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於兩宋：政治的內強外弱。

崇拜文化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曾經造就了無數的崇拜物件，三國時期的關公就位列其中，而且一直延續至今。那麼關公崇拜在兩宋時期的歷史上又經歷了怎樣一個過程呢？

兩宋政治上的內強外弱是關公崇拜文化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北宋建立時趙匡胤就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全面加強政治、經濟、軍事等中央權力，強化對地方的控制，試圖改變唐末以來地方軍閥混戰的藩鎮割據局面，但在實現中央權力集中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如“崇文抑武”之風盛行。尚武之風日衰的結果是，宋代雖有武舉，但卻以試策高低定去留，使得對武士的選拔重文輕武，弱化了軍事指揮者。關公是一個文武雙將，而人們往往對自己沒有的東西非常重視。

兩宋國家領土長期分裂的現狀又推動了關公崇拜文化的興盛。軍事上的失利帶來了國家分裂、社會動盪和百姓流離失所。在飽受連年征戰、國家分裂的痛苦下，人民對收復失地和安定生活產生了強烈願望。面對這種局面，民眾不由得產生了“我所需要的，就是我所依賴的”的心理，增強了對英雄的渴望，幫助他們收復失去的家園，恢復安定的生活，保佑他們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免遭塗炭。關公具有的忠義思想、高超武功，甚至其一生轉戰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鎮守荊州，其死後又被弄得身首異處的悲壯人生，自然滿足了他們這種心理需求。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出現為關公崇拜文化的興起創造了思想條件，尤其是北宋道教廣泛傳播與發展。北宋時期，道教的發展還要歸於統治者的重視，其中的原因是權力合法性的問題。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取代周世宗後室，從法統上說，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在“君權神授”的年代，宋太祖試圖從上天意志上進行修正，便利用道士張守真等人宣揚兵變是上天的意志，以求權力獲取的合法性。這樣，道教便成為了北宋統治者的寵兒。宋真宗為了保全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將道教的崇奉又推向了高潮。顯然，這種背景為關公崇拜文化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到北宋中期，關公的地位明顯有所提高。

北宋社會大量無產遊民的出現，又是關公崇拜文化興盛的一大原因。由於兩宋時期實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很多自耕農民由於土地被豪強吞併，便成為脫離主體社會的遊民；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遊民成為兩宋社會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基本遊離於社會法制之外，還形成自己特有的社會生活方式，受僱於人，乞討，甚至打家劫舍、偷盜等，生活異常艱難。這樣的生活境遇使得他們不得不尋找其他個體幫助，組建各種組織和幫會，並由此產生了濃厚的英雄崇拜意識，歷史上的關公則暗合了這種遊民文化意識。首先，他曾“亡命奔涿郡”，奔走於江湖；其次，關公武藝超群，敢於冒險，生性尚武；再次，關公與結拜兄弟，肝膽相照，忠心耿耿，並肩戰鬥等，一身江湖義氣。顯然，關公就成為眾多“江湖”遊民崇拜的物件。

兩宋市民文化的發展又是關公崇拜文化興盛的另一原因。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繁榮出現了大量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市民階層。這些市民在商業往來、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還追求精神世界的愉悅。為了滿足這些新興階層的精神需求，很多繁華市鎮開始出現專供市民階層消遣的文化，其中三國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成為文藝表演的重要部分，當然這也包含關公本人。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文藝作品的廣泛創作和傳播，對關公形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關公開始受到普通民眾的追捧。另一方面，社會對關公的尊崇也影響到了上層社會。在北宋時期，關公先後被封為“忠惠公”、“照烈武安王”和“義勇武安王”。

以上五點就是關公崇拜興盛於兩宋之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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