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唐高宗的真相》，作者：孟憲實，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高宗為主 武后為輔

後世為了抹黑篡位的武則天，連帶把高宗也說成了懦弱無能的傀儡式帝王。實際上，高宗決策果斷，敢作敢為，而高宗在世時的武則天，也是真正的賢內助，跟高宗一唱一和，配合緊密。

在唐高宗和武則天之間，現有的流行史書的基本描寫是高宗柔弱甚至窩囊。武則天則是動物兇猛、步步進逼。一切都是武則天做主，高宗如同一個沒有骨頭的老人，最多在一邊求求情，可憐兮兮。這種關係，在他們對待孩子的問題上，尤其表現突出。然而，這一切都不是歷史真相，這是舊史學努力營造的結果，武則天是被妖魔化了，唐高宗呢，則被弱智化。

那麼，高宗與武則天夫妻兩人的關係，真相到底如何呢？

現在，我們努力尋找說明唐高宗性格的新資料，尋找能夠證明唐高宗和武則天關係的新資料，就是為了復原歷史的原本狀況。

麟德元年（664），河北的魏州刺史出了問題：貪贓。用現在的說法就是貪汙。案情嚴重，肯定是貪汙數額巨大。但是，這個人不是一般人，他是郇國公李孝協，皇帝的叔叔，屬於皇室成員。皇室成員的問題一般由宗正寺負責，於是宗正寺就提出，按照法律，李孝協應該處死，但是，他的父親為國家捐軀，他本人也沒有兄弟，如果處死，就會絕嗣。所謂絕嗣，就是絕戶，沒有了後人。通常，這種情況是要給予認真考慮的。但是，唐高宗很堅決，回答說：“畫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有一子，何憂乏祀乎！”（《資治通鑑》卷二〇一）他的意思是：法律講究的是一致對待，不能因為親疏關係而發生變化，如果侵害百姓，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何況李孝協有兒子，哪裡存在絕嗣問題。最後還是下令，使李孝協在家中自盡。

這件事，原本宗正寺是要從中袒護李孝協，把沒有兄弟說成是絕嗣，而絕嗣的真正含義是沒有後代。宗正寺含糊其辭，指望皇帝一馬虎，那麼李孝協就可以保住性命了。哪裡想到，皇帝一點不含糊，概念清晰，法制觀念也不淡薄，乾淨利索地把李孝協處置了。十分堅定地維護法律，即使是皇親國戚也一律法辦，這是唐高宗內心世界的一種真實顯現，是唐高宗性格的充分展現。從這裡我們看到的唐高宗是態度鮮明，意志堅定，處事果敢。這跟我們一般對唐高宗的印象很不一致。

哪一個唐高宗才是真實的呢？

讓我們再看一個事例。顯慶五年（660），房州刺史梁王李忠被廢為庶人。《黜梁王忠庶人詔》列舉了梁王李忠的一系列罪狀，如為反對派說情，派人偵察兩宮動靜，說夢見什麼什麼，又私下跟巫師占卜等，總之根據他的罪行，“考之大義，應從極刑”。這就是說本來要處以死刑的。但是為什麼最後沒有這麼辦，而是免為庶人呢？這是因為皇后武則天的請求。詔書中這樣寫道：“皇后情在哀矜，興言垂涕，再三陳請，特希全宥。”（《唐大詔令集》）

在這裡，我們對於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得到了不同以往的印象。通常給我們的印象是武則天對於高宗這些親戚，都是趕盡殺絕而後快。通常，唐高宗對於武則天的決策或者袖手旁觀，或者無能為力。幸虧這個原始檔案被儲存下來，我們才知道對於李忠，唐高宗是主張殺的，而武則天是說情的。唐高宗是堅決的，而武則天是多情的。武則天是流著眼淚，再三陳請。於是，我們又得到了一個不同的武則天形象。以往，我們會認為武則天是一個整天兇巴巴的女毒物，不是殺這個就是殺那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唐高宗的身邊，一邊流淚、一邊陳述的武則天。本來主張堅決處理的唐高宗，面對武則天的不斷求情，只好妥協，保全了這個皇子的性命。

那麼，唐高宗和武則天兩人的關係呢？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高宗為主，武則天為輔的基本關係。高宗在世的時候，究竟哪個武則天形象更令人信服呢？聯絡唐高宗對於李孝協的處置，我們可以相信，這樣的資料透露出來的資訊應該是更可靠的。

