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隋風
編輯丨吳酉仁
說一說北宋的紙幣“交子”。
“交子”的出現，與四川的銅產量不足有直接關係。因為缺銅，北宋初期的四川曾通行鐵錢，這種錢的特點是幣值小份量重，使用起來很不方便——當時流通的鐵錢有大小兩種。大鐵錢每貫百個，重量超過十二斤；小鐵錢每貫千個，重量超過二十五斤。換算也很紊亂，有一枚銅錢等於十枚鐵錢者，也有些地方一枚銅錢等於五枚、六枚、八枚鐵錢。
於是，一些商戶推出了代存鐵錢的業務。他們取得了官府的許可，發行叫做“交子”的票據。具體發行方式是：先由客戶提出存款請求，然後按客戶交來的錢數在交子上寫明額度。客戶資金大小不同，交子的面額便不同。交子的持有者可以在任何時候前去兌換現錢，但兌換時每一貫錢的交子須繳納三十文的手續費。
交子
這個時候的交子，與唐朝的“飛錢”差不多是一個性質，相當於一種支票，還算不上紙幣。之後在使用過程中，也出現了偽造、濫印之類的問題。發行交子的富商也會將客戶存入的銅錢用於各種經營，如開設邸店、置辦田產等。這些經營如果出現虧損或回款不暢，便會影響交子的兌換，結果則是“爭訟不息”。在這種爭訟聲中，1024年，也就是宋仁宗天聖二年，北宋政府在益州設立“交子務”，宣佈接手交子的發行與管理，交子變身為“官交子”，正式成為一種法定貨幣。
一般認為，宋仁宗時代的“官交子”制度是：交子每三年發行一“界”，也就是每三年造一批新交子（紙幣很容易損壞），來替換舊交子。每次的發行額是一百二十五萬緡，另設有本錢三十六萬緡（也就是現錢，可以是銅錢也可以是鐵錢，供客戶兌換用）。
日本學者加藤繁的研究則認為，宋仁宗時代“官交子”的運作有兩條路徑。一是繼續維繫民營時代的做法，有客戶拿著現錢來到，不管拿的是大鐵錢還是小鐵錢，便按規定比例折算成銅錢收進庫房封存，再按存錢金額的多少寫成合同字號交給存款人。存款人可以拿著該憑據隨時取用。另一種則是由官府主動發行“官交子”來緩解財政壓力，如天聖四年（1026），朝廷讓在秦州交納糧草的商人，去成都、嘉州、邛州領取現錢或交子。慶曆五年到七年（1045-1047），為了支付秦州前線的糧草費用，益州交子務還給陝西特別印造了六十萬貫交子。所以，文彥博後來評論說：“益州交子務所用交子，歲獲公利甚厚。”意即朝廷嚐到了發行紙幣的甜頭。
官交子票式
簡而言之，“官交子”在北宋出現並廣泛流通，主要驅動力有二：（1）四川存在嚴重的錢荒問題，使用鐵錢又極為不便；（2）官府有透過發行官交子來彌補財政赤字的動機。正如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一書所言：“兩宋政府受到外族軍事上的威脅和侵略，不得不養重兵以為備，軍費開支龐大，財政非常困難，常靠發行紙幣來彌補開支。”
其實，宋神宗也曾明言，自己大量發行交子的直接原因，便是為了彌補財用不足：“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既足，則不須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無有不已之事。”到了宋哲宗時代，為籌措和西夏戰爭的軍費，北宋政府仍時常臨時印製數十萬，乃至數百萬貫交子。
成都“交子街”
官府的這種做法損害了交子的市場價值。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呂陶上奏說，彭州市場上流通的一貫（等於1000文）面值的“第二十七界交子”，市場售價是九百六十文；一貫面值的“第二十六界交子”，市場售價是九百四十文。考慮到一貫交子兌換為現錢時須繳納三十文的費用，這個價格看起來似乎還很公道。但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蘇轍也曾上奏說，“昔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在官府濫發交子之前，一貫交子的市場價曾買到1100文，後來不斷下跌，跌倒了900文以上。
顯而易見，百姓們不再像從前那樣喜歡交子了
。
官交子真正成為百姓們厭惡的東西，是宋徽宗時代的事情。原本，宋哲宗時代的交子發行量，已是宋仁宗時代的三倍。宋徽宗時代變本加厲，崇寧元年（1102年）增印200萬貫，崇寧二年（1103）增印1243。5萬貫，崇寧四年（1105）增印507。5萬貫，大觀元年（1107年）增554。5萬貫。這意味著，在大觀元年，每一界交子的發行量，已相當於宋仁宗時代的二十餘倍。
