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比萊克街10號，卡夫卡在一戰爆發後搬此居住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國恥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視察時，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加夫裡若·普林西普槍殺。薩拉熱窩事件，被認為是第一世界大戰的導火線。
利用薩拉熱窩事件發動這場戰爭的政要之一，奧匈帝國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在他那矇在鼓裡的臣民推入了戰火四起的地獄前說：“我們已經深思熟慮、權衡充分了。”當時經歷那場戰爭的普通人同後來多數歷史學家一樣，對這些要員的“雄才大略”可謂深信不疑。那些緊張不安地期盼戰爭恨不得早日降臨的人認為這些要員心裡有數，他們自有一套周詳的計劃。而對戰爭心懷憂懼的另一些人則相信，政府高層不會讓戰爭降臨，畢竟那將是一場世界大戰。
然而在戰爭之初，沒有人注意到當時甚囂塵上的輿論何其罔顧事實真相，對“人”何其漠視，幾乎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
在
《卡夫卡傳：關鍵歲月》
中，你可以看到太平時代如何戛然而止，而此時已經寫作了《變形記》的作家卡夫卡，準備離開家鄉布拉格，離開一直束縛著他寫作的家庭去過自己做主的生活。在這些大事件面前，所有“自主”的打算都被迫中止。阻止他離開父母領地的竟然是一場世界大戰。戰時留給他的選項，只剩當兵上前線或者留在辦公室工作這兩個了。他指望藉以維持生計的雜誌要麼陷入沉默，要麼加入了大合唱。
他將受困於布拉格，不再只是精神上，而是在任何意義上。在戰爭面前，我們別無選擇，每一個人都是囚徒和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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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們已經深思熟慮、權衡充分了。”
奧匈帝國的貨幣：印有奧皇頭像的1克朗銀幣和最大面額的1000克朗紙幣
歐洲歷史上的所有政治事件中，1914年的“七月危機”是記錄最詳實、研究最多的一個。但這一事件（另外還有納粹大屠殺）也像一塊試金石，最能檢驗出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一場災禍背後的意識形態、文化、經濟和政治起因，可以透過這次危機看得如此真切，幾乎絕無僅有。而且特別明顯的一點是，上述這些因素的主導力量完全壓倒了個人意志，包括聯盟者的意志，就好像做決定的是“體系”和結構，而不是“個人”。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細緻入微地追溯事件參與方的決議，甚至其背後的主觀動機，我們挖掘得越深，就越不能認同這麼一種看法，即不管你想不想打仗，想在何時打，出於什麼目的打仗，到頭來都無關緊要。
只須將目光投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構性起因，特別是德國的軍國主義以及奧匈帝國內部那無以饜足的民族主義，我們就不難看出幾年來整個歐洲都站在一個傾斜的平面，坡度越來越陡，滑倒已經不可避免，或早或晚。所有因素都聚向一個方向，在那個方向的盡頭是一場大戰。換個視角，如果我們追溯那些行為體的一舉一動，日復一日，甚至隨著決定的臨近部分行動幾乎可以追溯到每個小時，那麼我們會看到完全另一幅畫面。要把設想的戰爭變成現實，必須拉下幾個操縱桿，按一排按鈕才行，倘若其中某個操縱桿拒絕配合，大戰或許就不會發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爆發”還是“被挑起”的，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在政治評論界也日益尖銳。不管答案偏向哪一個，都會產生道義上的影響。所以不足為怪的是，當我們能坐下來清醒冷靜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半個多世紀已成過去。
