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為什麼今天還要讀《孟子》

在讀《孟子》這部著作之前，我想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讀《孟子》這部著作？大家知道，孟子生活在戰國早期，是一個小諸侯國鄒國的人。從孟子的時代到今天，有將近2400年，我們為什麼要讀一本2400年前的著作呢？

在自然科學裡面，有很多經典著作，哪怕你想當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都不用去讀，雖然讀了可能會耽誤一點時間，也沒什麼壞處。比如沒有讀過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點都不妨礙你成為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那麼，為什麼在哲學裡面，我們還要讀這些經典呢？

需要說明的是，《孟子》有不同的讀法，我是把它當成一部哲學著作來讀的。意思就是，它面對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哲學問題。什麼叫哲學問題呢？就我理解，哲學問題是不同的地域、時間、人群都要去面對，但又不太好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不管是希臘人還是中國人，是古代人還是現代人都要去面對的一些根本問題。

舉個例子，比如生死的問題，就是人類從古至今都要面對的。每個人可能都有一個自己面對生死的方式，但很難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並一勞永逸地解決生死問題的辦法。與此相對，“怎麼能讓一輛火車動起來”這樣的問題，是可以有大家都認可的解決辦法的。

再舉個例子，比如公和私、家與國之間的衝突。這一問題，古希臘的思想家柏拉圖就在面對，跟他差不多同時，在中國的孟子也在面對，兩千年以後的英國思想家密爾、中國的思想家梁啟超也在面對。當今的腐敗問題，其實就是為了個人、家庭、家族的利益去傷害公家的利益，也是公私矛盾的一種表現。

總之，哲學問題之所以是哲學問題，就在於它們都是人類的普適和根本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人類，對其處理也一直沒有明顯的進步。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不能說，因為一個思想家比我們早出生了2400年，他的思想就落後了、過時了。我們需要看的是，這個思想家的思想是否深刻。

尤其跟現代自然科學相比，哲學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在哲學裡面讀經典非常重要，而在自然科學裡面並不那麼重要，背後的一個原因是現代科學（即笛卡爾和牛頓以後的科學）之為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在多數時候即所謂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階段，科學內部有一套普適的正規化（paradigm）或者體系，而在這一體系內部，科學進步是被明確界定的，我們只需要掌握最新的理論進展就可以了。但是哲學（或者前現代科學）沒有這樣的進步性。並且，在哲學裡面，甚至有近乎反過來的情形，即越是古老的經典，可能越深刻，越值得閱讀。這是因為，這些經典是經過了很長的時間考驗之後，競爭淘汰的結果。與此相對，近幾十年流行的書，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考驗。所以，重視經典，意識到經典的權威性，不是盲目崇拜，而恰恰是常識和理性判斷的結果。

如果上面我說的是對的，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現在還要讀《孟子》。《孟子》記錄的是孟子的言行，而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更準確地講，他是先秦三大儒家代表（孔子、孟子、荀子）之一。在一千多年後的宋明理學家眼裡，孟子更是被當成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孟子》這部經典在傳統中國一直在被人閱讀，經歷了長久的考驗。同時，後世很多儒家的思想，也建基在對《孟子》的註釋、解讀、闡發上。理解《孟子》，也是理解後世儒學的發展，尤其是儒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宋明理學的基礎。所以，從這些方面看，現在我們讀《孟子》，依然很有意義。

第二節

儒家思想是“封建專制的糟粕”嗎

認為讀《孟子》沒什麼意義的人會說，雖然經過時間考驗的哲學經典可能很有意義，但是包括《孟子》在內的儒家思想是沒什麼意義的，因為儒家的思想乃至整個中國傳統無非是“封建專制的糟粕”。說它們是“糟粕”，就是說它們至多是無用的垃圾，如果不是有害垃圾的話。甚至連“封建”這個詞，現在也變成了一個近乎罵人的詞、貶義的詞，比如說一個人是“老封建”，說一些東西是“封建迷信”。而“專制”，則更明顯的不是一個正面的詞。因此，拋開“糟粕”不談，儒家既“封建”又“專制”，看來我們就根本沒有必要再去讀儒家經典。即使有少數人還堅持認為讀《孟子》有意義，他們中的主流是把《孟子》當成修養身心的東西。因為如果把它當成政治的，而它在政治上的意義無非是鼓吹封建專制的話，那麼它就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孟子》有意義，那它也只能在關於我們的個人修養上。

