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的行業叫做“商業”，市場上用來交換的物品叫做“商品”，做生意的叫做“商人”。為什麼凡是與生意有關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來，這與我國的商朝有著直接關係，“商人”就是從“商族人”這個詞演變而來。

4000多年前，黃河流域居住著一個古老的部落，他們的首領叫契，契協助大禹治水有功，他的部落被稱為商部落，契之孫相土首先發明瞭馬車，六世孫王亥又發明了牛車。農牧業的迅速發展，他們生產的東西有了過剩，契的六世孫王亥很會做生意，就變賣了這些馬車跟牛車。

所以，之後大家就把這些做生意的人稱之為“商人”。

多年後，有一首詩裡這樣描寫古代的商人：“商人河下最奢華，窗子都糊細廣紗。急限餉銀三十萬，西商猶自少離家。”

這首詩出自《揚州竹枝詞》，在明清時期流傳極廣，描述的是西商，也就是當時來自陝西、山西的商人在揚州地區行商的盛景。揚州下關緊挨著京杭大運河，這群來自外地的商人憑藉出眾的商業頭腦迅速致富，成了一個又一個雄踞一方的商業鉅子。

時隔數百年，我們仍能在揚州城看到歷史悠久的“山陝會館”的風貌。然而，隨著事過境遷，鹽商會館的繁榮盛景已不在，僅剩一些破敗的門樓和搖搖欲墜的舊屋。這些遺址深藏在東關小巷中，逐漸被世人淡忘。

明太祖率領的義軍擊敗了蒙古人後，殘存的元軍仍覬覦著中原大地，隨時準備捲土重來。由於，時局動盪，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逐漸有了離心傾向。朱元璋崛起後，將大量財政投入到西北地區的防務上，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鞏固關中。

然而，西北地區環境惡劣，人口不多，龐大的邊防軍們駐紮在貧瘠的土地上，很難從當地獲取給養，每年朝廷都要撥付大量軍餉糧草供養當地邊防軍隊。由於，物資數目龐大，從內地調往西北的過程中頗為費事費力，國庫逐漸難以負擔這項開支。

所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朱元璋特批民間商人，可以透過幫助運輸邊防補給，來換取販賣食鹽的許可證。

朱元璋的這項政策是開明的，淮鹽的利潤豐厚，無數商人趨之若鶩，大量商人的湧入使邊防補給問題迎刃而解。作為地理條件最優的陝西商人，從這一政策中賺的盆滿缽滿，從全國商人中脫穎而出。關中地區的農民們發現了商機，紛紛進城販糧賣鹽。

與陝西相比，山西的糧食產量不多，山西商人若想享受換取販鹽許可的國家政策，必須大費周章地前往山東購買糧食，然後，轉道抵達邊關，換取販鹽許可。而後來，崛起的徽商，由於，徽州地形複雜且遠離邊關，所以，在這場販鹽熱潮中吃了大虧。

自然，這也是徽商並未在這一時間起步的原因。

明朝中葉時期，陝商一家獨大的格局發生變動。1492年，負責全國稅務的戶部尚書葉淇走馬上任，將原本的輸糧換取鹽引的“開中法”改成用銀錢換鹽引的“折色法”。這項改革使商人們不必大費周章地將補給送到邊關，而可以直接用銀錢兌換鹽引。

葉淇出身江蘇淮安，這一舉動明顯是為故鄉商人謀福，打破了邊商一家獨大的格局，給內地商人提供了絕佳良機。

有了這一改革，原本，留在寒苦邊境種糧食的商人們失去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山西、陝西的商人們離開故鄉，憑藉早年積累的資金躋身兩淮市場，成為專業的鹽商。據統計，在“折色法”頒佈後，有五百餘名陝西商人來到揚州經商。

而正是在揚州，陝西商人與厚積薄發的徽商們展開了激烈的商戰。

為了保護陝西商人的權益，陝西商人們集資修建了陝西會館。隨著雙方商戰的規模越來越大，陝西商人聯合山西商人共同建立山陝會館。山陝商人憑藉早年積累的資金雄踞一方，徽商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最終，徽商不得不從山陝商人們的手中購買鹽引。

而陝西商人逐漸胃口大開，不僅涉足鹽業，還逐漸將市場擴充套件到皮具、布料、典當等產業中。

那麼，徽商與山陝商人相比，又有什麼優勢呢？

答案就是地利與人和。

徽商的文化水平普遍較高，他們喜歡透過法律的手段制衡山陝商人，經常對山陝商人發起訴訟。根據史籍記載，當時徽商與山陝商人之間的訴訟案裡，徽商經常大佔上風，而山陝商人往往只能得到不利的判決。晚明時期爆發的一場“商籍之爭”，就是雙方商人積怨已久的體現。

那麼，何為商籍？

其實，這就是朝廷特批給外來經商的山陝商人的“戶口”。並且，憑藉這一戶口，山陝商人的子弟可以就讀於淮安、揚州地區的學校，每年還享有七個當地科舉的名額。相比之下，徽商就沒有這麼優厚的待遇了，徽商的家鄉因為與淮揚同屬南直隸省，不享受“商籍”，按規定：徽商的子弟無法就讀於淮揚兩地的學堂。

