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強大是事實，但卻不一定要感謝商鞅，在政治成就上來說，商鞅是卓越的，可對於下層百姓來說，商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罪人。

商鞅變法，即便是不熟知歷史的人，都肯定知道這個變法，因為這個變法，是戰國時代秦國的轉折點，秦國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整肅，家國容貌堪稱一日三秋，也是古代變法的一個典範。

可是商鞅主導的變法，一開始的理由並不是那麼純粹的，商鞅的動機，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周代君子，熱愛功名，有多少財富不重要，但如果自己是個有思想的人，那麼畢生都需要為了燃燒自我放光芒而努力，這是諸子百家誕生的環境基礎。

商鞅，並不是秦國人，出身於衛國的王公之族，第一次就業在魏國。

當時喜歡法家的人不多，國君們喜歡的是效果又快，名聲又好聽的政策，可在實際意義上，這就是矛盾，商鞅深諳法家講究的就是政策的“狠辣”，效果大不大，就看有多狠，這個事情沒有下限，只有相對而言。

魏國時，商鞅沒有被魏王重用，後來偶爾聽到秦孝公招募人才變法，當商鞅瞭解了秦國曾經是“春秋五霸”，現如今又淪為邊緣小國的歷史後，他知道，他有辦法改變秦國。

投奔秦孝公，商鞅做足了準備，秦孝公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走秦穆公的老路子，要“求賢、強兵”，經過景監的引薦，商鞅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秦孝公，秦孝公很不開心，不是方法不好，是因為按部就班，實在太慢了。

可商鞅不放棄，他上書，秦孝公拒絕，再上書，秦孝公再拒絕，兩人有來有回，看起來頗為奇怪。

你說秦孝公是一國之君，如果對商鞅不滿意，那一次也就夠了，再有第二次，估計就需要砍頭了，可他也還是繼續重複做著這件事情。

有人問商鞅，為什麼你和秦孝公要在這裡打太極？

商鞅微笑並不做語，他知道，真正的好戲要上演了。

秦孝公多次拒絕，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商鞅的辦法需要的時間太長了，他等不及了，秦孝公不是一個理性的政治家，他不想後世子孫替他揹負盛名，他要立即馬上，秦穆公的輝煌就在他的時代重現，他要留名青史。

最後一回，商鞅依舊地面對面和秦孝公談論國家大事，而這一次，商鞅則表示，我不再賣關子了，你要快，那麼我就給你調整成最快，前提是不惜一切代價。

現在的我們都知道，國家想要短時間內變得強大，最好的辦法就是中央集權，擰成一股繩發力。

那麼商鞅，走的就是這條路子。

當時的秦國，土地被貴族所掌握，在朝堂上，貴族們也常常干涉其中，導致秦孝公的命令大打折扣，最重要的商業在秦國內很發達，秦國的財富流失嚴重，基本盤情況很不好。

為了變法，商鞅用了三劑猛藥。

一、重農抑商，本質上是打擊掌握著大量商業財富的貴族，讓生產力重心迴歸農業。

二、一方面實行愚民政策，斬斷基層百姓對世界的認知，不允許他們讀書識字，只允許他們做國家的生產機器。

三、廢除世卿世祿制，打壓貴族集團，實行二十等爵制，鼓勵基層青年捨生忘死戰鬥，製造不要命的好戰精神。

毫無疑問，商鞅的變法思想是精準的，秦國弱在哪裡，商鞅就打在哪裡，但是前面說了，秦國強大起來，並不感謝商鞅，而且商鞅還是基層百姓的罪人，這個說法是什麼意思呢？

這場變法最險惡的地方就在於，商鞅對基層百姓“權利”的剝奪。

秦國在春秋以來，是有著好問之風的，讀書人不少，雖然沒有科舉這種制度，但是國人的求知慾很強。

面對這種情況，商鞅認為，百姓的智慧，就是國君的不幸，因為百姓有智慧了，就會有自己的想法和聲音，國君就不好對百姓剝削了，秦國想要短時間內強大起來，就必須高度剝削百姓的所得，他們種的田，織的衣，要絕大部分用來供給國家，自己能享受的，很少。

如果百姓們都有主見，那商鞅的做法必然會引起動亂，因為這就是一場“掠奪”，而商鞅做的，就是把掠奪變得合法，讓百姓兩耳不知窗外事，就是最好的保障。

也是這個政策，讓秦國的凝聚力變強了，但這種變強的凝聚力，不是以偉大理想為信仰，而是以消滅百姓的智慧為手段的，狠毒至極，這便商鞅臭名昭著的“愚民”之術。

甚至可以理解為，商鞅為了讓秦孝公重用自己，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用了這劑猛藥，歸根結底，商鞅的本心還是自私的，但是這個政策，卻是影響了後世上千年之久，因此才說，法家的變革是沒有底線的，也沒有太多的道德限制的。