在戰爭初始階段，很多人深信歷史可以受人操控；後來戰爭摧毀了一切，九百萬士兵命喪沙場，他們又開始相信是兇險強大的命運主宰了一切。
戰爭的主犯之一——奧地利總參謀長弗朗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曾這樣說過：“世界大戰是一種個人無法挑起也無法阻止的災難。”
奧地利軍事歷史學家曼弗裡德·勞亨施泰納寫過一本毫無愛國情懷可言的史學名作，專述奧匈帝國的衰亡，他就特別贊成赫岑多夫的這句話。如果在當今所有歷史學家中做個調查，相信大家的看法也都大致如此。
有一種說法認為，奧匈帝國是“滑入”了一場世界大戰，一場誰都不願發生的戰爭（斯蒂芬·茨威格在戰爭結束幾十年後仍這樣認為），但在鋪天蓋地的證據面前，如今已經沒有人認同這一看法了。利用“薩拉熱窩刺殺事件”藉機向塞爾維亞發動攻擊，這個決定其實在刺殺發生後沒幾天幾個政要就已通過幾次非正式磋商做出了。當時，唯一有分量的反對聲音來自匈牙利首相第薩·伊斯特萬。不過在眾人認定強大的同盟———德國會施以援手之後，這種聲音也很快消失。７月5日，奧地利人所期盼的“空白支票”由威廉二世送過來了，而且沒有經過磋商，沒有附加條件，沒有確定戰爭目標，只有一個要求：要動手，就馬上動手。
即便再強硬的強硬派，也無法指望更多了。兩天後，奧地利部長會議宣佈支援戰爭。這樣一來，柏林和維也納就確定好了總的路線方針。接下來幾天的討論只是為了解決一個程式問題，即讓戰爭的決定合法化，在世界公眾面前為奧地利的行為辯護。決策者並未採納軍隊統帥的建議，直接進攻塞爾維亞，而是選擇在7月14日這天向塞爾維亞下達最後通牒———期限很短，條件苛刻至極。起草這份最後通牒花了五天時間，又過了幾天，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批准、簽字。1914年7月23日晚上六點整，最後通牒送抵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只有短短四十八小時的期限。為了不給別國插手調停的機會，奧地利人又等了十五個小時，才把最後通牒傳達給其他幾個大國。
訊息傳開，舉世譁然。最後通牒提出的要求粗暴侵犯了塞爾維亞的自主權，後者面臨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屈從，要麼戰爭。大家猜測，面對這樣的“報復行動”，俄國及其盟友不會無動於衷、坐視不管，報紙的時政評論文章也公開表達了這一觀點。不過，奧地利很多地方還是洋溢著輕鬆的情緒。刺殺事件已過去整整四個星期，維也納的決策者還是不緊不慢。報紙幾分尷尬地向公眾解釋為什麼一直沒有動靜，他們給出的解釋是，政府還在等事件的調查結果。而這種說法沒有人相信。薩拉熱窩刺殺事件就算不是塞爾維亞人一手策劃組織的，那至少也由塞爾維亞的宣傳間接造成；這是大家都看在眼裡的，還有什麼好調查的呢？更不可思議的是，像赫岑多夫和國防大臣克羅巴廷這樣一言九鼎的人物本該參與決定，卻恰恰在這個時候度假去了。
然而，維也納並非真的沒有動靜。主政者早已做出關鍵決定，而且還跟德國通了氣（令人驚訝的是，他們談了什麼外界毫不知情），他們決定先按兵不動，再靜候幾天。這麼做，背後當然也有重要原因。當時法國總統普恩加萊正在對沙俄國事訪問，奧地利的兩大政治對手坐在一起談笑風生，如果選擇在這個時候挑起戰事，從策略上講極不明智。奧地利的外交官很清楚，面對這種局面應該怎麼運用外交手腕；同時也堅決果斷，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這一點我們可以透過第薩·伊斯特萬伯爵與奧地利外交大臣貝希托爾德伯爵間的談話看得出來，他們談到了下達最後通牒的時間，以及由此而最終確定開戰的時間。
在今天的會談中，我們達成一致意見，即建議在對貝爾格萊德採取行動之前，務必先等普恩加萊先生從聖彼得堡回來。因為現在他們雙方正在聖彼得堡把酒言歡，在一片祥和氣氛中大談其兄弟之誼。而且在普恩加萊、伊茲沃利斯基［俄駐巴黎大使］及諸大公等人影響之下，這次訪問勢必會影響乃至確定兩個大國的外交立場。所以。我們得儘量避開這個節點，等到他們慶賀完了再遞交外交照會比較好。
“真可惜，”威廉皇帝在這份報告的邊上批示。他已經等不及了，但是維也納決策者的擔憂確實也有道理。於是，他們打探到普恩加萊將於何時啟程離開聖彼得堡，並由此確定遞交最後通牒的準確時間點。這可真是個精細的活兒。
那麼休假的事呢？都安排好了，這是奧地利人的一個策略，即讓其他國家都感覺很安全。這是相當精明的做法，德國人也立即效仿。相形之下，塞爾維亞人就不太精明瞭，他們的總參謀長竟也在休假，而且還在敵方國土——奧地利。
