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可以說是明朝時代，清官中的典型代表。

他的同事們為了遠離他，願意自己花錢幫其活動升官，只為了能讓海瑞離開。

而在清朝，也同樣存在這樣一位官員。

他雖然人生履歷與海瑞並不類似，但執拗的性格與極度認真的辦事風格，與“海青天”還是非常相同的。

一、執拗的性格

曾國藩對於我們來說相對比較熟悉，那麼或許會聽到過一個叫“駱秉章”的名字。其實駱秉章對於曾國藩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曾國藩初練湘軍的時候，駱秉章恰巧是湖南巡撫，之後兩個人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軌跡，這與“駱清官”的性格是有非常大的關係的。

在這裡，我們不妨從曾國藩的角度看問題。

古代官員在私交中都是有明確套路的，大家必須比出一個長幼尊卑，要比品級、比年齡，甚至還有考試名次、中榜時間等等。

諸多內容在《明朝那些事兒》中有過詳細介紹。

但從曾國藩與駱秉章的交往中來看，前者對於後者的稱謂一直“飄忽不定”，也就是不願低頭的意思。

而駱秉章比曾國藩大18歲，中進士也早了6年，考試名次還高出很多，而且當時兩人同為二品大員，職級還是一樣的。於情於理，後者都要稱前者一聲“大哥”。但曾國藩就是不願意叫。

其“不低頭”的憑據是，曾國藩升遷太快，升二品的時候比駱秉章早了1年。

可我們也知道，曾國藩作為清晚期儒家的理學領袖來說，對待規矩是非常重視的。

比如他對胡林翼，在書信中一直稱對方為“老前輩”，只因胡比曾早中了兩年進士而已。這個資歷與駱秉章相比差遠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兩者有過矛盾。當時曾國藩初建湘軍，看到綠營沒有戰鬥力，官兵腐敗無能，表示深惡痛絕。他想把湘軍拉出來獨自發展。

可湘軍畢竟是編外武裝，綠營才是正規軍，

而且按照當時朝廷的規定，民兵團練是要歸當地巡撫節制的。曾國藩就不願意被湖南巡撫管，雙方打起了官司。

事情鬧到咸豐那裡後，

皇帝大筆一揮：曾國藩與湘軍必須歸駱秉章管理。

之後湘軍與綠營兵發生衝突，後者直接衝進曾國藩的府邸進行脅迫。當時駱秉章與曾國藩的住處僅一牆之隔，但就是不出面、不發一言，一度造成曾國藩非常被動。

結了這樣的樑子，雙方自然很難擁有愉快的交往。但以曾國藩的為人處世來說，駱秉章的性格太過執拗。

這與海瑞一些不近人情的做法很相似。

二、銀庫大案

道光20年，駱秉章還在京城當官的時候，奉旨檢查戶部銀庫的情況。當時管理銀庫的是4個人，都是權貴們的親戚，輕易惹不得。

其中一個還與後來大名鼎鼎的軍機大臣榮祿重名。

清代銀庫的陋規很多。比如各地上交的稅銀，由於成色不一、運輸途中遭遇情況不一等因素，容易造成一些“潛規則”。

比如銀庫的管理人員沒有打點好，後者就說入庫的銀子成色不行，要扣斤兩，扣多少就是人家說了算。

相反之下，如果打點好了，那麼成色不好的銀子就足額足量的收進來，反正損失的是國家財政。

與之相比，說什麼庫工利用身體的特殊部位在銀庫裡私自夾帶銀兩，這種辦法簡直是太低階了。

費半天勁還有殺頭的風險。

可榮祿他們僅需揮一揮手中的毛筆，數千兩白銀就憑空消失了，而且大家都是默預設栽。

歷代皇帝也都知道這種情況，但不願深追究而已。

可到了道光時期，庫銀的流失率從之前的30%達到了驚人的60%，已經到了不可不查的地步。於是辦事認真的駱秉章來了。

駱秉章來到銀庫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了“屬於”自己的兩萬兩辛苦錢。這筆錢是歷屆稽查官員的“規則性”收入。他們拿到這筆錢後，要麼跟著一起遮掩，要麼蜻蜓點水似的提些缺點，國庫虧空的真正弊端選擇性的失明瞭。

甚至連皇親國戚都沒有辦法。比如乾隆第11子成親王，按輩分說還是道光皇帝的大爺，他也沒有真正指出國庫虧空的弊端。

人家堂堂親王，自然也看不上兩萬兩白銀的灰色收入。

為了自身的名聲，他在事後主動將“辛苦錢”上繳，但銀庫的管理人員依舊穩坐釣魚臺。

駱秉章看著兩萬兩，問：這是什麼錢？有沒有登記造冊？如果沒有明文規定，我不僅不收，還要告訴皇帝。

後面的事也就非常簡單了，榮祿他們又試探了幾次，均被嚴正駁回。他們威脅到：你要是不識抬舉，信不信讓你走人！

駱秉章挺起了胸膛嘲笑道：不信。

結果是，榮祿他們僅僅花了7000兩白銀就將駱秉章調走了。滑稽不滑稽？！

據說臨走前，道光皇帝還派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也就是曾國藩的人生貴人，進行了安慰。

大致意思是：知道你是個好同志，到了地方上好好工作，會有遠大前程的。

三、類似的結局

根據《明史》的記載，海瑞死時南京當地的百姓主動披麻戴孝，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絕。

而駱秉章死時，成都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由於人員太多怕出危險，當地官員對集會規模進行限制，由此引發百姓與官府之間的衝突。

兩個人的性格都不討喜，卻都能受到百姓愛戴，可能這便是真正的死得其所。

參考資料：《曾國藩傳》、《駱秉章傳》、《道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