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笛

不久前，BBC（英國廣播公司）推出的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以下簡稱《杜甫》），引發了關注，也引起了熱議。這是一個西方他者視角下的杜甫，無論是故事的講述方式還是人物的塑造，都帶有明顯的西方敘事色彩，呈現出戲劇化的效果。

這樣一個他者視角下的杜甫，對於中國觀眾而言是有些陌生的，卻也促使人們去進一步瞭解杜甫和他的作品，去領略這位古代詩人在當下煥發的跨文化魅力。

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敘事的民間性

紀錄片《杜甫》的導演邁克爾·伍德，是英國曆史學家和電視製作人，參與制作了大約120部紀錄片。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多次來到中國拍攝紀錄片。他熱衷於講述中國故事，也形成了獨特的紀錄片風格——他“通常會在紀錄片中擔當主持人，因為紀錄片的本質在於講故事，主持人有助於故事的講述”。他還是一個歷史的漫遊者，實地探尋故事中的大城小巷。

邁克爾·伍德的歷史紀錄片最重要的一點，是記錄“活”的文化，“歷史不需要我們操心，但我們必須要確保中國群眾充分融入紀錄片中”，在與中國老百姓的採訪互動中，經常能看到他臉上抑制不住的好奇和喜悅之情。明白了他歷史紀錄片敘事對民間性的傾向，你就不會奇怪，為什麼《杜甫》的主題是杜甫，鏡頭裡卻有那麼多或唱歌跳舞或舞文弄墨的普通百姓。因為，於他而言，歷史照應著一幕幕鮮活的現實。

為了《杜甫》，邁克爾·伍德重走了杜甫的人生路，從西安、河南、成都到長沙等地，從開元盛世到戰亂流離，遍尋詩人出生、遊歷、入仕到流亡的足跡，並選擇相應的詩歌作品互為印證。開篇以大唐都城長安為背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杜甫壯麗的一生與這座城市和那個時代休慼與共，杜甫之謂“詩史”正是記錄了玄宗統治下大唐由盛入衰的過程。鏡頭裡則是當下的西安，熙熙攘攘、熱熱鬧鬧。美食街上林立的店鋪、跳著廣場舞的人們、攤位上望著鏡頭的孩子，這一切與旁白中“在唐朝的市場中，外國時尚與美食的結合會令你迷醉，波斯的無花果，撒馬爾罕的金桃”形成一種歷史與現實的無聲對應。

位於成都的杜甫草堂，是詩人晚年漂泊生涯中短暫的安身之所，在那裡他留下了許多書寫自然的名篇。紀錄片中，在草堂外朗誦《春夜喜雨》的孩童，耄耋老人述說“杜甫詩詞優美和愛國精神值得後人學習”“杜甫表達了人民群眾特別是那些窮人的情感”……邁克爾·伍德對不同年齡段遊客的採訪，實則體現了杜甫詩歌在中國文化中的傳承。

清明時節，湖南平江杜甫墓前，學生的祭掃活動和民間詩社的研討活動，都是這部紀錄片關於詩人杜甫的民間敘事。關於這位唐代詩人，除了研究者的論述，街頭巷尾普通民眾的認可，似乎更能證明其偉大。

紀錄片取名於漢學家洪業的同名英文專著。在書中，洪業定位杜甫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即使在成千上萬的中國詩人當中，杜甫也是獨一無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隨著時間流逝而聲名與日俱增的詩人……當詩人杜甫追求詩藝的最廣闊的多樣性和最深層的真實性之際，杜甫個人則代表了最廣大的同情和最高的倫理準則。”

人物的戲劇性

紀錄片用58分鐘來論述杜甫的偉大是有難度的，正如邁克爾·伍德所說，“在東方，他是不朽的詩聖，但在西方則鮮有耳聞”，所以紀錄片多次採用東西方人物之間的類比來直觀定義杜甫，評價杜甫和但丁、莎士比亞——“這些詩人創造的價值成為後世詩歌的評判標準”。懷著東西文化交流對話的目的來拍攝紀錄片，即便《杜甫》中的杜甫或許與我們想象中的杜甫不一樣，它仍舊起到了促進的作用，令杜甫在後人的品讀中一次次鮮活起來。

選擇杜甫出生的傳奇性。無論是洪業的傳記還是馮至的《杜甫傳》等，都以杜甫家族詩書仕宦傳統為主來介紹杜甫，如“文章四友”的祖父杜審言給予他“詩是吾家事”的自信。而《杜甫》卻將杜甫給姑母的墓誌銘《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裡的內容作為有關人物身份的敘述主體。“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這種墓誌之說本意在褒揚逝者德行，而在邁克爾·伍德看來，“天命”之說更具戲劇性，能吸引西方觀眾，將此解說為杜甫出生的“謎團”。

