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從16世紀下半葉開始就是多名實力派軍人政治家相互對抗的舞臺，他們爭權奪勢，並延續至對外重啟戰端，甚至點燃安納托利亞叛亂的火種。他們雖然還是被稱為“蘇丹的奴隸”，但和16世紀上半期的情況已大相徑庭。
在奧斯曼帝國要成為軍人政治家的首要條件是必須出身於蘇丹的宮廷，但是作為補充“蘇丹的奴隸”的德米舍制度在16世紀實施的次數一直在減少，到17世紀卻已近乎絕跡了。因此，17世紀後，一些人透過關係被推薦而進入蘇丹宮廷，也有一些名門出身的少年，俘虜、購買或進貢而來的伊斯蘭法上的“真正的奴隸”和其他自由人也都進宮，成為“蘇丹的奴隸”。
這些“蘇丹的奴隸”們也可能擔任省軍政官，甚至大宰相，但是也可能在蘇丹的一聲令下，而被處罰、處刑、死後沒收財產。他們在任時聚集財富，供養家臣，但他們的財富與權威都是以官職為基礎的，所以若丟官罷職，家臣團體自然如鳥獸散。沒收財產的結果也是一樣，維持數代權勢的家族極其稀少。
圖丨耶路撒冷聖殿山的岩石清真寺
奧斯曼帝國大宰相是軍人政治家的最高目標，大宰相是蘇丹的“全權代理人”，隨著16世紀下半期以後，蘇丹逐漸喪失實權，大宰相的責任更為重要，因此，對這一職位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大宰相是由蘇丹任命的，所以當蘇丹的判斷力和決斷力較弱的時候，競爭者們會請求對蘇丹有影響的後宮妃子的介入。
正是由於大宰相是由蘇丹任命的，大宰相要對政策的失敗負全部的責任。蘇萊曼一世曾經為了轉嫁責任，而罷免了大宰相。在蘇丹傀儡化的時代，競爭者也會透過說服蘇丹而罷免宰相，所以，奧斯曼帝國的大宰相是一個擁有最高許可權而又會隨時倒臺的職位。
由於大宰相職位的特殊性，在形勢不好的時候就都是大宰相的錯，17世紀初的政治語錄《來自先知的盛世危言》就對大宰相制度進行了批判：
“
正如先知所言，魚從頭開始腐爛。世間亂象必有根源。官場之上，為何黃鐘譭棄，瓦釜雷鳴？皆因蘇丹不選賢任能，大宰相尸位素餐。今之大宰相怙惡不悛，中飽私囊。官行民效，世間遂不以破壞成規、違法亂紀、雞鳴狗盜為惡。
這部語錄屬於“勸誡書”。“勸誡書”這類作品強調以史為鑑，勸導執政者採取正確的政策。
在16世紀以後的奧斯曼帝國，帝國“衰退論”興起，“勸誡書”和政治書籍層出不窮，他們對帝國進行了批判和反思。穆斯塔法·薩拉尼基在他的編年史中寫道：
“
位居宰相者自私跋扈、獨斷專行，處理國政不集思廣益、不三思後行。歐萊瑪對國政與宗教事務消極怠惰，反對聖訓與伊斯蘭教習慣的言行在他們當中蔓延。何必奢談讓所有人遵守聖訓、為社會糾偏呢？
這是他對帝國賣官鬻爵、人浮於事的官場現狀進行批判。穆斯塔法·薩拉尼基在官場上屢屢受挫，在當時奧斯曼帝國的官場要想在政府任職，就需要實力派軍人政治家的推薦。穆斯塔法·薩拉尼基他曾經在1566跟隨蘇萊曼一世最後一次出征，他曾經擔任過索庫魯·穆罕默德·帕夏的文員，並在蘇萊曼一世的棺木旁負責誦讀《古蘭經》，這對伊斯蘭教徒來講是無上的榮耀。
他曾在中央政府擔任財務官僚，但並不穩定，1587年，他任常備軍騎兵團的書記長，但是不久這個職位被另一位實力派政治家推薦的人物取代了。後來，他又在宰相費爾哈特·帕夏的推薦下在安納托利亞擔任財務長官，但是當費爾哈特失勢後，他又再次失業了。後面他又得到了實力派的推薦擔任了一些官職，但是他還是在就業和失業之間來回的切換，他也曾經擔任過高階職務，但是擔任的時間非常短。
而在“勸誡書”書中，人們也將蘇萊曼一世進行了神化，樹立起了蘇萊曼一世賢明君主的形象，這反映了奧斯曼帝國的人們對自身過去的評價，他們認為帝國在蘇萊曼一世時代達到鼎盛，隨後就衰退了。
圖丨奧斯曼帝國的細密畫
在軍人政治家擔任的職務中，僅次於大宰相的是各省的軍政官，在軍政官中，靠近伊斯坦布林，稱為奧斯曼帝國“本土”的巴爾幹的魯梅里省和西安納托利亞諸省，和中央政府關係密切，其軍政官官階較高。
奧斯曼帝國對遠離中央的各省，採取以省為單位的自治方法，他們可以不經過中央政府自主完成行政手續，16世紀建立的埃及和巴格達省就是典型案例。16世紀後半期，為了向帝國遠征提供必要的兵力和物資，各省籌集兵力和物資也由軍政官負責，徵稅權也集中到了軍政官手中，各省的軍政官權利進一步擴大了。
17世紀，省軍政官都是從蘇丹宮廷出身的，他們下屬行政機構是一個類似奧斯曼宮廷的微縮版。此時的軍政官也不再是單純的部隊指揮官了，他們需要強大的財力和政治手腕來養活龐大的私人軍隊和傭人，因此軍政官們除了帝國的俸祿以外，還參與經濟活動來取得收入。如：省軍政官德爾比斯·穆罕默德·帕夏除了從事從事農地開墾、金融、城市手工業，還與印度和波斯開展長途貿易，在他死後被沒收財產時數額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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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講談社：《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
本文只是小編閱讀《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的收穫，篇幅有限不足之處，敬請諒解！
歷史這壇酒
以人為鏡明得失，以史為鏡知興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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