交子的市場價，也隨之跌到了只剩面值的四分之一
。正如漆俠所言：
“宋徽宗-蔡京集團有關交子的政策完全滑到邪路上去。……宋哲宗元祐時，交子每貫‘止賣九百以上’，已經貶值10％，而宋徽宗時候，‘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當舊者之四’，即貶值為75%（注：這還只是官定的貶值比例）。……這就是宋徽宗-蔡京集團妄圖單靠印刷工具來解決財政困難、而導致通貨膨脹、幣值大跌、政府威信隨之掃地的這樣一個結果。”
遺憾的是，南宋、金、元、明各朝，均繼承了宋徽宗式的紙幣政策。這些朝代發行東南會子、禎佑寶券、元寶交鈔、大明寶鈔等各種紙幣，其核心目的皆是為了彌補金屬貨幣的不足和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其對民眾的具體損害，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濫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
自兩宋至元明的紙幣發行，只有少數時期設有準備金，限制發行量，並允許自由兌換，紙幣價值大體穩定。大多數時期，紙幣是處在嚴重的通貨膨脹之中的。比如，金朝前後發行過5種主要紙幣，每次皆是以1000：1之類超高的比例進行兌換，導致境內物價瘋漲。原為金人的耶律楚材曾言，至金末時，“萬貫唯易一餅”，面值1萬貫的紙幣，只能在市場上買到一張餅。
再如，元世祖發行“中統寶鈔”的初期，曾“以金銀為本”，故維持了近二十年的幣值穩定。後來減少了準備金，又因戰爭需要不斷增大印鈔量（如1274年印了40萬錠，次年便增印了100多萬錠），到1281年物價已上漲10倍。元朝人王惲曾感嘆說：“印造無算，一切支度雖千萬錠，一於新印料鈔內支發，可謂有出而無入”，“物因踴貴而難買”。意思是：需要錢便大量加印新鈔，卻極少回收舊鈔，於是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高漲。
明朝的情況也是一樣。明太祖發行“大明寶鈔”時，規定1貫寶鈔等於1兩白銀，但過了僅僅不到10年，寶鈔價值就跌了40%。到了明英宗年間，寶鈔實際價值只剩下面值的0。1%左右，形同廢紙。
（二）大量發行紙幣卻又拒收紙幣
宋人辛棄疾曾批評說，南宋的紙幣會子之所以貶值，主因便是“朝廷用之自輕”，在收稅時只肯要銅錢不肯收紙幣，在支出時卻又只肯用紙幣不肯花銅錢。貨幣市場崩潰後，南宋政府一度允許百姓納稅時可以銅錢和紙幣各交一半，紙幣的市場價隨即便有所回升。明代人劉定之，也曾指責明朝政府不許百姓用紙幣納稅。
這種政策，意味著官府雖然發行紙幣，但卻並不將紙幣與銅錢看做對等貨幣。其結果便是內庫之中通常只儲備銅錢，不儲備紙幣。南宋淳熙四年（1183），宋孝宗儲存在臨安及其他地方的“內外樁積貫錢四千七百餘萬（貫）”——當時的南宋正面臨著嚴重的錢荒嚴重，全境流通的銅錢不過2億貫，而孝宗本人卻儲蓄了0。47億貫銅錢。他寧願不斷髮行紙幣，也不肯讓這些銅錢進入市場。
大明寶鈔
（三）舊幣回收時要折算
自官交子開始，中國古代的紙幣通常皆設有舊幣回收制度。但相同面值的新舊幣，卻往往並非以1：1進行兌換。如前文所言，北宋徽宗時，1貫新交子只能兌換到4貫舊交子。南宋時期，“嘉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負民四倍之貨也”，這種兌換比例，讓民眾損失慘重。故此，元人許衡對南宋政府的評價是“無義為甚”。
金朝的紙幣在回收時，貶值得也很厲害。宣宗時期，1貫新出的“貞佑通寶”需要1000貫舊“貞佑寶券”才能兌到。元朝發行的“中統寶鈔”貶值後，又發行“至元寶鈔”，兌換比例是1：5。此外，兌換新幣時，宋、明等朝往往還要加收每貫30文的“工墨費”，這等於讓百姓代付印刷成本。更有甚者，宋徽宗還曾宣佈第41、42界交子直接作廢，不許以舊幣兌新幣，持有這些紙幣的民眾，其財富便瞬間化為烏有。
為什麼紙幣早在宋代便已出現，明清時代的百姓們仍然更喜歡使用金銀與銅錢？以上種種，其實便是答案。
（來源：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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