。

結語

綜上所述，

法家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秦國得以蓬勃發展，關鍵在於商鞅掌握了秦國的國情，懂得根據秦國的國情實行變法。他知道秦國國君心中最想要得到的是什麼，秦國最需要什麼，也知道利用老秦人的血性去調整和制定合適的的強兵富國政策，還意識到老秦人有著很強的潛能。

總而言之，商鞅透過準確把握住秦國的國情，從而推出一系列只適用於秦國發展的變法政策和理念。

再加上老秦人所具備的潛力，如果出現了一位教導有方的大人物，便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訓練出一支強大的“虎狼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