電視劇《武則天》（1995）劇照。

夫妻搭檔 親密戰友

唐高宗力排眾議確立武則天為皇后，因為阻力太大，在清除了所有的阻力以後，為了自我證明，唐高宗竭盡全力樹立武則天的威信。讓武則天拋頭露面，讓武則天參與朝政。部分因素，就是要表演給世人看：你們越是否定武則天，我就越發抬舉武則天。武則天威信的樹立，最有功勞的人當然就是唐高宗。

為了樹立武則天的威信，唐高宗與武則天配合默契。

廢王立武之後的和解，

用武則天上表的方式昭示給世人

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十三日，皇帝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宣佈立武則天為皇后。同月二十一日大赦天下。就在大赦天下的那一天，武則天上表給皇帝，說當初韓瑗、來濟反對任命自己為宸妃，敢於面爭廷諫，是一種真正為國的表現，希望皇帝給予嘉獎。

《資治通鑑》卷二〇〇的記載是：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廷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

前面，我們提到過這件事，說這是為了表達皇后的寬宏大量。僅僅如此嗎？當然不是。經過廢王立武的事件，朝廷經過了劇烈的動盪，如果繼續鬥爭下去，只能對政局發生更嚴重的破壞。這就如同經過玄武門之變，國家受到極大的傷害，唐太宗所以在控制局面以後立刻實行全面和解一樣，唐高宗如今也有和解的需要。但是，這個和解政策，卻不是由唐高宗提出的，而是由新皇后武則天提出的。可以相信，武則天這個原諒韓瑗、來濟的上表，絕不會是擅自做主，一定是與高宗商量之後才提出的。

那麼，為什麼由皇后提出，而不是皇帝提出呢？

第一，提出的問題不是關鍵問題。在廢王立武的過程中，關鍵的問題是長孫無忌為首的反對派反對武則天當皇后。在看到反對派勢力強大以後，高宗與武則天有所退縮，退而求其次，於是提出不當皇后當宸妃的要求。結果，遭到韓瑗、來濟的反對，沒有成功。高宗與武則天不得已繼續要求廢王立武，讓武則天當皇后，而最後終於成功。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韓瑗、來濟當初不反對武則天當宸妃的話，那麼武則天就不會當上皇后。所以從當皇后的意義上說，韓瑗、來濟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提出表彰韓瑗、來濟是有道理的。設想，高宗和武則天會表彰韓瑗、來濟他們反對武則天當皇后嗎？不會。所以，他們選擇的是一個非關鍵問題。

第二，提出表彰韓瑗、來濟，其實也有拉攏兩人，瓦解長孫無忌陣營的意義。一方面，給天下人看看，皇上和皇后不計前嫌，寬宏大量。如果韓瑗、來濟不接受，那就是典型的敬酒不吃。

第三，這個政策要和解，要拉攏，如果由皇帝提出不是更好嗎？不。因為對方的心理還不清楚，如果皇上被人拒絕，那就難以收場，而皇后提出，即使被拒絕，也可以由皇帝收場。

後來的事實證明，和解也好，寬容也好，對方都沒有接受。不久以後，韓瑗上書，為褚遂良求情，認為褚遂良沒有錯。如果褚遂良不錯，那就是皇帝錯了。所以和解不成。唐高宗開始有步驟地打擊對手，先把韓瑗、來濟貶出朝廷，然後再收拾長孫無忌。這些，在第十講，講廢王立武的對立派下場的時候已經講過。

皇后的身份特殊，既不等於皇帝，又能代表皇帝。正確的就算作是皇帝的，需要修正的則是皇后的建議而已。從此以後，唐高宗和皇后武則天經常以這樣的方式，用不同的態度發表意見，使得皇帝治理天下的靈活性有了充分的體現，彈性變得很大。有的時候，用皇后的名義宣佈政策，有的時候，以皇帝的名義宣佈政策。然後，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皇后，再進行第二步行動，從而使得整個政策進退有餘，伸縮自由。皇帝與皇后的配合，親密無間，十分融洽。

唐高宗像。

皇帝要御駕親征，

皇后阻攔

高宗時期，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奉行親唐政策，百濟與日本關係密切。高宗顯慶五年（660），百濟倚仗高句麗的支援，加緊進攻新羅，侵佔新羅多座城市。新羅再次派使者，請求唐朝出兵。唐高宗派出蘇定方大將軍統兵十多萬，水陸並進，攻打百濟。四月出兵，八月傳來捷報，在新羅的配合下，蘇定方一舉攻克百濟首都，俘虜百濟國王。十一月，獻俘儀式在洛陽舉行。十二月，高宗作出決定，要乘勢攻取高句麗並且御駕親征。

轉年是公元661年，高宗年號是龍朔元年。《新唐書·東夷傳》的記載比較籠統，說“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高宗繼續在全國招兵，並且繼續堅持御駕親征。