所以，我們要讀全面地讀《孟子》，尤其是它的政治層面的話，我們就必須說明白，為什麼它的東西不是封建專制的糟粕？這裡首先要指出，“封建專制”這個詞實際上是自相矛盾的。封建恰恰不是一種專制的制度。什麼叫“封建”？大家望文生義理解為“封土建國”。《左傳》裡的說法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什麼意思呢？周國本來是商帝國的一個小國，但是周國在牧野之戰打敗了商帝國的軍隊，商帝國就垮掉了，周國因此就繼承了商帝國。但是周國實際上能控制的只是它原有的和商首都附近的一些地域與人口。當時，還有商的王室與他們的勢力範圍，很多效忠商的小國，以及一些不願被周國管轄的小國。所以周朝在剛建立的時候，處於群敵環伺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周的先祖武王、周公發明或採用了一套天才的制度，就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封建制度。也就是把自己可靠的親戚、同盟的族群領袖分封出去，給他們一些人和錢，讓他們到周國無法控制的地方，建一個城（就是有城牆保護的據點），在把自己保護起來的前提下，慢慢去控制，甚至蠶食周圍的土地與人口，從而達到保衛周國的目的。說得更直接一點，封建制度實際上是一套軍事擴張殖民制度。

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體》和《西周的滅亡》裡對西周的制度做了很好的研究。他指出，西周這些諸侯國的建立都是有戰略考慮的，它們都是建立在戰略上非常重要的地方，並且經常一建就是好幾個，這樣互相之間能援助，互相之間能照應。

所以封建制度的發明，實際上是為了接管一個大帝國的一套軍事殖民的制度。周的這套制度非常成功。周國迅速地把商帝國接手過來，並且還慢慢地擴大了原來商帝國的勢力範圍。從地域上來講，它是一個不斷擴張的體系；從政治上來講，周王有直接管理的土地，除此之外，周帝國的多數土地，實際上是讓諸侯代管的，周王並不直接管理。而這些諸侯國，開始的時候，可能只是一個城、一個堡壘。但是在慢慢擴張以後，一個城邑變成幾個城邑，諸侯就複製了周的封建制度，把自己的親戚朋友也分封出去。當這些人再去擴張，他們就再繼續分封下去。所以，周帝國的封建制度像一個金字塔，最上面的是周王。周王除了自己直接管理一部分土地之外，下面有一群諸侯，諸侯下有大夫，大夫下有家臣，一級一級下去，直到最低階的貴族管理著有限的農業人口。

在這個金字塔裡面，周王可能只管不到一百個諸侯。史書上號稱八百諸侯，但應該沒有那麼多。一個諸侯下面的大夫數量就更有限。這種金字塔結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把一個大國分成一個個小小的共同體。並且，在這個金字塔結構裡面，很少有越級管理的事情發生。諸侯國內部的事務由諸侯管理，周王是不管的。只在比如諸侯繼承上有問題的時候，周王才有合法的干涉權利。換句話說，這些諸侯國是相對自治的政治實體。我們可以想象，在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周王確實很難把帝國的所有事情都管起來。所以，形成這樣的一個分封自治的體系是很自然的。因為分封自治，周王就不會把自己的勢力延伸到諸侯國，這些諸侯對其大夫也是一樣的，大夫自己家族的事務是他們的內部事務，諸侯只管到大夫這一級，所以各級都是一個分封自治的體系。

其實我們想一想，到了今天，家族企業要發展，也是採取了西周式的封建制度。如果我的企業在上海做得不錯，希望擴張，我會讓一個比較能幹的親戚，投入一定的資金，帶一些人去北京開分公司。當他在北京的分公司做好了以後，那他可以在北京的東城區再開一個分公司下面的分公司，西城區開一個，通州區也開一個。這樣一級一級分下去，北京分公司的事務由親戚自己去管，我是不管的，但是如果我的公司跟其他公司競爭的話，分公司要過來幫忙。這其實就是企業裡面的封建制度。

如果這麼去理解封建制度的話，我們就會明白，封建制度恰恰不是一套專制制度，它是一套分封自治的制度。當然有人會說，《詩經》裡面不是說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整個周帝國的土地和上面的人，都從屬於周王。但我們看到了，西周的制度並非如此。但為什麼這首詩這麼說？我建議大家去讀讀這首完整的詩。讀了大家就會發現，這首詩實際上是一個大臣在說，為什麼周王你有事情就來找我？你什麼事都來找我，我自己的家，我自己的老母親，都沒有時間照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就是說，有那麼多大臣，你為什麼不去找他們？所以，這是一個大臣抱怨周王的詩，而不是在描述周代的制度。