與愚民政策相呼應的是“二十級等爵制”。

因為斬斷了農民世代拓展的路子，農民一代又一代，想改變命運幾乎不可能，不過既然是“幾乎”，那必然有一線生機，比如“打仗殺敵”。

二十級等爵制很好理解，不管你是什麼身份，只要在戰場上拿下敵人的頭顱，就能根據制度晉升，最低的那個等爵，只要殺了一個敵人，就能達到了，雖然是最低等級，但是卻比當一個農民好得多了。

這也是為什麼商鞅變法後，秦國計程車兵戰鬥力一下子突飛猛進了，就是商鞅給他們製造的一個“希望”，讓他們前赴後繼，而秦國統治者也不考慮打一次仗死了多少人，青年們的動力也不是保家衛國，就是為了自己的前途富貴，達到的效果殊途同歸，可是出發點卻是讓人不齒的。

單看二十等爵制，並不是一個壞的制度，但結合商鞅的愚民做法，那就可以讓人理解為，基層百姓只有考九死一生的殘忍方式才能向上攀爬，其餘的，什麼讀書、經商、務農等等等，都不行。

這就是商鞅關上了所有的門，開得卻不是很大的“小天窗”。

可傷害百姓，不可能讓商鞅被殺，商鞅給自己掘下的墳墓是，對貴族的打擊。

中央集權除了對基本盤的高度掌握有要求以外，對於政治聲音，也是有控制的，誰能說，誰不能說，誰的應該聽，該聽誰的，都有計較。

為了讓變法自上而下，高度統一，商鞅打壓貴族的聲音，商鞅深知變法要迅速展開，就要高度統一，這個道理，後來的王安石沒懂，張居正懂了，但最早，就是來自於商鞅。

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影響很大，但這是慢性毒藥，無非就是後代受到影響，矛盾還不至於一下子爆發出來。

實行變法後，國家的財富很快空餘了出來，國家壟斷了商業，抑商不是不經商，而是把原來人家的飯碗給搶了，只能自己吃，商鞅打擊了很多貴族利益，有了基層百姓的糧，有了貿易的錢，秦國有了很強的軍隊基礎。

公元前354年隨後的四年時間裡，商鞅帶著強大的秦軍出征，連續打了幾場大勝仗，秦國的名聲再次響徹，失去的失地被收復，而商鞅也一度掌握了兵權，權柄僅次於秦孝公，這種的榮譽加身，讓商鞅對貴族的壓迫越來越強。

一邊管著政治，一邊手握兵權，商鞅的真實地位，要比後世我們所想象的還要高，商鞅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改革家那麼簡單，如果秦國新君的年齡還小，商鞅未必當不了“攝政王”。

魏國被擊敗後，割讓了河西的部分地區來求饒，商鞅立下大功，被封為“商君”，不久之後，秦孝公去世，而商鞅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商鞅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可商鞅是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很多時候，他並沒有受到尊重。

秦孝公死後，秦惠王上位，他很厭煩商鞅，或許是感到了商鞅的威脅，也或許是秦惠王手下的貴族們，對商鞅不滿。

秦惠王上位不久後，就光明正大地針對商鞅，商鞅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頭了，他就跑。

是的，他沒有像後來歷史上那一個個“捨生忘死”的政治家一樣等死，他逃跑了。

逃跑的商鞅很狼狽，他到了邊境地區的旅館住，人家說，你沒有出示可以證明身份的東西，這是不能讓你住的，而人家的依據就是“商君之法”。

隨後商鞅又想回到魏國，當二臣，可人家魏國對他恨之入骨，看他如此下場，紛紛拍手稱快，走投無路了，商鞅回到自己的領地，他還不肯放棄，他要帶兵造反。

他好歹有封地，到了封地，他帶兵攻打鄭縣，但出師不利，沒堅持多久，商鞅就造反失敗了，正因為他造反，才被處以“五牛分屍”的車裂之刑。

若不是細讀歷史，或許也沒人想得到，商鞅最後是造反而死的，都總是認為商鞅是為了變法奉獻了自我，事實和幻想遠遠不匹配，商鞅的確是為了理想而死，但是過程並不純粹。

要知道，商鞅建立的二十等爵制也確實讓很多基層的百姓晉升上來了，可問題是，卻沒有一個人在這個時候幫商鞅說一句話，可想而知，商鞅之死，是並不冤枉的。

司馬遷用一種近乎“詼諧”的方式來描述商鞅的逃亡，或許在他看來，商鞅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夠認同和理解的吧。

而商鞅死了，他建立的法卻還在，統治者讓商鞅揹負罵名，自己享受制度福利，樂此不疲，沒有人願意同情他，他看似讓秦國變強了，但法的弊端，卻讓底層人苦了很多很多年，若果商鞅不為了迎合秦孝公走這種迅速之法，一切也許都會不一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