到了四月，35萬大軍已經集合，各路將軍已經選派，主要的分工和基本的戰略都已經部署完畢。與此同時，唐高宗宣佈，親自率領大軍在諸將的後面跟進。可見，進軍的部署和自身的位置，都已經安排停當。

整個戰爭的部署都已經完成，當天也沒有見到武則天說什麼。好幾個月的準備期間，也沒有見到武則天說什麼。但是，當這些命令宣佈14天以後，皇后武則天突然發言了。《資治通鑑》卷二〇〇記載：“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結果呢？大家都知道了，如《新唐書·東夷傳》的記載：“武后苦邀，帝乃止。”

皇帝御駕親征，唐太宗已經有前車之鑑。連能征慣戰的唐太宗，尚且不能打贏一切戰爭，對於戰爭沒有任何經驗的唐高宗如果親臨前線的話，恐怕只能成為將軍們的拖累。如果失敗，對於皇帝的損失，也是很清楚的。其一，是身體的損害不可避免。即使是皇帝，也要表達跟戰士們同甘共苦的姿態，身體當然吃不消。當初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就嚴重地損害了身體。其二，精神上的損失也不可避免。因為是皇帝決策，牽動方面很多，影響會更大，皇上為此承擔的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這些因素，並非事到臨頭才可以想到啊，為什麼高宗還是提出御駕親征呢？我以為，皇帝親征有利於提高士氣，可以加大動員力度，可以誘發群眾的參戰熱情。這應該就是皇帝提出親征的動機。

動員完畢，皇帝其實是不能真的到前線去的。可是，皇帝能夠自己再提出不去嗎？不能。那樣會給人以懦弱的感覺，臨陣脫逃。而皇后提出就比較恰當。皇后比別人更瞭解皇帝的龍體狀況，皇帝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現在的身體不容許親臨前線等，反正皇后一番義正辭嚴的堅持，皇帝就不再堅持了。這是什麼？這就是政治上的雙簧演出，只有皇帝和皇后配合最有利，這樣的戲碼皇帝是不能跟大臣合演的，否則會讓大臣看扁。皇帝御駕親征泡湯了，將軍們應該更高興，否則陪著皇帝打仗，負擔一定更重。士兵們大概不希望如此，有皇帝參戰，政府投入應該更大，為鼓舞士氣一定更花本錢。但是，已經集合起來的戰士和隊伍，能夠因為皇帝變卦了就退出嗎？當然不能。

這是一次皇帝、皇后的密切配合。相信說他們配合默契，大家應該沒有異議。

唐高宗的影視形象。

建言十二事，是誰的戰略？

唐高宗的統治，可以大體區分為兩個階段。前20年，高宗勵精圖治，發憤圖強，幾乎是四面出擊。好在天公作美，風調雨順，農業豐收。軍事上，將軍努力，四海安逸，東西進攻都成功。從高宗即位，到總章三年（670），唐高宗的治理達到高峰。

但是，從咸亨年間開始，出現了問題。咸亨元年（670），天下大旱，為了這個旱災，高宗特意把年號改作咸亨。接下去，吐蕃迅速崛起，侵佔吐谷渾的地盤（青海），咸亨三年（672），唐朝的軍隊與吐蕃大戰，結果全軍覆沒。與此同時，東方的朝鮮半島再出問題，新羅要統一朝鮮，與唐朝發生摩擦。不得已，唐朝在上元元年（674）正月派出軍隊前往朝鮮半島。

對於唐高宗而言，面臨的問題是選擇：是否繼續以往的政策？如果繼續兩線作戰，力量不支。比如，咸亨元年（670）的時候，唐朝已經討論出兵青海，但是因為年收成不好，供應有問題，所以推遲一年才出兵。國家的財政出現了困難，而且是很明顯的困難。

如果不堅持，那就必須改變，而改變就意味著收縮，那麼官場和社會是否能夠理解和支援呢？這也是一個問題。面臨重大的政策轉變，醞釀和實施必須有一個過程，輿論宣傳和說服都是必要的。

這就是武則天所謂“建言十二事”出現的背景。

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則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就是12條重要建議。這12項建議，《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的武則天部分有記錄：

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

這些建議，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經濟上開源節流（一、二、三、四、五）；政治上納諫防奸（六、七）；意識形態上提高《老子》和母親的待遇（八、九）；提高下層官吏的待遇和提升機會（十、十一、十二）。通常大家都是這麼看的。尤其很多人喜歡從皇后、皇帝的鬥爭哲學高度看待這個問題，認為這是武則天獨立施展個人政治水準的標誌。

