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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道德經》57.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化正富樸

原文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解釋

以正道治國,以奇巧用兵,以無為治理天下。

我怎麼知道這個道理的呢?

是根據以下現象:

天下禁忌越多,百姓越貧窮;

百姓手中利器越多,國家越混亂;

人心中伎倆智巧越多,邪惡怪事越容易滋生;

政令越昭彰,盜賊越多。

所以聖人說:

“我無為,人民便自然變得順化;

我喜歡清靜,人民自然會走上正道;

我不多事,百姓自然富足。

我無慾,民心自然變得淳樸。”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治國講究的是堂堂正道。“正”就是清靜無為,不多事,不擾民,是治國的大道理。用兵講究的是“以奇用兵”,“兵者詭道也”,兵不厭詐。所以不能把用兵的方式、戰爭的方式用到治國的方式上面來,這兩者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一樣。

“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就是不多事、不擾民,這樣才能夠得到天下。道家“無事”是“無為”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不多事、不擾民,而“有為”講的是多事、擾民。

有道德學問,又無心於取天下的人,反而會受到推崇。真正的仁德,靠的不是“以奇用兵”,不是“以兵強天下”,而是“以無事取天下”。這不僅是政治策略的成功,也是教化百姓的成功,而最高的原則就是道德,就是對人民無所求。

讀《道德經》57.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化正富樸

“吾何以知其然哉”,我怎麼知道是這個樣子呢?“以此”就是依據上邊“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它們之間的本質不一樣,所以解決的方式方法也不同而得出的結論。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治理天下、領導國家忌諱太多。這個人的職務比較高,法令涉及不到他,出現了忌諱,不敢動。這個地方會形成一個腐敗的群體。百姓越來越窮了,財富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

比如對帝王的名字,不可直接稱呼,否則就是犯“忌諱”。在政治上有太多禁忌,這也不能幹,那也不能做,動輒得咎。等於在普天之下設了許多陷阱,百姓不敢說心裡話,不敢批評,心裡有怨恨。導致百姓在物質和精神上的貧困,令人痛苦而備受折磨。

讀《道德經》57.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化正富樸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如果民間利器眾多,武器眾多,民與民之間械鬥,那國家當然會越來越混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各種各樣的奇技淫巧,越來越多,大家對這些越來越感興趣,那麼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就不斷興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用法律來管,法條定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嚴苛,反而盜賊越來越多。

多忌諱、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這一切都是“有為”,社會越亂,問題就越多。應該持“無為”的態度,天下就會清靜而有道,社會自然安定。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我無為而民自化”,道家講無為,第一是“不妄為”。不瞭解事物的規律,瞎折騰,就沒有好的結果;第二是“不多為”。抓住關鍵,適可而止,恰到好處;第三是“有所不為”。人要想有所為,必須有所不為。

“我好靜而民自正”,內心的清淨,才能找到解決事物的正確的方法。內心清靜,做一個好的表率,上樑而正,百姓當然也就好靜而走正道。

“我無事而民自富”,不多事、不擾民,百姓自然就富起來了。

“我無慾而民自樸”,“樸”指做事敦厚、樸實,沒那麼多欲望,不是老想搶奪別人、佔有別人的,這樣百姓自然就樸實、厚道,民心淳樸。

讀《道德經》57.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化正富樸

好的統治者能夠無為而治,具有道德上的感化作用,不必去刻意管理,百姓自然會被感化。好的統治者能夠清靜無為,百姓自然會走上正道。好的統治者沒有私慾,不耍花樣攪擾干涉百姓,社會自然富裕,天下太平,百姓也會淳樸厚道。

故事

古往今來的很多軍事家,無不貫徹“以奇用兵”的這一原則。

李靖是隋末唐初的名將,他出身於官宦世家,是隋朝大將韓擒虎的外甥。機緣巧合,李靖被李世民召入幕府擔任三衛之職。

武德四年,正當唐軍對王世充開戰時,盤踞在江陵的後梁蕭銑政權派水軍沿長江而上,企圖攻取唐朝峽州、巴、蜀等地,被峽州刺史許紹擊退,於是蕭銑率軍退守至安蜀城及荊門城。為了消滅蕭銑這一割據勢力,唐高祖李淵派趙王李孝恭進行征討,身為長史的李靖亦隨軍出征,總管軍事。那時正值秋季汛期,江水氾濫,波濤洶湧。

讀《道德經》57.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化正富樸

眾將領見狀,都主張先停兵,等洪水退去後再進攻。但李靖搖搖頭說:“用兵貴在神速,我們才剛剛調集兵力,蕭銑還不知道,因而全無防備,我們不如趁機殺他個措手不及。到時候,即便他們知道我們來了,也只能倉皇應戰,蕭銑必為我們所擒獲。”

果然如李靖所言,蕭銑見江水大漲,且三峽路險,認為唐軍必定不會進軍,於是放鬆了警惕,撤除了防備。李孝恭聽從了李靖的意見,率領兩千多艘戰船沿長江東流而下,一舉攻下蕭銑的荊門、宜都二鎮,十月就抵達夷陵城(湖北宜昌)下。蕭銑聽說唐軍已經大軍壓境,十分驚慌,即刻徵兵,但所徵的軍士都在長江、五嶺以南,路途非常遙遠,一時難以調集過來,於是只能依靠現有的殘餘軍隊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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