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三百八十一）：一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在北洋史上，軍閥們其實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畢竟連玉帥吳佩孚都曾說過“軍不稱尊，何以成閥”之言。不過相較於這種功名禁錮之下的妄言，大多數軍閥中的“草頭王”更傾向於“刮地皮”這樣的實際利益。所以在“真實的北洋軍閥不都是賣國的”一文中，曾看到“現在才明白在那些北洋軍閥中同樣有猙猙男兒，同樣有憂國漢子，同樣有高尚長者。”讀到這兒，不禁令人啞然失笑。此“猙”非彼“錚”，兩個字意思大不同。“錚錚男兒”誤成“猙猙男兒”，面目確實真夠嚇人的。錚錚，本是金屬撞擊聲，比喻剛正不阿。猙，古代傳說中的異獸，有兇狠之意，如“猙獰”。所以對於北洋軍閥之定位，也算是歪打正著。

其實，溯源“北洋”，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與外人約定五口通商，河北、江南兩省，向稱南洋、北洋，自後兩江總督，為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為北洋通商大臣。”北洋之謂，一轉而為清朝官職概念。北洋大臣的設定，也是清朝中樞向地方交出對外之權柄，以及從南到北位移的過渡，如在李鴻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發揮。但是到袁氏的“北洋集團”，含義之變遷，已經更多地具有了團體之命意，進而成為廟堂執韁集團的稱謂，如北洋元老王士珍與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團體”之句；王佔元在公庭廣眾中，自稱“我們北洋派”。

但是在甲午戰後，袁氏編練新軍，然袁並不能稱“北洋”。北洋大臣是直隸總督的專屬，時由榮祿等擔任，袁不能越級妄稱。小站所練初為“定武軍”袁接辦後稱“新建陸軍”，當時並無“北洋新軍”稱謂，這是後人追溯北洋軍閥之定位時所附加上的，“之有新軍，始於北洋”。只是自袁開府北洋後，北洋崛起，盤根錯節。基於上述分析，不難體會“北洋軍閥”之定位，雖然在歷史變遷中多有變遷，但“北洋”所承負的內容，不可僅以“軍閥”之一端予以評判。戰火紛起、中樞頻更之非常之像，並非“黑暗”之一語所能盡。

北洋軍閥時期，雖有宦海之中的爾虞我詐，以及北洋團體以武力為核心，卻並非純粹的武夫當國，其人才彙集遠遠溢位武夫之範疇。一時北洋文治之盛，也概莫能比。尤其清末民初的慾望泥淖中，水潛舟破，扛纛人之壓力自然非比尋常。雖然北洋武夫之力量舉足輕重，在廟堂之上擁有絕對的權柄。但是北洋文治力量亦不可輕忽。吳虯即稱：袁開府北洋，北洋幕府所羅致，遂有以北洋中樞為中心之主張，以及乃有“北洋派”三字出現。自此，北洋軍閥成為樹大根深的廟堂團體，隨著坐穩江山，也逐漸故步自封，迷失自己，進而在南北角力以及內耗的道路上分崩離析，終成南柯一夢。

參考資料：《北洋軍閥史》、《菜根譚》、《北洋一詞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