張揚杜甫仕途的高光時刻。科舉失意後，天寶十年，杜甫憑藉三篇《大禮賦》得到玄宗關注，紀錄片將《壯遊》中“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賞”配以朝堂的畫面，讓觀眾領略杜甫人生中的高光時刻。事實上，杜甫待制集賢院卻沒有了下文，期間不少寫給友人的詩詞中透露著飢寒貧病的現狀。杜甫與長安友人登塔所寫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已顯露亂世的端倪。天寶十四年，他終於獲得一小官職，從長安回奉先探視家人，因這段路程寫就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五百字》，人們耳熟能詳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還有他作為人父的愧疚“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都來源於此。杜甫的仕途是短暫的，但他用自己的詩歌記錄並見證了一個時代。

對比李白和杜甫。杜甫客居洛陽艱難謀生，卻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偶像李白。紀錄片這樣形容李白——“在中國人眼中，他魅力十足，經常醉酒，鬥性十足，是青樓常客，在鬥毆中殺過人”，這顯然是出自洪業筆下的“手刃仇人，揮霍萬金，娶妻納妾，縱情聲色”的描述。且不說這些史料確鑿與否，這樣的描述與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李白形象顯然有著不小的差別。但這種極具個性化的人物塑造，正是西方視角下的典型表現。接著，紀錄片分別將李白與杜甫比作酒神與日神，對此牛津大學的學者進一步解釋說，“李白很熱衷於物我兩忘的能力，杜甫更能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如何按照儒家倫理來生活”。對於西方觀眾而言，一部紀錄片是不足以完全理解中國的“詩仙”和“詩聖”的區別，但透過這般類比倒也能獲得一個粗淺朦朧的感受。

闡釋的個性化

《杜甫》將杜甫晚年的自傳式敘事詩《壯遊》作為整部紀錄片最主要的文字依據，在闡釋杜甫不同人生階段的境遇和思想時，都會引用其中的片段作為註釋。杜甫一生作詩一千餘首，經典不少，紀錄片對這些詩歌的選擇與闡釋，正顯示了創作者對於這位中國詩人的瞭解與理解。

其文字選擇的精彩之處，比如紀錄片首尾分別節選了《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的內容。開元盛世之初，幼年杜甫所見公孫氏舞劍器之勢，感受藝術之間的相互啟發，選用詩歌前半部分“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晚年杜甫在戰亂中顛沛流離，偶然再見其弟子舞劍器，選用詩歌后半部分“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動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玳筵急管曲復終”。50年後，杜甫見到公孫大娘弟子臨潁李十二孃，一曲劍器舞幾十年滄桑鉅變，讓他瞬間陷入人生巨大的迷惘，“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將同一首詩拆開在紀錄片的首尾來說明詩人境遇之變化，可謂用心。

紀錄片文字選擇不足之處，除了過度重複引用《壯遊》，就是對不少經典之作的遺漏。青年時代，杜甫壯馬輕裘遊歷時，有不少詩篇展現了大唐的富庶，也洋溢著詩人的壯志豪情。第一次科舉失意，年輕的杜甫並沒有受太大的打擊，幾年之後所作的《望嶽》一詩中仍可見詩人的氣勢與格局，“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但紀錄片並沒有選擇這首代表作。安史之亂時，杜甫一路顛沛流離，成為苦難和苦難中的老百姓的發聲者，紀錄片選擇了《彭衙行》《月夜》《春望》予以表現，若能再有“三吏”“三別”這些血淚之詩，則更能彰顯杜甫“上憫國難，下痛民窮”的詩聖品格。馮至在《杜甫傳》中分析杜甫在詩中的矛盾性時說，“若是強調人民的痛苦，反對兵役，就無法抵禦胡人；但是人民在統治者殘酷的壓迫下到了難以擔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閉上眼睛不看，堵住嘴不說”。

一葉孤舟漂浮於湘江之上，詩人留下絕筆之作《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杜甫》在伊恩·麥克尤恩滄桑誦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英文版杜詩）中，結束了詩人一生。紀錄片認為，杜甫被定義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稱呼他反而是低估了他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因為這將他的地位僅僅限制於一個詩人……事實證明，某些人在某種機緣下，不僅可以展示自己的感情，還能象徵整個文明在道德上的感悟能力”。這段話可見其理解了杜甫之謂“詩聖”。

杜甫在自己生活的時代並沒有得到相應的認可，而後世註釋杜詩者卻無數。正如《杜詩鏡銓》所言，“其詩不可注，其詩不必注”，每一次註釋，都是對詩人和其作品的重新闡釋，BBC的紀錄片《杜甫》也是如此。然而，正是在一次次的重讀甚至誤讀中，悠然延續著中國傳統文化與自身、與外界的交流。（胡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