如果我們看一眼維也納和柏林主政者最後那些引發戰爭的舉措，感覺他們似乎真的考慮周全了，只是他們沒有考慮後果。他們深入探討了部隊的轉移問題，但是打贏戰爭之後該如何處置他們的死敵塞爾維亞，他們顯然沒有深究。皇家電話接線員早已接到指示，凡是涉及戰爭的長途通話一律切斷。這場戰爭將拉幾條戰線，目前尚未明朗。那是一幅奔忙的場景：有些人準備得盡善盡美，其他人全矇在鼓裡，這簡直就像諷刺某種盲目“工具理性”的漫畫：自己制定了時刻表，列車卻交給別人去開。
然而如果我們再仔細一看，就會見到另一幅畫面。翻開歷史文獻，我們相信當時絕不只是戰爭技術專家在忙碌，無論奧匈帝國的政府高官還是其軍事統帥都非常清楚，這一回並不是懲治一下挑事分子那麼簡單，更像是要挑起第三次巴爾幹戰爭。早在1913年2月，斐迪南皇儲就曾宣告：制定針對塞爾維亞的戰爭計劃乃是“瘋狂之舉”；“如果我們威脅塞爾維亞，俄國會在後面力挺塞爾維亞，那麼我們就要與俄國兵戎相見了，難道奧地利皇帝跟沙皇非得把對方拉下皇位，然後給革命讓道嗎？”
他的話頗具前瞻性，看得更清的是第薩·伊斯特萬伯爵。1914年7月8日，對塞爾維亞的戰爭已板上釘釘，而伊斯特萬諫勸皇帝說，這次進攻勢必引發一場“世界大戰”。他的理由是，俄國這次不會再像五年前奧地利兼併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那樣坐視不管了；俄國在軍事上壯大了，不會容忍其“斯拉夫人前沿陣地”遭人踐踏。也就是說，奧地利必須做好準備，迎接俄國人的反攻。而這樣一來，便會觸動整個歐洲的聯盟機制：德國攻擊俄國，法國攻打德國。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可預測的風險：首先是義大利如何行動。當然經過秘密政治協商，義大利站到了奧地利和德國的陣營，但最近它表現得更像奧地利的競爭對手。赫岑多夫對俄國的危險也瞭然於胸，他承認如果要同時在三條戰線（1915年5月他的擔憂不幸成真）作戰，這場戰爭就贏不了。不過他還是認為，眼下必須先跟塞爾維亞打一仗，打完再看。在臨近戰爭爆發之時，他寫道：“1908年到1909年那場是攤開牌打，1912年到1913年那場還是一場有勝算的牌局，現在這場則是純粹的豪賭。”
這些頭面人物上了賭桌，圍坐在輪盤邊，他們其實心裡都有數。同樣，德國軍方領導層也樂於冒險。德意志帝國的主政者一直把“腹背受敵”的威脅掛在嘴邊，那麼究竟是什麼動機讓他們如此輕率、如此自負地“促成了”敵對陣營的軍事聯合呢？這個問題一直令人費解。
教科書給出的答案是德國人早就提出的施利芬計劃；根據這套軍事戰略構想，一旦發生戰事，德國應先後擊垮東西兩翼的大敵，也就是說，在短短几天之內，軍隊當從德國北部穿越比利時地區，迅速包圍法軍，並將其一舉殲滅，然後再集中兵力對付俄國。
然而，新近的歷史研究表明，那個計劃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空想罷了。在1914年，一些狂妄自大的軍事將領確實自認為可以提前數週預見一場現代戰爭的走勢，但即便這些人也不敢說這樣一個計劃足以決定這場戰爭的結局。更何況要成功實施這個計劃還有賴於英國的反應，須寄望於英國政府袖手旁觀。而這顯然不可能。威廉皇帝許諾臣民速戰速決，但他身邊的人恐怕沒有一個會相信。可見，當時那些戰爭的鼓吹者明知不可為而強行將國家駛入災難的深淵，如今思之，令人不免浩嘆。
跟赫岑多夫一樣，德國總參謀長小毛奇多年以來一直不肯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打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恰恰這麼一個人在1914年7月28日談到山雨欲來的“世界戰爭”時，說
“這場大戰將會使幾乎整個歐洲的文明倒退幾十年”
。普魯士戰爭部長法金漢的鷹派作風有甚於小毛奇，在８月4日即德軍侵入比利時的那天說道：“即使我們在戰爭中毀滅，那也是美好的。”看來歐洲已經陷入賭徒之手。
拋開這些軍政要員對戰爭的態度不談，當
時經歷那場戰爭的普通人同後來多數歷史學家一樣，對這些要員的“雄才大略”可謂深信不疑。那些緊張不安地期盼戰爭恨不得早日降臨的人認為這些要員心裡有數，他們自有一套周詳的計劃。而對戰爭心懷憂懼的另一些人則相信，政府高層不會讓戰爭降臨，畢竟那將是一場世界大戰。
然而在戰爭之初，包括目光敏銳的卡爾·克勞斯和激進民主派弗朗茨·菲弗特在內，沒有人注意到當時甚囂塵上的輿論何其罔顧事實真相，