其他條款都容易理解。對於第九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通常大家都認為最能代表武則天的女性特色。其實，這樣看，僅僅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是一個不重要的方面。我們知道，父親去世，兒子要守孝三年，這是國家禮儀規定的。那麼，什麼人都必須如此嗎？有沒有強制性的措施呢？事實上，這樣具體地遵守孝道，適用者有一定的範圍，即那些國家官員和讀書人。官員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要離職離崗。讀書人呢，這期間就不要再去參加科舉考試或者官員的推舉。對於普通百姓，其實是沒有具體要求的。

這條建議，看起來更尊重母親了，至少把母親與父親的地位拉平了。因為此前，母親去世如果父親健在的話只要求守孝一年。現在變成三年，多出了兩年，這有什麼意義呢？除了在觀念上提高母親的待遇以外，最重要的不是在這裡，最重要的在於緩解官場上的矛盾。

這是怎麼回事呢？

唐高宗的時候，官場上已經存在嚴重的官多職少的問題。想當官的人、有資格當官的人很多，而官位很少，可以說這是官場的基本矛盾。早在顯慶二年（657），吏部侍郎劉祥道就因為入流的官員太多而職位不足，建議朝廷改革。“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日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資治通鑑》卷二〇〇）當時新的官員有1500人，而官場實際需要只有500人，造成等待官職的人嚴重積壓以及官場矛盾。

《資治通鑑》記載總章二年（669），在裴行儉主持下，實行“長名姓歷榜”辦法，把每個人的歷官和官衙的級別詳細分等，然後按照資格逐漸升級。“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資治通鑑》卷二〇一）這個辦法當時評價很高，但是官場的基本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因為這個辦法是增加了官員升遷的等級，延緩了每個官員升遷的速度，但是不能解決崗位少而待崗官員人多的基本矛盾。

母親的孝假，從一年變成三年，迫使一部分官員離職，給其他人騰出兩年的位置。這樣一來，全國官員按照13465名計算，加上父親去世的孝假，每個官員就有整整6年的時間必須離開崗位。就武則天的建議來說，每個官員增加了兩年的孝假，全國官員總共增加了26930年。唐朝的官員4年一個考核期，4年之後考核，考核之後先離崗，然後再任職。那麼每人多兩年的孝假，等於4年一共多出了6732個崗位。這個建議，母親是否得到尊重是說不清的，但是肯定緩解了官場上的基本壓力，這是確實的。

在我看來，“建言十二事”，最重要的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的具體建議。其實，所謂讀《老子》我以為也可以從這個意義上去看待。李唐重視老子，認老子為自家的老祖宗，這是從高祖的時候開始的。這個時候再提出讀《老子》，我以為是因為透過《老子》一書，可以閱讀出來皇帝要進行政策轉移的依據。無為無不為，是《老子》一書中有關辯證思想的多種表述之一。皇帝要戰略轉移，理論從哪裡來呢？從老子這裡出發，合理合法。皇帝的戰略轉移，廣泛地說是戰略收縮，具體的講就是放棄東西兩線作戰的現狀，集中力量對付西部。

就在武則天提出“建言十二事”的當年正月，朝鮮半島又出現問題，唐朝再次派出大軍與新羅作戰。就在建言提出以後的二月以後，上元二年（675）二月，宰相劉仁軌率領唐朝大軍打敗新羅，而新羅表現得很乖，立刻承認錯誤派使求和。一年以後，唐朝撤出所有軍隊，所有唐人擔任的當地官員全部換人。唐朝讓新羅順利統一朝鮮半島，從而換取雙方的和平，而唐朝必須把國家的力量全部用在西部戰場上來。唐朝平穩地實現了戰略轉移。

那麼，武則天的“建言十二事”，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通常，人們總是喜歡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待這件事，說是武則天顯示自己政治智慧的宣言書。在我看來，其實這就是唐高宗放棄全面作戰路線，戰略重點開始由東部轉變為西部的輿論宣傳。反映的是國家已經沒有實力兩面作戰，什麼以道德化天下，不過是美妙的說辭而已。

那麼，為什麼由皇后提出，由皇帝肯定，而不是乾脆由皇帝提出來呢？這其實就是道家主張的君無為、臣有為的觀點。由皇后提出，可以試探大家的看法，如果不可以，由皇帝宣佈修改或者收回，在確保皇帝權威的基礎上，擁有較大的迴旋餘地。後來，對於武則天的“建言十二事”，結果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這個“略施行”，其實就是大略施行，並不是照單全收。這可以證明唐高宗行政方面的謹慎，也證明唐高宗和武則天配合的默契。

撰文｜孟憲實

摘編、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