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時期的“浮海投宋”

除此兩地以外，當時中央漢人政權力所不逮的大片地域（廣西大部及廣東的粵西、粵北地區）廣佈俚人，而俚人中身份低賤的奴隸群體便是“僚”，中原地區常以“俚僚”統稱這個群體、僅傳統的珠三角核心地域較早受到了“王化”，成為了中央政權能實際掌控的地方。

史載稱，公元436年、北燕被北魏拓跋氏侵滅，北燕末帝馮弘遣子馮業“浮海投宋”。相關歷史記錄不很詳盡、對此有興趣的人可找來劉德華、鍾鎮濤的電影《戰神傳說》看看，電影基於南渡前的北燕往事改編，裡面鍾鎮濤飾演的“燕十三”可看作是北燕馮氏。

“燕十三”與馮弘政權的傾覆

那麼，為何我要說馮業“浮海投宋”後、真正開啟了嶺南地區漢化（王化）的整體程序呢？這就是本文將要探討的話題、當然也僅是侷限於“探討”而已，畢竟我非歷史學者、目前也沒形成確切的相關定論。

宋文帝敕封馮業為懷化侯，居新會為守牧

話說馮業投宋之後，宋文帝劉義隆有意進一步加強嶺南地區的統治，於是將珠三角西南端的邊緣之地“平夷縣”（三國時孫吳所設）封給了馮業、並更名“新會郡”，這就是“新會”的得名之始，同時讓馮氏統領新會郡以西的羅州（即化州）、兼任刺史（史載：封懷化侯，授羅州刺史，居新會為世襲守牧）。

馮氏南渡時只帶了三百人，這些人當中有漢人也有拓跋氏鮮卑人，畢竟當時的北魏馮太后就是北燕的、存在諸多瓜葛在所難免。這三百人“混入”新會後，作為統治者和豪族的他們自然對當地文化及語言產生了強大的影響，新會原先使用的“南海郡粵語”由此產生了變化、帶上了不少中原口音，“四邑方言”的誕生與之不無深遠關係。

北燕南渡與“新會”千年歷史的開端

可新會僅是珠三角一隅之地、西部的廣袤地區則為俚僚勢力範圍，如何加強那些地域的“王化”呢？後任羅州刺史的馮融（馮業之子）便想到了聯姻之策、讓兒子馮寶跟俚族首領冼氏聯姻；為了方便管理、他乾脆讓兒子從新會郡“入籍”到冼氏所在地的高涼郡，此後的歷史記錄裡、馮寶便成了“高州人”，不過嶺南馮姓至今還公認“新會”為始祖發源地。

其後的歷史就為很多人所熟悉了：俚僚各族人民在冼夫人和馮寶的帶領下加強漢化、使嶺南地區兵不血刃地從南朝過渡到隋朝，同時保證了中央政權的有力統治；其後，馮寶的孫子馮盎也繼承遺志、讓嶺南順利過渡到了唐朝，數百年間都不存在什麼“徵南”等生靈塗炭的大規模戰爭。

嶺南獨有的“冼夫人文化”

比較諷刺的是、作為中央政權最早掌控的“番禺”等地倒曾多次出現過叛亂，最後都由馮冼家族平息了。我們參看有關歷史記錄時、宋文帝劉義隆可算作是始作俑者，其後的梁武帝蕭衍、陳武帝陳霸先、隋朝的晉王楊廣、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等都可算是當中有力的“漢化推進者”。

雖說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但“俚和僚”始終屬不同階層的群體，土地爭奪、信仰衝突等矛盾還是存在的。唐貞觀年間、馮盎就奉唐太宗之命平過“羅竇諸洞”的作亂（“七箭”就威震僚人、使萬民降服，相關記錄見《唐書·馮盎列傳》）；到唐永徽年間、僚人被迫集體敗入周邊山區成為“黎僚、瑤僚、瑤僮”（後來海南黎族、廣西及粵北一帶瑤族的前身），至此、嶺南地區的“王化”程序才終告大成。

平亂也是馮氏漢化程序中無法迴避的過程

上面說的“諸洞”其實就是“洞僚”、僚人跟俚人的地位始終不平等，這才是戰亂之源。其中，俚人豪族一直由馮冼勢力為代表，僚人豪族則以瀧州陳氏豪族為代表、以兩廣之間的雲開山脈分隔，形成了“羅州、竇州、瀧州”不同勢力範圍。

《元和姓纂》裡的“高州馮氏”詞條載：竇州刺史合浦公馮士翽代為酋領，竇州（即信宜）成了馮氏和陳氏的勢力疊合範圍，歷史結果當然是以陳氏敗北告終、馮氏這才成為了左右嶺南數百年漢化程序的決定性力量，可算是“中原開花嶺南香”的一個代表性宗族，而這一切開端均始於北燕的“浮海投宋”。

現存的“黎族、瑤族、侗族、壯族”均與該段歷史相關

如今廣西及粵西地域多有“那某、羅某、多某…”地名（《廣東新語》：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這便是昔日“王化程序”中帶來的殘餘影響，當中的諸多壯民、侗民在俚人的同化過程中一起演變為了漢族，是以如今各“那某、羅某”地域已沒有多少壯侗文化的痕跡、僅保留了部分習俗，這也是粵西地區與珠三角“民俗迥異”的原因之一。

當代台山作為從前“新會郡”的一部分，也在馮氏的籌謀之下（尤其是馮氏主政的隋唐“岡州”時期）融合了大量壯侗移民，如今的台山、恩平、陽江等地尚餘許多以“那某”為名的村莊，正是那段融合過程的歷史見證（那金、那扶、那龍、那章、那琴、那陵、那馬……），如果馮氏需要推行相關遷徙政策、首先得從自己的世襲封地開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