對“人”這一資源何其漠視，幾乎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
政客和軍官對自己的行動心裡有數，民眾卻矇在鼓裡，毫不知情。公眾意見裡沒有批判的聲音，君主更不容指摘。民眾普遍將其君主視為可靠的最高一級主審，雖然大家也知道不是所有事都是君主說了算，有時候君主也會在一些根本都沒翻閱過的檔案上簽字。
不過，總的來講，畢竟這裡還有新聞自由，觸碰體制的敏感神經完全是可能的。早在戰爭爆發一年半以前，菲弗特就曾以《脫離奧地利！》為題撰文論及德國和奧地利結成軍事聯盟對於公眾的危險性。
當然當時的日報還遠遠不具備今天“調查類新聞”的特質，它只是為讀者提供對現實圖景朦朧而扭曲的描摹。報道中充斥各種來自所謂“知情人”的道聽途說，卻未經證實。當時獨立的通訊記者網路還極為狹小，於是各大報紙經常互相引述。政府部門偶爾舉行個記者釋出會，丟擲一些瑣碎訊息，眾媒體自然一擁而上。而一旦涉及外交政策，不管是社會民主派報，還是數量上完全佔優的自由派、保守派以及天主教的報紙，大家都一樣無能為力。
同樣，在維也納，在這不幸漩渦的中心，公眾的視聽閉塞也達到了荒唐的程度（考慮到賭注之高）。交給塞爾維亞的那份不祥的最後通牒，直至到期前幾個小時公眾才透過《新自由報》獲悉。而報上連篇累牘的討論則集中在衝突的“地方化”問題，即希望歐洲其他國家不要插手。
奧地利官方的這種外交宣傳，幾乎佔據所有報紙的頭條。比如7月27日早上的《布拉格日報》，頭條新聞標題是“贊成地方化，反對世界戰爭”。在這個時間點，一切已動員就緒，報刊媒體要完全受官方審查了。
當然這種審查相當笨拙，在報紙的每個版面上都留了白，渴於瞭解真相的聰明讀者可以在這些留白中拼湊出一個真實來。更何況審查官還根本無法奪走人的記憶。至於下奧地利州士兵被本國“希滕貝格子彈、雷管及金屬製品廠”生產出來的彈藥所殺，至於奧地利“施泰爾兵工廠”的工人奔赴塞爾維亞前線，而在那裡等候他們的是竟他們自己在半年前親手生產出來的二十五萬挺機槍……這一類新聞沒有哪個政治記者敢寫，但是讀者只須把報紙翻到“經濟版塊”，也能大致看出個子醜寅卯來。
02
戰爭將這代人一拳擊倒（包括卡夫卡）
“我想再次見到心愛的布拉格”———一本捷克歌曲集的標題
對我們來說，戰爭似乎可與其他一些已經慢慢淡忘的人類空想相提並論，比如永動機、萬能藥、鍊金士師的鍊金配方、不老仙丹，等等。打仗，頂多在文明世界的邊緣，在落後的巴爾幹地區，在殖民地還有可能。而在安居樂業、徹底文明化的民族中間，戰爭不過就是烏托邦式的瞎折騰。雖然我們的先輩在1866年和1870年也曾經歷戰爭，但我們這一代是被寵溺的一代……對我輩而言，討論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爭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根基，探究印象主義繪畫等才是更為要緊之事。
如今太平時代戛然而止，現實如此殘忍地將我們這代人一拳擊倒，其狀之烈，前所未聞。
此處的“我們”所謂何人，作者馬克斯·布羅德沒有點明。但他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漠視政治的立場，而這一傾向在他的圈子裡無疑相當普遍，哪怕到了太平時代的最後幾個星期，情況依然沒有改變。雖然早在頭一年，就可以在咖啡館裡聽到質疑的聲音，說奧地利不該捲入巴爾幹戰爭。但這種質疑似乎是因為大家擔心會感染來自“外部”的某種瘟疫，至於正是“文明”的民族將暴力引向保護國和殖民地這一點，則顯得無關緊要了，就好像動物保護之類的話題鮮有人提及一樣。就連自稱和平主義者的那些人也未曾預見到，正是這種“對外”的暴力會很快調轉矛頭，對準歐洲自己的文明。在個人生活的規劃中，在有關人生前途的憧憬和幻夢中，戰爭被人完全忽略了：對參軍的人如此，對未參軍的人也是這樣，也不管是不是猶太人，對布羅德、鮑姆、韋爾弗、哈斯、魏斯、穆齊爾、沃爾夫、海勒勞的那些藝術家、《火炬》雜誌那一撥人，以及布拉格復國主義者都是這樣。同樣，事實證明卡夫卡也不例外。
經歷了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的“審判”之後，卡夫卡的內心彷彿結了一層冰，鬱鬱寡歡。但同時也彷彿從折磨人的自我懷疑中被強行甩了出去，內心反而平添幾分能量，多了些吐故納新之力，他也更加專注於自我了。帶著這些變化，他改了旅行計劃，徑直去了波羅的海之濱。下一步該怎麼辦？就在離開柏林的最後一刻，菲莉絲姐姐埃爾娜竭力安慰他，轉移話題，讓他不要多想這件事。然而他現在要的不是安慰，在轉移注意力方面他做得也不少了。現在出現了一種空虛需要填補，沒有了菲莉絲，他又是誰，這是現在亟需深思的問題。
