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農耕與遊牧的分化（5）

遊牧社會和農耕社會的顯著分化帶來的差異導致了兩種文明之間的衝突開始劇烈起來，它們之間的對抗和融合始於大約公元前3000年，並且一直持續到公元1600年。在此期間，人類文明在這種對立的狀態中得到了發展。兩種社會的長期衝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多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出現。造成衝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氣候所導致的生存問題則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世界範圍內可能存在一種相對乾旱和潮溼氣候有規律性地交替出現的現象，導致了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輪流侵入彼此的領地。當乾旱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即草原不能再為遊牧民族飼養的家畜提供足夠牧場的時候，這些牧人就會……侵入到周圍農耕地區為他們自己和家畜尋找食物。另一方面，當溼度達到一定程度，使得草原變得能夠種植塊根植物和穀物的地方時，農耕民族就向遊牧民族的牧場發起了反攻。……但是它們發生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應該歸因於一種無法控制的大自然的力量。”（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地中海東岸和美索不達米亞富庶的農業文明地區引起這些好戰的遊牧民族的垂涎。……除歐亞大平原的遊牧民族外，還有敘利亞、阿拉伯沙漠的貝都因人，對他們富庶的鄰居也同樣不懷好意。……除去兩河流域以及黎凡特海岸這一片‘肥沃月灣’外，希臘大陸的河谷地區也是外族襲擊的目標。……一些古老的社會常常被這些入侵者連根拔掉，這成為不時發生的危機。在公元前2200年之後的兩個世紀，以及約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100年間，入侵的遊牧民族不僅控制了伯羅奔尼撒，也在兩河流域建立起統治。”（彼得·李伯庚《歐洲文化史》）

社會擴張能力的差異是另一個導致衝突的原因。雖然定居生活並不清閒，但定居人群可以因此擁有更舒適的住房、更有用的生產工具、更方便的生活用具，生活條件的改善使得農耕群體的規模逐漸增大，形成了由多個村落組成的部落社會，並且有還會有新的人群不斷地加入進來。而遊牧社會頻繁而快速的遷徙方式造成了他們以小規模群體為主要社會單位的靈活、機動的模式，客觀上難以形成較大規模的社會組織。隨著農耕社會規模的擴張，農耕人群必然會透過移居的方式佔據更多肥沃的土地，這對遊牧群體造成了持續的壓力。處於邊緣地帶的農耕人群會透過與遊牧人群通婚的方式融合在一起，這些人群的繁衍導致他們向適宜耕種的地區進一步遷移。正如阿諾德·湯因比所描述的，農耕社會緩慢而穩步的侵入方式所施加的“無情壓力”相比遊牧民族的突然襲擊更為痛苦。“從遊牧民族的視角來看，一個……農業強國類似於西方工業社會中的靠壓力鑄煉熟鋼的旋轉不停的軋鋼機，在它們嚴酷的壓榨下，遊牧民族或者被碾碎或者被壓制成定居文明的模型。”（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在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在周王朝治下，中國人在平整土地、採伐森林上取得了巨大成果，開發了更多的土地用於耕作。但這種積極的發展卻帶來了令人憂慮的結果。能夠用於狩獵和飼養牛羊的土地變得更少。由於破壞了許多自然物種的生存環境，採伐森林同樣毀掉了該地區大批野生動植物。”（凱倫·阿姆斯特朗《軸心時代》）遊牧民族因缺少規模優勢，只能利用他們擅長的快速侵襲的方式加以反擊。當他們嚐到了劫掠帶來的甜頭，生產和貿易對他們來說就顯得過於複雜而且見效慢，因為這不是他們擅長的做法。如果遇上惡劣的氣候環境，遊牧社會對劫掠的依賴性就更高了。由於遊牧社會初期的規模通常不大，社會組織結構簡單，他們的侵襲始終只是短期的、區域性的，對農耕社會難以構成實質性的影響。但隨著遊牧社會的進步，他們也會聯合起來，形成較大規模的聯合體，這時他們所帶來的危害就嚴重了，甚至會產生顛覆性的衝擊。

社會結構差異的擴大是導致衝突加劇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遊牧社會的政治體制鬆散，社會組織形式不完整，人口稀少，經濟結構單一，這些都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同時，遊牧社會的流動性大，生產工具、生活用品都非常缺乏，生活方式簡單，基本沒有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缺少經濟發展的基本環境和條件。由於缺少完整的產業結構，經濟比較脆弱，更容易受到衝擊。而農耕社會在更穩定的環境中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體制、組織，密集的人口形成了多層次的經濟協作和勞動分工，不管是社會結構還是經濟形態，其穩定性和創造力都大大高於遊牧社會。而且農耕經濟相對比較獨立，對外部的依賴性較少，形成了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不管畜養了多少種動物，牧人們的生活相對於生活在富饒的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農民的生活來說，始終都是窮困的。在這些流域中永久性的灌溉型農業發展了起來，它的生產率很高，能夠及時地支撐起偉大而富庶的文明。這些富饒的文明中心區對於那些生活在歐亞大陸中部大草原和中東以及北非沙漠中較為貧窮的遊牧部落來說，就像一塊塊磁石，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