崇禎時期，徽商們聯名請奏，希望能讓徽商子弟就近讀書，獲得了朝廷的批准。然而，獲批“商籍”的徽商在無形間損害了原有商籍的山陝商人的權益。前文我們提到每年山陝商人子弟享受七個科舉名額，在徽商獲取商籍後山陝商人子弟與徽商子弟共享該名額，所以，這就引起了山陝商人的不滿。

當時恰巧揚州知府出身山西，為同鄉鳴不平，徽商獲得商籍的政策便遲遲沒有落實。1643年，徽商們再次聯名上書，雙方再次就商籍一事吵得不可開交，最終，也沒爭出個結果，不了了之了。直到康熙時期，經徽商不懈努力，朝廷才特批在揚州另增七個外地商人子弟科舉的名額。

最終，這場由“子女入學問題”引發的糾紛跨越兩個朝代，持續了幾十年，山陝商人逐漸落敗，徽商則趁勢崛起。

實際上，這場商籍之戰的態勢恰恰反映了陝、晉、徽三地商人在淮揚的實力變化。

似乎命運在冥冥之中已做出安排，攻入京城的李自成是山西人，將祖籍安徽的朱由檢逼得自盡，而鎮守邊關推翻李自成的吳三桂又是揚州人。這一場朝代更迭，最終，給淮揚帶來難以平復的災禍，1645年多爾袞圍困揚州，大開殺戒，釀成“揚州十日”的人倫慘禍，八十萬民眾死在這場災難中。

至此，不論山陝商人還是徽商均未能倖免，各地商人運營百年的興盛景象破滅於一旦。

當三地商人重回揚州後，揚州商業的格局已經歷了一場大洗牌。原本，緊密合作的山陝商人逐漸產生芥蒂，陝西商人逐漸被排擠出揚州，只剩下十幾家商號苦苦支撐，已無法組建成商幫，徽商趁勢崛起，逐漸取代了山陝商人成為揚州商業的領頭羊。

那麼，陝西商人為何會在商戰中落敗呢？原因有很多個。

首先，明朝中期葉淇改革鹽商法時，從邊境發跡的陝商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地理優勢，只能前往揚州與其他地區的商人爭鋒。滿人入主中原後，清朝不再將邊防視作頭等大事，陝商進一步失去了客觀環境優勢。

從陝商本身來看，當他們背井離鄉來到揚州後，雖憑藉早年積累的財富優勢打壓了徽商，但是，他們畢竟遠離了自己的故鄉，失去了地利。加上，陝西人與淮揚人之間的民俗、商俗迥異，很難與當地人建立穩固的關係，進而失去了人和。

而相比之下，距離淮揚較近的徽商根本不需要考慮這些障礙，人和與地利也成了他們戰勝陝商的優勢。

並且，用徽商的話來說，陝商就是“農民進城”。

陝西民風質樸，陝商雖在早年的販鹽中積累了大量財富，在揚州出手也頗為闊綽，時常出入酒樓柳巷，但他們根深蒂固的質樸性格是很難有所改變的。徽商用一句順口溜諷刺陝商：“高底饢鞋踩爛泥，平頭袍子腳跟齊。沖人一身蔥椒氣，不待聞聲是老西。”

相比於陝商，徽商普遍受過一定教育，言談舉止張弛有度，且附庸風雅。徽商的思維比較靈活，能夠較快地融入當地，徽商們懂得“官商”關係網的重要性，所以，會花大力氣攀附達官顯貴。販鹽本來就是一種官方色彩濃厚的生意，鹽商要時刻關注朝廷對於鹽務的政策變動以及各地鹽官的態度，而老實巴交的陝商們則並未在這方面下功夫。

久而久之，徽商們憑藉與官員們搭建的友誼橋樑，逐漸戰勝陝商，更是將後者排擠出淮揚。

根據史學家們總結，從明中葉至清初的二百年時間裡，三地鹽商在淮揚進行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陝西、山西兩地的商人聯手與徽商作戰，最終，徽商摘取勝利果實，陝西人被排擠出淮揚，而山西人則轉行，不再經營鹽業。

但是，遭受打擊的陝商們離開揚州，卻並未銷聲匿跡，他們來到飽受戰火摧殘的四川，以此為根據地重新崛起。陝商先是在四川開辦錢莊，積累了一定量的資本，後來，又以“借地入股”的形勢在當地幹起了老本行——鹽業，逐漸一掃頹勢重回商界巔峰。

現今，聞名全國的自貢鹽業，可以說，就是陝西人翻盤的最佳例證。

這時的陝商雖重新經營鹽業，但卻不侷限於鹽業，聰明的陝商逐漸意識到銀錢業才是最有賺頭的買賣：他們將錢莊、典當行開遍四川、甘肅。陝西人嚴謹、認真的態度使他們在銀錢業的生意上如魚得水，加上甘、川兩地民風質樸，陝西商人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逐漸掌控了蘭州、西寧、四川等地的金融命脈。

可以說，清朝時期，西南、西北市場幾乎都是陝西商人或山陝商人的天下了。

參考資料：

【《明清時期的“西商”》、《揚州竹枝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