就在此時，恩斯特·魏斯跟他的情人“哈妮”，即布勒斯克（也就是後來的演員拉埃爾·桑薩拉）也在度假，因為跟卡夫卡的旅行路徑有所重合，他們決定索性在呂貝克跟卡夫卡碰一面。聽說卡夫卡和菲莉絲之間關係破裂，魏斯恐怕不免內心竊喜：卡夫卡怎能指望自己去適應那麼中產階級化的環境呢？他怎能指望自己適應那麼一個精明能幹的女人呢？而且這個女人除了精明能幹，沒有其他什麼特別的。他以前就警告過卡夫卡，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不過他一定也察覺到卡夫卡身上散發出一種可疑的平靜氣質，最好還是不要讓他一個人待著。於是，他勸卡夫卡把格萊申多夫的房間退了，跟著他和布勒斯克一起去丹麥旅行，去法爾斯特島的瑪利利斯特海灘玩。
卡夫卡同意了，不過後來又有點後悔。雖然魏斯跟布羅德一樣有點喜歡一個人大段獨白，但他處理現實問題時表現出來的那份自信頗具感染力。他把第二部長篇小說《戰鬥》的手稿也帶過來了，卡夫卡對這部小說有所瞭解，能幫魏斯稍稍審校一下、做點文字工作倒也不錯，畢竟他自己的小說目前還沒有眉目。雖說在別人面前魏斯是個會出主意的好顧問，但其實他自己也為個人問題攪得不知所措，跟情人布勒斯克爭吵不休，已令人厭煩。此外，他選的這個地方，這個住處，周圍相當荒涼，對於素食者更是無法忍受（這家有著茅草屋頂的海灘旅館，以前是個農舍）。還沒待滿一天，卡夫卡就準備打理行囊走人了，魏斯勸了好久才總算讓他留下來。
卡夫卡現在必須做出決定，從這可怕的挫折中汲取一點力量。他已經跟家人講了他和菲莉絲關係破裂的事，不過沒有談及未來的規劃。現在父母也知道他那盤旋在腦中的想法了，以前他就明確表達過辭職的想法，連馬德里的舅舅也聽說了，還勸他不要玩火。卡夫卡的父母瞭解自己的兒子，知道他容易受人影響，嚴厲的勸誡對他總能起到一段時間的作用。但是對於殘酷後果他有多大承受力，他們向來一無所知。卡夫卡父母花了幾天時間來計算取消婚約所帶來的可怕損失，包括退掉在布拉格租好的房子，算出來的結果讓他們大為震驚。這還沒完，卡夫卡又寄來一封長長的辯護詞：
你們也知道，到目前為止，我或許還從來沒有給你們帶來什麼真正沉重的痛苦。但這次解除婚約無疑屬於這樣一種痛苦。我現在身在遠方，無法做出評判。然而我更沒有給你們帶來過真正持久的快樂，唯一的原因是我自己也無法讓自己獲得這種持久的快樂，相信我，真是這樣。事情何以至此，箇中緣由恰恰是父親你最容易理解的，雖然你無法認同我真正在追求的東西。有時你會跟我講你當初的境遇有多糟，你不覺得那是一堂培養自尊心和滿足感的好課嗎？你不覺得我過去的境遇都太優越了嗎？這樣的話其實你自己也說過。迄今為止我的生活優哉遊哉，又缺乏自主，你不覺得這樣的環境對我的天性不利嗎？雖然給我創造這個環境的人如此善良寬仁。當然肯定會有些人知道如何處處保持自立，可惜我不在此列。誠然，也有一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未失掉自己的依賴本性，我一直不遺餘力地想證明自己並不屬於這一類人。以我的年齡再做這樣的努力為時已晚？這種藉口也無法成立。我比自己的外表更年輕，缺乏自主唯一的好處就是讓人保持年輕。然而只有擺脫了依賴，才會真正年輕。
但是在辦公室，我永遠也得不到這樣的提升。在布拉格都不可能得到。這裡的一切都傾向於讓我這樣一個本性依賴的人維持現狀。一切都已現成地擺在我眼前。辦公室令我厭煩，常讓我感到難以忍受。但工作從根本上講又是輕鬆的，在這種輕鬆狀況下，我的收入超出我的所需。有什麼用呢？給誰掙的呢？在薪資的階梯上我還會繼續爬升，那又有何意義呢？這個工作並不適合我，除了工資它不能讓我自立，無法帶給我自尊，我要它幹嘛呢？……離開布拉格我能贏得一切。也就是說，我可以成為一個自立而冷靜的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因為在工作上誠實可靠從而獲得一種勃勃生氣以及持久滿足的嘉獎，這樣一個人，對你們的態度也會更好———這個收穫並非微不足道。有這樣一個兒子，他的個別行為你們也許並不讚許，但在總體上卻能滿意，因為你們得告訴自己：他做了力所能及之事。而你們現在沒有這種感受，這是事實。