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絕非專制。從概念上來講，“封建”跟“專制”實際上是互相矛盾的兩個詞，“封建專制”就是一個講不通的說法。它不但概念上講不通，歷史上問題也很大。在西周分封制度垮臺後，經過春秋戰國過渡，出現了一套新的制度，即中央集權制度，它成了秦帝國乃至後來中原各王朝的制度基礎。中央集權制度可能跟專制制度有一定的關係，但不是完全一樣的。即使我們把“中央集權”跟“專制”區分放在一邊不談，我們也知道，這個“封建”跟“中央集權”實際上是處於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從歷史時期上來講，“封建專制”的說法如同關公戰秦瓊。如果歷史和概念上都說不通，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有“封建專制”這樣的說法？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中國被英國打敗。當時多數中國人可能對這件事不太敏感，這不能怪他們，或者怪中國“閉關鎖國”。因為在歷史上中原王朝被很多邊境少數民族打敗過，但是它們即使打敗了中原王朝，最後還是不得不採用中原王朝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文化。所以這次被英國打敗，多數人認為，就像以前一樣，只不過又來了一撥新的蠻夷而已。並且英國佔的那個叫“香港”的地方，很多人都沒有聽說過。只有當時極少數有遠見的人知道這次的威脅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慢慢地開展了所謂的洋務運動，也就是在科技器物層面學習西方的運動。結果洋務運動搞了四十來年，中國不但沒有變得強大，反而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了，這對中國人的心理衝擊極大。因為中國人對日本瞭解得較多，日本一直被當作中國的學生。老師被學生打敗，這對中國是一個很強烈的心理上的打擊。所以很多學人和政客意識到，也許以前的洋務運動，僅僅在科學技術和器物層面學習西方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在政治制度上學習西方。於是，出現了所謂的戊戌變法。雖然戊戌變法沒有成功，但是清朝一直試圖做出政治上的變革。只不過這個變革最終也沒有成功，清朝被推翻了。到了民國時期，政治變革依然不怎麼成功，這促使了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興起。“新文化運動”，顧名思義，是一場改造文化的革命。之所以如此，是基於這樣的判斷，中國不但在器物上、制度上不行，在更深層的文化上也不行。中國如果不革除以前的舊文化，包括儒家在內的舊文化的話，不搞一場新的文化變革的話，中國沒法去擁抱西方的先進東西。後來的五四運動，提出要擁抱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就是英文裡的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和“科學”。但這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已經形成了共識。所以，五四運動真正的新意，是“打倒孔家店”，即要革除以儒家為代表的舊文化，才能擁抱我們的新老師：德先生和賽先生。

但在新文化和五四運動的時代，還是有一些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在這之後也有新儒家以及後來的海外新儒家，他們是為傳統做辯護的。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只是在文化上為傳統做辯護。在對傳統政治的認知上，他們跟新文化與五四運動中那些激進派沒有太大差別，也對中國傳統政治持否定態度。一個基本表現就是，他們也認為中國之所以被打敗，是因為中國處於前現代，而西方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西方的現代社會是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西方處於封建時代。既然我們被一個現代的西方打敗了，我們就處於前現代，而西方的前現代是封建時代，所以我們就是封建時代。西方現代的另一個標誌就是走向了民主，很多人認為與民主相對的是專制。因此，既然西方走向現代、走向民主，前現代的中國自然就是專制。由西方反觀中國，我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遭遇西方前的中國的政治是封建專制。在這個意義上來講，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封建專制是雙重意義上的“胡說”：是從西方人（“胡人”）的角度來反觀重構中國歷史的胡說八道。

不過，即使接受這種胡說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傳統中國歷史上有周秦之變，即西周到秦朝的政治變革。那麼，如果秦以後的傳統中國是封建制度的話，那麼周是什麼呢？根據西方的歷史演進，或者根據所謂的“五階段論”，封建之前的是奴隸制度。這樣，西周的制度就成了奴隸制度，而“孔老二”及其開啟的儒家就成了“沒落奴隸主貴族階級的代表”。但是如果我們稍微去看一看中國歷史的話，就會明白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但很不幸的是，這種徹底錯誤的說法依然是當今華人世界的主流看法。

在這種錯誤說法的籠罩下，中國的傳統思想就被“醬缸化”了，成了糟粕。如果儒家思想是專制思想，或者是專制思想的幫兇的話，那它當然就不值得一看。即使現在傳統有所復興，越來越多的人正面談論儒家，就像五四以來的文化保守主義的主流一樣，其關注點，還是儒家的心性、道德層面。但如果這個說法不成立，我們就有了更加全面地看待儒家，特別是它的政治思想層面的理由。

選自白彤東

《天下：孟子五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