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宦官傳》開篇就有這麼一段話：“明太祖既定江左，鑑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製，不得兼內外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諸有司不得與文移往來。”

漢唐兩代，算是中國國勢非常強盛的朝代，可太監為害也很大，到了後期，已經直接干預皇帝的廢立。朱元璋以史為鑑，提出這種防範制度不可謂不嚴密，不可謂沒有針對性。但歷史給太祖高皇帝開了個殘酷的玩笑，有明一代，閹禍之亂，甚於前代，一直伴隨著皇朝覆滅。

為什麼現實與理想差距這麼大呢？也許有人說，經是好經，被後人念歪了；制度是好制度，被太祖的不肖子孫破壞了。果真如此否？細究起來，這個結局幾乎是鐵定的，沒法避免。

分析明太祖定下的規矩，似乎他已經從政治架構、政治待遇、薪水報酬等各個方面限制了太監參與政事，不給他們高級別的官銜，不讓他們兼外廷的官職，不讓他們和外官通來往，不讓他們拿很高的薪水，甚至用“預者斬”這樣的嚴刑峻法威懾太監，似乎每個細節都加以防範了。但是這種制度是理想化的制度，是一種並不建立在當時政治、經濟現實和社會規律之上的制度，不可能有長久的生命力。朱元璋在位時，憑藉自己的個人智謀與威嚴，能夠讓這種制度不走樣，但到他的子孫那樣，必定走樣。

首先我們看看，這樣的制度違背了起碼的人性。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待遇如此之低，而太監們卻是犧牲男人最寶貴的東西來伺候皇帝的，有所失必有所求，所失者多所求者也多，人家把男人的那東西都割掉了，就奔著月米一石的待遇去，顯然太不符合人情了吧。再說呢，太監作為皇帝朝夕相處的奴才，他們比誰都更能接近最高權力，僅僅靠嚇唬人的祖制很難阻擋權力的誘惑。就如一個工資微薄的保安，讓他看守一座金山，他能沒有想法嗎？

再者明太祖廢除了宰相，朝廷大事都由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看起來是乾綱獨斷，可他哪能保證後代繼位者都像他那樣為了大明江山宵衣旰食，就像好不容易買來良田千頃的土財主，非常勤儉節約但不能保證身後不出敗家子。廢除宰相，大權收回來，可一個人當家作主保管一大份家業，那麼奉承巴結他的貼身奴僕，一定會想辦法分肥，太監就是這樣蠶食了一部分皇權。如果在廢相之前，帝國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分置的，家族公司的董事長靠血統繼承，而總經理是職業經理人，憑能力選拔，如此混蛋董事長的私人秘書要想控制公司不那麼容易，總經理和各部門經理比較容易防範董事長私人秘書。可大明是董事長和總經理合二為一，這皇帝一昏庸，私人秘書上下其手干預政事就太容易了。

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漳那樣對太監那樣嚴酷，肯定會讓太監怨聲載道，合計起來對付皇帝，甚至還會危及皇帝的安全。一個當家的和私人秘書的關係都搞僵了，他還能唾好覺嗎？朱元璋是開國皇帝，他能採取這種非正常方式控制太監，後代哪有這種能力？決心當一個好皇帝的建文帝，“御內臣甚嚴，詔出稍不法，許有司械聞”。這完全是按照皇帝爺爺的既定方針辦，建文帝算是孝順的孫子。可時勢異也，他沒有爺爺的威望、能力和經驗，還堅持祖制肯定會碰釘子。

果然，他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後，宮內的太監痛恨建文帝太嚴厲，身在曹營心在漢，紛紛和朱棣暗通款曲，為叛軍通風報信。朱棣得了裡位後，對太監的態度馬上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例如鄭和可以帶兵出使。對朱按來說，自己皇位的鞏固是最大的利益，他必須利用內臣來控制那些人心隔肚皮的外臣，用內臣總覺得比用外臣放心。

在個人利益面前，祖制肯定會被拋棄 他的手腕和父親一樣厲害，尚能控制被重用的太監，可規矩一旦破壞，前有車後有轍，後面的皇帝再像他那樣重用太監，負面效益就會越來越顯露出來，再想定回頭路，恢復祖制，會寸步難行。就如崇禎帝剪除魏忠賢后，也曾嚴格限制太監干政，但終於挺不住最終回到前代皇帝的老路上。因為此時，太監於政已經成了承襲兩百年的不成文法，皇帝也沒有力量去對抗。

由此可見，一項制度的優劣不在乎紙面上多麼合理、多麼先進、多麼嚴密，而是在乎現實的大環境、整個宏觀制度是否能支撐這項制度健康執行。