我設想，我將這樣執行我的計劃：我手頭上有五千克朗，這筆錢足夠我在德國什麼地方，比如柏林或慕尼黑生活個兩年了，哪怕這期間沒有收入來源亦無妨。這兩年時間可以讓我專注於文學創作，挖掘自我，在布拉格因受困於內心的鬆懈和外界的紛擾我無法在一種明晰、充實和統一的狀態下挖掘靈感。這樣的文學創作可以讓我在兩年之後靠自己的收入過活，哪怕這份收入相當微薄，又有何妨。不管多微薄，與我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以及未來在布拉格可以預見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語。
這封信行文穩重，令人折服，對父母要求或拒絕或接納，心平氣和，收放有度，可以說是《致父親》那封著名長信的預演版。字裡行間透出深思熟慮的策略，一種“向攻擊者認同”的玩笑，讓人無法反抗。卡夫卡的父親看了肯定大為光火，這些年來，每當孩子不合他的意或者反對他，他總會以雷鳴之聲吼一句“你們日子過得太舒服了”。這句話他的兒子現在並不否定，相反還一如既往接受了父親的判決。但兒子又突然反過來顛覆了父親的說法，他的弦外之音彷彿是：我不是日子過得太舒服了嗎？所以我們才想著改變現狀。當赫爾曼·卡夫卡在兒子信中聽到他一臉認真地反問掙那麼多錢有何意義時，一定感覺像是有人在嘲諷他。
而且，兒子還用父親自己的話來為荒唐的想法辯護，更令他這個做父親的深感難堪。對於這一意外攻擊，如卡夫卡幾年以後所記錄的，父親的反應帶有家長式的作風，卻也顯得無可奈何。說他“忘恩負義、偏激、忤逆不孝、背叛、發瘋”。卡夫卡在給父母的信中散發出來的鎮靜氣質，與他幾周前到幾天前給菲莉絲和格蕾特·布洛赫的信相比，幾乎是判若兩人。不過為了獲得這種內心平靜，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平靜源自他的專注力，他現在竭盡全力讓自己心無旁騖。在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付清了最後一筆賬，他便下定決心，從此以後要遵循自己的邏輯行事，不再受任何人、任何事所左右，哪怕是“生活”的道德要求也別想干預他。卡夫卡從裡面鎖上了隔音門，可惜他選擇的時機卻又一次極不合適。
卡夫卡從丹麥寫給父母的那封信具體在哪一天寄出的，我們不得而知，可能是7月20日或者21日。就在這個時間點上，奧地利政府已經準備好了給塞爾維亞最後通牒的文字而這個通牒將帶來一場戰爭。也就在這個時間點上，那篇具有毀滅力量的皇室宣告《致我的人民》也即將擬就，一週後，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攜此文將他那矇在鼓裡的臣民推入了戰火四起的地獄。“我們已經深思熟慮、權衡充分了。”他這句名言（後來變得臭名昭著）很快貼滿大街小巷的廣告柱，而且用了十一種文字。
但是誰又曾預料到這些呢？有人認為，這要怪只能怪卡夫卡運氣太差：他決定要過自己做主的生活，而這個遲來的決定卻偏偏趕上了多事之秋，結果讓外界過於強大的歷史事件一筆勾銷了。
在這些大事件面前，所有“自主”的打算都被迫中止。阻止他離開父母領地的竟然是一場世界大戰。
戰時留給他的選項，只剩當兵上前線或者留在辦公室工作這兩個了。要跨越國境探親訪友，得填一堆申請表格；往德國打電話也不行了。他指望藉以維持生計的雜誌要麼陷入沉默，要麼加入了大合唱。他將受困於布拉格，不再只是精神上，而是在任何意義上。
卡夫卡確實時運不濟，毫無疑問。但是說他背運，果真是因為世界大戰恰巧趕在他要辭職的時候爆發了嗎？如果在1914年春天菲莉絲一口回絕了他，如果卡夫卡因此而果真在穆齊爾的支援下去了柏林並以文學為業的話，那他在戰爭爆發之後也不得不立即返回布拉格，在沒有其他關係或者上司幫他撐腰的情況下，他將不可避免地淪為奧地利軍事機器上的一顆小齒輪。
不，卡夫卡的真正不幸在於他為這個艱難決定付出的努力已經擠佔了他全部心思。當戰爭來臨，卡夫卡已無力感知、無法深思這場戰爭了。他待在丹麥的旅館裡，觀察店裡的客人，在日記裡描述這些人的孤單和熱鬧，他們的動作和眼神。他們聊了些什麼，他沒有記下來，當然他不可能漏聽談話中反覆提及的“戰爭”一詞。他不看報紙嗎？顯然他不讀報，否則他幾乎能在每個版面讀到有關戰爭威脅、股市拋售潮、民眾恐慌以及戰前宣傳等報道。在卡夫卡、魏斯和布勒斯克聊天的時候，難道從來沒有談到家鄉正面臨的局勢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當他在給父母的那封語氣從容的長信上籤下自己的名字，那封信其實已經成了一紙廢文。
7月25日至26日的那個週末，卡夫卡結束了旅行，他在柏林跟埃爾娜又見了一面，然後返回布拉格。在回程火車上，他碰到一些奧地利人，因受到軍隊召喚而被迫終止假期。那是長途火車按時刻表正常運營的最後一天，而且從次日起每個車站都會響起那首《守衛萊茵》的愛國歌曲。卡夫卡一到布拉格便陷入騷動不安的人流。街上全是人，雖然這天是星期日，很多商店卻也開著門。指揮部位於布拉格城堡山的第八軍團已經動員完畢，於是整個波希米亞萬人空巷，大家全都擁進了城。舉目四望，到處都是士兵的行李袋，灰色的軍裝，跑來跑去的軍官，告別的場景，馬刀鏗鏘作響，喊聲、歌聲不絕於耳。一位身著西裝的保險局公務員手裡提著小行李箱，面板曬得有點黝黑，望著這個場面，他目瞪口呆。
翌日報紙上說，奧地利的立場“不可更改”了。還有報道稱，在整個布拉格，左輪手槍已銷售一空。
03
戰爭的狂熱與恐懼
一戰期間的布拉格：一家食品店前排起長隊
縱觀二十世紀曆史，1914年7月底到8月初出現的那股戰爭狂熱是最令人費解的群體現象之一。社會心理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無一不曾研究過這一課題，鑽研現代史的重要學者也都探究過其中原因。然而，那驟然出現的心醉神迷，喪失理智的仇恨情緒以及必勝的信心，究竟從何而來，始終是個謎團：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好像某個衰落宗教的表現形式；雖然對它研究頗多，但距離我們依然遙遠而陌生。
經過了一層層過濾網，在一個世紀以後，我們已經很難真切地看清當時那些歷史事件。首先一層過濾網便是，我們已經知道了“事情的結果”。迄今為止，想把一個現代的大眾社會鍛造成狂熱“集體”的試驗都以屠殺和暴政而告終，每每伴隨可怕的幻滅。現在我們都清楚這一點，但在1914年8月，大家對這種社會心理學上的超級試驗還一無所知，毫無經驗可言。而集體的承諾和誘惑又非常強大，身在其中的人無論對戰爭的看法是浪漫還是現實，都很難拒絕它。
這第二層濾網則是，我們如今對發生在自己國家邊界之外的一切已經有了根本不同的認知。誠然，相對於地理和歷史意義的“近”，德國人和法國人，德國人和英國人，他們彼此之間的瞭解確實很少，跟以前相比也沒多少改觀。然而要知道在二十世紀初，絕大多數人瞭解國外的唯一途徑是報紙，常常還是藉助一些奇聞軼事或民俗民風的報道。只有極少數文化精英才有機會去巴黎或羅馬旅行，寥寥無幾的商人有機會一睹倫敦風采。學外語，也不是單純為了瞭解彼此，而是出於商業原因，方便通訊往來和談判（卡夫卡學義大利語就屬於這種情況）。另一方面旅行花費不菲，又耗時間，沒有人僅僅為了享受陽光而專程坐車去奧斯曼帝國，透過自身經歷直接瞭解國外生活的人鳳毛麟角。所以，大眾的政治和文化觀點非常依賴媒體：報紙、雜誌和電影院裡播放的“每週新聞播報”。
戰時，正是在電影院大螢幕上，一遍遍播放著“狡詐”的英國人，“殘忍”的斯拉夫人和“懦弱”的義大利人形象。沒有多少人有自己獨立的觀感，於是也就沒什麼相左的意見可以駁斥這一切了。
第三層濾網常常被我們低估，那就是我們自己其實非常依賴來自那個年代的媒體報道內容，作為文獻、證據、說明性材料，我們需要這些資訊。但在這些圖片和文字裡，我們卻看到大量歡呼雀躍的人群，滿面笑容計程車兵，矯健的身姿，天真的記者寫下的愛國主義口號。我們幾乎看不到工人在口袋裡攥緊的拳頭，而他們的政黨領袖卻束手無策；我們也看不到無數情侶、未婚妻、妻子和母親那無言的悲傷，她們被迫與自己年輕的男友、未婚夫、丈夫或兒子告別，並隱約預感到這將是一次漫長的分離，或許便是生死訣別。這種悲傷要到小城市，到鄉下，到遠離狂熱的大型群眾集會的地方，才能聽得真切。在那些地方，大家才會公開流露出悲痛之情。
如果認為整個民族都在為戰爭而狂熱，那顯然是個錯覺
，更何況奧匈帝國族群林立，各自有著截然不同的利益訴求，即使在形勢萬般緊張的時刻也不例外。真正盲目的狂熱或許只是少數情形。要知道在開戰前數天，柏林人就排著長隊買金馬克，同樣是這些人擁在布拉格老城廣場歡送士兵上前線，拿鮮花裝飾部隊的大炮，並用德語和捷克語衝著大炮高呼“萬歲”，還是這些人在第二天擁入布拉格各家銀行，把賬上所有錢都取了出來———這就是他們對所謂速勝的信心。
然而，當我們看到交戰民族陷入戰爭狂熱時，不能把這些情緒僅僅歸因為政策調整、官方宣傳和資訊審查。民眾的觀點之所以發生扭曲，主要還因為那些記者、作家和學者即所謂“資訊傳播者”對戰爭一邊倒的肯定態度。這些人的言論被散播四方，定格在各種媒體上，他們向眾人解釋為何戰爭不可避免，為何正義站在德國和奧地利一邊，為何他們必將得勝歸來，只需必要之犧牲，而戰爭終會解救眾生，帶來“道德上的新生”，它是一場偉大的“淨化運動”，將為民眾創造新的價值觀，新的自信，新的團結統一。
正是這些聲音，雷鳴一般傳入我們耳中，是這些聲音在文化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烙印，而不是那數百萬封戰地家書。留在記憶裡的是阿爾弗雷德·柯爾、理查德·德默爾和格爾哈特·豪普特曼那些可怕的戰爭詩篇；是九十三位德國學者聯名釋出的《告文明世界書》，齊聲為德國侵入比利時的軍事行動辯護；也是托馬斯·曼和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在愛國熱情的催眠下黑白不分；還有在德國各中小學傳頌的《千夫所指英格蘭》；最後還有那些報刊時事評論員組成的大合唱團，他們動輒以戰爭威脅他人，儼然把自己當成手握重權的主政者；當然還有充當步兵的記者，不斷鼓吹戰爭以及其他學者文人、專欄作家美化戰爭，為戰爭搖旗吶喊。
然而，對於搖擺於恐懼與狂熱之間的民眾，官府不僅許以戰爭，同時也許以和平，即所謂“城堡和平”（國內和平）。黨派鬥爭都將隨戰爭的到來而偃旗息鼓，這一點對大眾影響可謂深遠。“在我眼裡，不再有什麼黨派，只有德國人。”這句無數次被人引用的話，出自威廉二世之口，他在對俄國宣戰三十分鐘之後，即8月1日晚間說的這番話。這句話只包含一個烏托邦式承諾，卻喚起了大眾內心深處的集體無意識。終止黨派之爭，結束階級鬥爭，告別城市生活的冷漠化和匿名化，似乎這一切已變得觸手可及。社會民主派人士、猶太人、女人、失業者、大學生統統都會在這個烏托邦裡找到一席之地，大家各司其職，各得其所，無須再為了什麼社會認可而拼搏。而戰爭頭幾天在民眾中泛起一種手足般的情誼，那場景幾乎讓人感覺這些承諾果真已成現實。
在奧匈帝國，皇室打的是同一副牌。只不過在那裡尤為突出的，是那些浸滿仇恨情緒的民族認同，既彼此印證又相互強化。而如今，皇室希望其子民一致對外，在君主的指引下組成跨越民族之界的共同體，讓所謂的“哈布斯堡皇室認同”取代民族認同，並因同仇敵愾而重獲新生。不過他們發現很難找到合適的口號，“我的眼裡不再有民族之分”，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倘若這麼說，迎接他的恐怕不是歡呼，而是騷亂了。於是，皇室釋出的戰爭宣告措辭謹慎：“我信賴我的人民，無論發生什麼，你們都團結一致，忠貞不渝，始終不離我的御座。”大家心裡都清楚，這只是皇帝一廂情願的想法，語氣中透出他信心不足。
官方的宣傳鼓動明顯缺乏說服力，這一點報紙媒體無法掩飾，也不便修補，原因很簡單：奧匈帝國的民眾並不能像德國人那樣揪出一個人人喊打的陰險敵人來，可以如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藉助一場“偉大的完全正派乃至莊嚴的人民戰爭”一舉將其擊潰。在奧匈帝國，究竟能否說服其境內的斯拉夫裔———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克羅埃西亞人、烏克蘭人、魯塞尼亞人及波斯尼亞人向他們的塞爾維亞和俄國“斯拉夫兄弟”開戰，誰也不敢打保票。
（節選自《卡夫卡傳：關鍵歲月》，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卡夫卡傳：關鍵歲月
［德］萊納·施塔赫 著
黃雪媛 程衛平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上海貝貝特
2022-4
廣受讚譽的《卡夫卡傳》三部曲，迄今為止內容最詳實、體量最浩繁的一套卡夫卡傳記。已譯為英語、西班牙語等多國文字，斬獲萊比錫書展獎、海米託·馮·多德勒獎等獎項。《關鍵歲月》乃最先推出的首部曲，聚焦1910-1915年那決定卡夫卡一生創作與生活的關鍵年月。那些年，曾經無拘無束、易受外界影響的青年卡夫卡轉變為敬業的公務員，成長為“卡夫卡式幽默”的大師。在極短時間內，“爆發式”寫出《判決》《變形記》《失蹤者》《訴訟》等突破之作，就此鋪平那條他將一直走到底的藝術之路。此部傳記集施塔赫二十年研究之所得，有如全景電影照亮猶太人身份、布拉格社會環境、禁慾主義、戰爭、與菲莉絲之戀等每一要素與經歷在卡夫卡身上烙下的印跡。這六年，構成卡夫卡生存的中心。
施塔赫吸納諸多至今尚未釋出的最新卡氏研究成果，全書氣氛感十足，以頗富畫面感的生動敘述手法展現卡夫卡的內心與外在世界，包括大量聚焦日常生活的近景鏡頭，令讀者身臨其境，更在整體上為德語傳記學樹立了新標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